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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海归时代-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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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前(%)留学时(%)归国后(%)    
    国家前途40。549。746。8    
    个人未来38。230。328。8    
    家庭生活10。47。2 11。8    
    个人收入34。6 4    
    其他3。7 4 4。4    
    无回答 4。2 4。2 4。2    
    在“最关心的事情”上,首选国家前途命运的占第一位,而且,出国前占40。5%,留学时上升了9。2个百分点,回国后尽管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仍比出国前高6。1个百分点。留学生身处海外,反而亲身体会到了自己的尊严、命运和祖国息息相关,关心祖国的程度上升了,而且这种关心在回国后仍有相当保留。关心个人前程事业与生活改善的分别为第一、第三位。    
    对于金钱和竞争这两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调查显示,大多数留学生还是比较现代的。无论是出国前也好,留学时也好,还是归国创业后也好,80%左右的留学生认为金钱重要。对于工作上的问题,2/3的留学生表示会积极竞争,更有意思的是,表示会全力争取自己喜欢的工作的留学生的人数,回国后的比例比出国前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可见留学生涯增强了留学人员的竞争意识。    
    《神州学人》这篇文章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家长抱着满腔的等待热衷于把他们的子女送出国外,这种望子成龙的追求足令每个人为之感动,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留学生低龄化”现象,出现了每年40亿美元因出国留学而流向他国。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层次的社会、家庭等原因,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的,从个人角度而言,留学是使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总之,从留学生的留学动机到他们留学归国后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来看,出国留学的确是为中国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尤其是奇缺专业人才的一条捷径。这是毫无疑问的。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北美成中国海外留学人才聚居地

    了解和掌握海外留学人员状况和分布是很重要的,这对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根据到200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70万人,而回国人数为17万多人,即粗略估计在海外的现有留学人员53多万人,这些留学人员包括部分公费和大批自费出国的研究生,访问学者,甚至本科生以及已经在国外就职的人员。我估计其中约有30多万人在北美。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增加。最近这些年去欧洲留学的年轻人大量增加,使这个数字增长较快。由于在欧洲不像在北美那样容易呆下来,所以聚集在北美的留学人才比较多。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海外留学人员的人才梯次

    思考一下这几十万人,不得不说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也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人才。国内也有专家对海外人才的分布有较详尽的研究,如中科院人事与继续教育局赵汐潮曾将这些海外留学人员分为三类人才。    
    尖子人才≦10000人,2/3在北美    
    第一类是尖子人才。尖子人才应为在专业和学术上有所建树或掌握关键技术并有所创新,有较高学术知名度,能带领一支团队,有较大社会影响者。这批人包括:在国外较高水平大学被聘为副教授以上职务者(带有Tenure);在国外科研单位取得主任研究员(PI)以上职位者;在国外大公司企业任部门经理以上职务;获得了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或在有影响的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文或者获得了重要奖励;在国外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任一定职务者。    
    赵汐潮估计目前仍在外的留学人员,符合上述范围内的在1000人左右。我认为实际数字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这些人才主要是以呆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为主的话,这数目应该是接近万人。目前,仅美国一个国家就有大学近千所,如果再加上加拿大、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的大学及科研机构,总数应在2000所大学以上。此外,世界500强公司都有很强的研发机构,里面也聚集了不少一流的研发人才,其中相当数量也是华人。由此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三千家大学、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中,如果平均一家大学或研究机构有三到四位华人达到终身教授级水平,总数就应接近万人,其中2/3应是在北美。    
    这些人都是是经历了在外的艰苦奋斗而获得目前的地位。他们能走到这一步,往往要付出比所在国人更为艰辛的努力。这些人年龄一般在30至50岁,在国外有着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家庭,一般都购置了房产,处于国外中产阶级。在科学研究领域,他们大都带领一个课题组,有较为充足的科研经费,带有几个至十几个研究生和助手,不少人在学校和研究单位逐步走向管理层。但是无论家庭原因还是事业原因,这些人很难下定决心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位置,举家回国。在家庭方面,配偶一般在国外也有工作,孩子正在上中学或者大学,孩子的学费,房子、车子的分期付款都需要夫妇稳定的收入来缴纳。在事业上,一个富有朝气的和居于国际前沿的课题研究组是他们多年的追求。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课题和学术地位意味着承担很大学术上的风险。再加上国外的学术氛围要好于国内,如果回国一下子融入国内的科学研究怕难以适应。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愿意将自己的所学和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贡献给祖国的建设,这种深厚的爱国情结使得他们频繁地回国交流和合作。    
    优秀人才≈50000人,多居美欧日澳    
    再一类是优秀人才。这部分人才和尖子人才似乎没有严格的界限,之所以单列出来,是因为他们在国外尚未取得永久性职位,处于向永久性职位发展(TenureTrack)阶段。因为其独特性,所以将其与尖子人才区分开来。这部分人包括:在国外较高水平大学被聘任为助教授(或相当)以上职务者;在科研单位获得高级(Senior)以上职务者;在公司企业中任高级职务者;在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任一定职务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一部分已获得博士学位仍在做博士后研究的,成果出色,产出颇丰者。    
    赵认为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员,在国外约有5000余人。我想实际上的数字还要更大,应该接近5万人。同上面我的分析一样,国内在开发以后20多年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学生出国,而且在除了近几年外,以前出去留学的大部分都是读研究生。根据美国官方的国际教育研究所2001年度报告,仅2000至2001学年度中国大陆在美仍就读的留学生就达59939人,占所有留美学生人数的10。9%,连续三年第一。台湾留学生在读的有28566人,在美排名第5。香港在读留学生人数达7627人,排名第15。由此可见,仅中港台三地在美就读的留学生就接近10万人,这还不包括已经毕业在学校任教和在研究机构做研发的,这也不包括在加拿大、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这类人才统计。这些人才如果按多年累计起来算,应该有5万人。    
    这些人正处于事业的关键阶段,为站稳脚跟,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自己的事业发展。如美国众多大学中的助理教授(AssistantProfessor),他们自当助教授起,就进入了永久职位获取(TenureTrack)阶段,一般要经过6至8年才能经过考核获得永久职位(Tenure)。这其中,要从3方面考核,即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为获得永久职位,就要不停地去征经费、招研究生、做研究、出论文,同时还要承担大量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所以有人说这个阶段也是最出成果的阶段,不无道理。当然,私立大学不尽相同,有的更严酷,要到正教授才能获得永久职位。欧洲和日本以及澳洲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点,就是获得永久职位很难。在公司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各种组织中的这一批人,同样得艰苦奋斗,以期得到稳定的工作,早日提升。这样一批人形成了国外大学、科研机构、公司企业的有生力量。同样,自处于这一阶段的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购买房产,购买新车,家庭和事业有着和尖子人才相同的处境。但是有一点不同,即这个阶段的人必须在事业上保持不停地艰苦奋斗,这样既可以选择在国外也可以选择在国内发展,加上部分人员的孩子还在小学读书,带回国内仍有机会赶上国内的教育,特别是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些人中的部分人员选择了回国创业之路。如中科院“百人”计划招聘人员中不少就是处于这个阶段;也有不少人回到国内著名高校;北京、上海的留学生园区中也能见到他们创业的踪影。    
    特殊人才≥20万人,分布世界各地    
    还有一类是特殊人才。谈到特殊人才,我们可以做个粗泛的范围界定,即是目前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这批人才可以不完全是以学术地位和职位划分,更多地强调“需要”。这些人可以是专家、教授,也可以是访问学者、在读研究生,可以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是某项实用技术掌握者,而更主要的我认为这是一大批在海外的工商管理,金融法律和经营型的人才。在海外,这批人才应该是占到了海外留学人才的多数,可能是正在海外诸多公司和企业中正在工作,或在海外创业这批人我认为仍在海外50多万人中应该不少于20万人。此外还应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国内出国的技术移民,人数也应在数万人之多,如在加拿大等地。    
    特殊人才和纯科学人才不同,科学人才的衡量标准是国际性的,科学人才是重研究的,有一些硬性的学术标准和行业指标。而特殊人才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是各行各业所需要的,特别是在中国现阶段,这类人才奇缺,社会发展需要,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企业需要。在中国进入WTO以后,市场化进度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着急需懂得国际金融、国际法律、管理、市场等等人才。而自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出国留学人员中,这方面的留学生就很少。而近些年来,出国学习工商管理和金融法律的人才越来越多,不少人学完之后,还在国外工作一些时间,获取一定的经验。这些人是需要我们大力引进的。我认为那种中国目前只需要引进高精尖的高科技人才,而不太重视中高级的国际经营和管理人才引进的思路是不完全的。实际上,我们的基础科研再好,如果没有人会去组织实施和运用,并将其转化到市场之中,也是发展不好的。中国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教训。    
    我们应当更多地研究海外人才的分布和储备,更好地创造有利条件以吸引他们回国。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来之不易的“来去自由”

    科教兴国,人才为本。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国家领导集体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新时期十二字出国留学工作方针,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深得全国留学工作界特别是广大留学人员的拥护和欢迎。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是希冀他们学成归来,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情况亦然。特别是改革开放26年来,出国留学人数创中国近代留学史之最,其目的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有成千上万的神州学子源源不断的学成归来,共同把祖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留学工作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又素有中国当代政治晴雨表之称。毋庸讳言,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不少出国留学人员滞留不归反映比较强烈。不少留学人员自己也说,既然出国深造是国家出钱,理应学成归来,并称这叫“公派意识”。当此之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同志亲切地接见了留学回国人员,他说:“派遣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变”。在另一次中央会议上,江总书记更明确指出,对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滞留不归或晚归的留学人员,要采取通情达理、不伤感情、耐心争取的方针。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政府提出国家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这一方针立即受到了海内外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有的留学生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留学生政策变得更加成熟,管理也更加规范。    
    分析起来,国家对留学人员实行来去自由方针的依据大概有以下3条:    
    首先,政府一系列政策表明,国家相信绝大多数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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