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时代-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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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地说自己是“在上海生活，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中间也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国际间旅行公务。我觉得这可能是近10年来一个越来越普通的现象。近年来，随着留学海外的人增多，具有国际身份的海归也越来越多。加航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Cathy对我说，现在他们从中国飞加拿大的飞机从原来每天一班，增加到每天飞两班，天天爆满，可见人员流动之频繁。
目前，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也是顺应人才流动，跟着机会走的规律。尽管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是“绿卡族”，但由于观念、行为、信息、文化上的“两栖人”或“国际人”的大量涌现，中国商界的气象已为之一新。
现在，大批海归在国内、国外两个空间里飞行着，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在两种文化间游走，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有人说他们象蝙蝠，非兽非鸟，但正是这种新人才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风景，展示了另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一种中西合壁的、国际化的状态。他们是手拎公文包，肩挎笔记本电脑，飞越在大洋上空的新太空人，也可以说是21世纪的新游牧族。他们是中外双方互相开放的先锋窗口。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过着一种飘忽的生活，不停地从世界的这一端飘到另一端，就像大雁飞去又飞回，但有时坐在飞机上，我会突然有一种感觉：海归们在东西方飞行的航线，也许就是他们事业的航线，他们人虽然在天空中飘荡，但他们的事业却脚踏实地。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海归与“空降部队”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海外的老一辈华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将中国经济溶入国际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由海外华商或通过华商引入到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时至今日，新一代的华商正在大量涌现，特别是出生于中国本土的海归，已经活跃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方方面面。如今，不论是在北京或是上海，无论是在深圳或是大连，海归作为一个商务阶层正在悄然兴起，中国已出现一大批通晓国际文化的职业经理人。
不仅是在中国的外企需要这样的海归，中国许许多多的国内企业都需要与国际接轨，都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人才。中国有一大批如联想、海尔、方正、长虹、海信、TCL等已经比较国际化的企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将会再上规模。要换血，要与国际接轨，企业需要一大批熟悉本地和国际市场、有实战经验和先进经营管理思想的专业经理人。在台湾，人们把这群人比作“空降部队”。9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子工业的崛起得益于一大批有国际大公司经验和世界眼光的本地人。他们曾留学国外，并在硅谷创业，或者加入过IBM、Intel等国际大公司，然后带着生意、资金、技术、本领，横跨大洋回到台湾。如曾做到IBM全球副总裁的刘英武，1989年回台湾为宏基电脑带入全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并带出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使宏基公司迈入了国际化公司的行列，为宏基跻身世界PC前10强奠定了基础。
不仅是在台湾、香港，在中国本土这种趋势也开始显现。如原惠普中国副总裁李汉生到方正电子公司任总裁，微软（中国）总经理吴士宏到TCL任副总裁，还有纳斯达克上市的亚信公司原总裁田溯宁去中国网通公司做总裁，原在美国贝尔试验室工作过的吴鹰出来创办了UT斯达康，并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原任微软中国CEO唐骏空降盛大，助盛大成功登陆Nasdaq，等等。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红装商领”
除了职业经理人和创业者之外，更有众多的海归人才活跃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财务、金融、保险、管理、咨询、公关、媒体、网络等领域，也包括服务业、第三产业这些中国以前十分落后的产业。
有“红装商领”之称的南加华美集团总裁王新红，也在扮演东西方桥梁的角色。１９８９年初，她先生来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她以赴美陪读名义来美。王新红在美国迈出的第一步是白天打工，晚上去成人学校学英文，初来时她连普通对话都听不懂，经过刻苦学习，终于过了语言关。她在华人开的船务公司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来去了另一家货运公司做管理，从进口部负责人做到办公室经理，老板外出时，可以很放心将整个公司交给她管理。
王新红真正发现自己的潜质，是在进入一家颇具规模的美国报关行做事后，她勤于学习、刻苦钻研，语言障碍既除，又有精深的业务基础和管理能力，对深奥难懂的美国海关法规和反倾销产品了若指掌。几年工作下来，她惊奇发现自己可以像串珠式地把各个不同部分的环节连接起来，并加以融会贯通。对内外各部门的运作和协调，包括空运公司、海运公司和报关公司等复杂业务，也能得心应手驾驭自如。她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发生质的变化。
华美报关的客户，从刚开始的三十多家，很快猛增到数百家，公司规模不断扩展，将原先专精的报关业务，迅速扩展为包括国际运输、仓储在内的全方位一条龙服务。现在每年营业额都有长足发展。且形成集华美报关（East…WestAssociatesInc。）、华美国际物流（East…WestLogisticsInc。）及华美保税仓储（East…WestCFSInc。）为一体的华美集团，成为南加州最大的报关行之一。王新红说她实现的是西方管理观念与东方人文精神结合的管理之道。
她认为，中国大陆加入ＷＴＯ后，对华商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为此，自1999年开始，她多次前往上海等地，在那里增布了十多个点，准备成为开拓大陆市场的急先锋，实现在中、美牵线搭桥的愿望。
正是这些看似细节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中国科协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主任张建生博士曾指出，留学生使中西两种文明在思维方式上发生强烈碰撞。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打造硅谷台湾上海金三角
站在私人高尔夫俱乐部的发球场上，47岁的戴先生眺望着一片与天接壤的广阔草原感慨万千，在硅谷从事了20年的芯片设计业之后，他终于也要把根植回到土生土长的中国上海了。
国内半岛体工业的迅猛发展吸引着众多像戴先生这样的顶尖设计师人才回国发展。作为技术出身的企业家之一，他经常出入上海的高尔夫球场和高级饭店，签订合约和梦想着将这座城市变成亚洲顶级的技术中心。这些企业家为帮助中国的半岛体工业从简单的低端加工厂发展为核心技术的发源地带来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在过去，设计芯片的公司几乎都从美国和台湾照本宣科”，戴先生说，“现在国内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探索，而它的未来将充满希望。”他仍然和硅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每隔几个月就要飞赴大洋彼岸到他在圣克拉拉的办公室或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他在该校计算机工程系任教授一职。他还曾在硅谷参与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但随后被圣约瑟的CadenceDesign公司以一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戴先生用其中的部分收益建立了VeriSilicon——他在上海的新公司，专门为中国的大芯片商提供设计方案。在公司办公大楼前面的人工池周围，耸立着八座金属雕像，用以启发设计师员工的灵感。戴先生解释说，芯片设计是一种“艺术”，“它要求设计者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四年前，国内只有不到100家专门从事芯片设计的企业，现在已经超过了400家。——其中有四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为中国以及全球的电子产品公司设计芯片。国内的芯片业也正积极的往硅谷寻求资金，设计工艺，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同时又从台湾学习生产技能，市场操作和营销策略。“我们打算在硅谷，上海和台湾之间建立起一个金三角”，浦东区政府副区长戴海波满怀信心的说。浦东也正是众多芯片设计公司云集之地，吸引了大批海归人才加盟。
Spreadtrum，另一家也有着很强硅谷纽带的芯片设计公司则瞄准了中国新兴的手机市场。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陈大同，也是于去年回国成为海归的一分子。他带来了在美国高科技公司——包括国家半导体和OmniVision在内——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国许多新一代的芯片设计商和企业家都是能畅行于硅谷，台湾和上海三地的华裔人士。“祖国就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对祖国有所贡献”，陈先生表示说，至于芯片设计业，则还“刚刚是个起步”。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双向回馈”的作用
《世界周刊》曾介绍了加州克莱蒙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汤本，他原来也是中国留学生，获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硕士学位。他针对“海归派”现象评论说，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和返回中国工作，他们的努力和成就，将证实这一代中国留美学者的个人发展，对美中产生“双向回馈”的作用。而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最重要的是事业本身。
汤本认为，中国留学生既学习美国，也建设中国，意义深远。他不认为现在美国已出现大批大陆留学生回国热潮，回国定居者，仍是各国留学生中比例最小的。但长期（一年以上）和短期回国工作（一年以下）者，则成了一些在美大陆优秀学人的热门话题。也有人“一脚踏两船”，穿梭中美两地，既当“海根”，也是“海归”。
目前在回国工作的公费、自费留学生中，不少已在高科技、交通、金融、教育和科技部门，担任部级、副部级、正局级领导以及重点大学校长等。而在美国，几乎各行业，都有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在主流社会位居要职。较为人知的是科技界、金融界、商、学界。鲜为人知的是在政策研究界、国防部和军方的优秀人才，如在美国海军大学、美国西点军校等，不少人已是上校军衔，他们是80年代初、中期来美的大陆留学生。
汤本认为，随着中国全面开放，海外学人回馈母国的可能性，将从经济、科技层面转向人文、政治及军事等领域，并以他们的创造性和血浓于水的天然联系，以及双向的文化背景和反思能力，架起联结２１世纪美中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军事乃至世界战略全面合作的桥梁，迎接个人事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