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时代-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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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试验使我们的共和国真正拥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国地位，使中华民族受益半个世纪，乃至又一个百年。“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更离不开一大批当年留学归国学子隐姓埋名的默默奉献。两弹之父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等，他们都是世家子弟，有着舒适、优越的生活环境，且大多在欧美受到一流的高等教育和学术训练，如果留在海外，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他们却摘下刚获得的博士方帽，义无反顾地踏上归国之旅。他们为中国的振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捍卫学术真理与尊严的马寅初
当然，建国后留学人员也有不少遭到不幸的例子。如建国后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人口问题却遭到迫害的原北大校长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马寅初。
1957年春，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６亿，如果按净增率千分之二十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他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但马寅初料想不到的是他的人口论被认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将他连同他的《新人口论》打入了冷宫。但一身傲骨、坚毅执著年近八旬的马老先生不想投降，也根本不可能退却。当然，厄运也就随之而来，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开展起来。
“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这是胡耀邦对此发出的感叹。1979年，当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马寅初这种忧国忧民的心境，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经济学家的敏锐，来源于他渊博的经济学知识。1907年马寅初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他于1916年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时任经济系教授，后一直关注和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中国这种以社稷为重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各代留学生的人生观。为建立现代科技体系，传授先进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而学习和工作，成为历代留学生不约而同的奋斗目标。
事实证明：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几代留学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默默奉献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等诸多领域。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崇尚民主科学；他们拥护改革开放，努力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这些都充分表明，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服务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个正确方向依然应当为广大留学生所遵循。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留学大潮再起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代伟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个人权威所发动的破釜沉舟之举，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绵延百年的现代化进程的恢复与继续。历史是如此的惊人相似，留学生再次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其特有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与历史上四代留学生相比，第五代留学生无论是留学人数、留学国别、留学专业、留学形势乃至留学动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留学大潮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给中国国内带来的变化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4个阶段——70万人——4个热点国家——从公费到自费，是对新时期留学比较贴切的形容与分析。从有关新时期留学生最新动向的调查看，提高专业素养已成为最主要的留学诉求，而“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对国外社会的了解”被大多数留学生认为是留学后最有收获的三大能力。
▲从地域分布看，北美已成中国海外留学人才聚居地；从海外留学人员的人才梯次看，目前，尖子人才≦1000人，2/3在美国；优秀人才≈5000人，美欧日澳；特殊人才≥2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国人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自费留学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出国留学也已从以往比较单纯的文化势差造成的本能冲动，衍变为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教育国际化的一种因果效应，甚至是国际国内资本参与下的产业化运作，这种变化对留学大潮所带来的影响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来去自由”方针的提出，标志着国家留学生政策的一次巨大飞跃，它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留学工作中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打开中国巨大的海外人才宝藏的金钥匙。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年动乱，从1963～1972近10年间中国几乎完全中断向外派遣留学生。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WNSCO）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益的决议。从1972年9月开始，中国大陆恢复了因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这一年，中国分别向法国和英国派出了20名学习法语和16名学习英语的留学生，以及数名到日本学习日语的留学生。像后来担当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的龙永图就是其中的幸运儿。
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以后，向外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尽快缩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位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又在前苏联学习过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出了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
1978年3月，中国政府选拨了23名“尖子”，于同年五六月间将他们派往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学习。这一年底，又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赶在中美建交之前前往美国。从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在文革之后推动与设计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始自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延续。从洋务运动发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历尽艰难曲折，但却始终如黄河入海，生生不息。而留学生大潮实际上充当了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其潮起潮落始终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坎坎坷坷。新时期留学大潮的兴起，既源自伟人顺应时代潮流而做出的英明之举，也是现代化进程重新走向正轨的必然要求。事实证明，新时期留学生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留学报国的优良传统，更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留学生给中国带来了更加理性与开放的心态，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文明的脚步，正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清华谈话，邓小平一言九鼎
1978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起步。
据前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李琦先生回忆中国当时向美国谈判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情形，邓小平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华谈话，邓小平一言九鼎
1978年初，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还受到左的束缚。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战线，因为得到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已经打破徘徊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加快了整顿步伐。
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主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作了著名的扩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他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当时有幸聆听小平同志这段著名讲话的有方毅、蒋南翔、刘西尧、刘达等。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重谈留美，周培源美国谈判艰苦
由于中美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赴美谈判代表团便以民间面貌出现。团长是周培源先生，对外只用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名义。顾问由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担任，用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代表团于当年78年10月11日抵达华盛顿，从12日起正式谈判。美方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为首，成员有国际交流署署长和白宫、国务院、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人员组成。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参加了首次会谈并致欢迎词。中方打算经过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争取把中方留学生进人学习的单位、专业、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
二战时，周培源先生曾留学加州，此次赴美，可谓旧地重游。但由于预料谈判不会一帆风顺，周老没有一般人旧地重游时的轻松心情。
周培源在首次谈判时，作了基调发言。他说：“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是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学生。1978～1979年派遣的总数500名。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幅增长。”
一场艰苦的谈判开始了，双方意见不同，甚至有较大距离。由于谈判一度出现僵持局面，最后双方达成口头谅解。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上海公报发表后中国派出的第一个谈判代表团，当时中美还没有建交，各种形势错综复杂。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双方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在这个口头谅解中，明确了“在1978～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还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在口头谅解中还特别明确了“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等。
邓小平率团1979年初访问美国，并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1978年中国同美方谈判的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了史册。就这样，中国文革后第一批派赴美国的52名访问学者在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的79年12月26日终于启程了。今天，中美两国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渠道之多，数量规模之大，影响作用之深，都是二十几年前不可想象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出国留学日益发展成为巨大的洪流。抚今追昔，人们永远怀念曾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伟人邓小平。
改革开放后的百万中国留学大军深谋远虑，留学生充当开放先锋
今天，重温邓小平同志在２6年前关于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讲话，反映了和凝聚了他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
首先，邓小平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英明决策源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邓小平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