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外交部发言人揭密-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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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已经说过，每次这种突发事件发生时，我们都看到外国媒体的记者提前赶到现场并在最短时间内播放出来。
问：据说颇有影响的Google搜索引擎最近被关闭，请证实并评论。
答：我不太了解你所说的情况，我建议你向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有消息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已增至约五千万，增长速度是世界之最。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都认为因特网上很显然有一些有害的东西，这些信息不应该畅通无阻。探索对因特网以一种比较合适的方式进行管理，是各国达成的共识，也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问：中方认为造成闯馆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中国在过去几个月来的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
答：首先我想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我们今天一直没有谈所谓的“朝鲜人”的问题。因为我今天的几次表态中都很清楚地说明，关于近几天发生的事件，我看到了外国媒体的电视画面，也看到了有关报道，我正在和有关部门进行核实，目前还没有得到他们对有关人员的核实结果。在警方得出结论前，我们现在不能断言他们是朝鲜人。第二，如果你讲的是过去发生的问题，并且经过确认确实是一些朝鲜人，我们曾多次介绍过中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第一，他们是非法进入了中国，在中国谋生。中国人民是乐善好施的人民，尽管自己并不富裕，还是为他们提供了食品、工作和生活。他们本身是非法入境者，本来就已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再去做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包括冲闯外国驻华使领馆。第二，中方对此类事的处理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也是非常宽厚的。在我们找到的非法入境者中，有的人已在中朝之间来往了12次。这很说明问题。
问：中方遣返朝鲜人时，是否要求朝鲜保证这些朝鲜人回国后将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答：中国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宽大的。有的非法入境者已在中朝之间往返了12次之多。我们一直是根据国际法、国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来处理有关问题的。但同时我还想再次说明，中国人民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向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食宿、工作。但某些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所谓的人权组织利用各种借口，唆使他们做违法的事情，公然挑衅中国的法律、法规，冲闯外国驻华机构。他们的做法损害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安定，也干扰了驻华使领馆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
问：布什政府最近正在考虑打击伊拉克，中方对此持何立场？
答：不久前，伊拉克外长萨布里先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钱其琛副总理和唐家璇外长先后会见和会谈。钱副总理在会见萨布里时特别强调：现在伊拉克问题又有升温趋势，中方对此十分关切和忧虑。中方一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伊拉克问题，中方不赞成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同时也希望伊拉克全面严格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进一步作出努力，继续保持与联合国的合作，避免伊拉克问题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继续为推动伊拉克问题早日得到公正、合理解决作出不懈努力。
问：如果美国决定通过联合国授权攻打伊拉克，中方是否将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以阻挠美国的提议通过？
答：这个问题是你的假设，我想还是重申一下中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伊拉克问题的核心就是全面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一方面伊拉克要与联合国恢复合作，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伊拉克在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方面的关切也应得到切实尊重，各方都应设法推动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从政治和外交角度加以解决。
问：上周末，即8月31日和9月1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太平洋局的田中局长在北京与朝鲜进行了磋商，唐家璇外长会见了田中一行，日方通报了有关情况。请问中日双方的会谈情况如何？另外，8月中俄东段唯一尚未了结的边界领土问题是黑瞎子岛问题，俄方在边界建造了一座浮桥，中方是否向俄方提出了交涉？目前状况如何？
答：关于日本外务省官员到北京和朝鲜方面就改善双边关系举行会谈，我们乐观其成。中方一直希望半岛局势不断取得缓和。最近小泉首相宣布访朝后，我们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无论是日本和朝鲜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我们希望通过小泉这次访问，日朝双方能够加强沟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善关系，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向缓和方向发展。关于你谈到他与中国外交部官员会晤的内容，我愿意帮你了解一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俄有漫长的边境线，目前绝大部分边境问题均已解决。特别是去年中俄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非常迅速，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深化，两国领导人在各个领域保持密切磋商和交换意见。双方都表示要通过友好协商，尽快解决遗留问题。
问：感谢你耐心回答了今天这么多尖锐的问题。中国好像反感外国媒体的批评性意见？
答：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也注意到经过假期的休整，大家都精力充沛地提出各类问题。中方并不反对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称是完美的，中国也不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艰巨的发展的任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经过20多年发展，经济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人均和总体水平仍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同时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地域上的差别。不知道你是否出席了今年朱总理在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回答一位外国记者什么是他最头疼的问题时，他非常沉痛地说，他终日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中国不反对有关我们的负面报道，从一些负面报道中也可以更好地发现我们的问题。但是，作为新闻司的官员，我希望大家报道中国时，能更全面，更多角度、多层次一些，比如说昨天发生了你们说的某一特殊事件，这种事件是不是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以内发生的最大事件呢？当然不是。比如说，洞庭湖这次最大的水灾，当地人民克服了巨大困难，北京的四环、三环、二环路一天天变得更通畅等等。我们希望在座各位能全面介绍各个方面的情况。二个月前在为50名新记者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我曾讲过，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60多亿人口，中国每年入境人数约8900万人，只占60亿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应该说主要渠道之一还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从外交部新闻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大家各种采访报道提供方便，同时我们也希望记者能以更客观的眼光，更深入的角度来报道中国的情况。我的回答可能长了一点，但这是我一直想跟记者朋友说的话。
谢谢。
第六章 关于新闻发布制度为什么要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
目前，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
一、满足公众的知情要求，以获得公众的支持。近些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国内公众对内政、外交的知情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建立和完善发言人制度，向公众及时通报有关重要信息，让公众及时了解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最大程度地争取国内民众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和理解。
二、引导舆论走向。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舆论引导工作越来越有必要，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或其它部门都不能再忽视这一问题。江泽民主席曾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建立和完善发言人制度，及时主动发布新闻、提供信息，能够做到把握先机，争取主动，引导舆论的作用。非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非典前期，由于处理不当，对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都造成很大损害。不仅对国家如此，对企业也不例外。一则虚假报道就可能会毁掉一个企业。据报道，2003年一则“国有股减持”的不实炒作，就使国内股市缩水300多亿人民币。
三、树立中国政府良好形象。通过发言人及时、准确地公布各类信息，宣传和阐述我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观点立场，让国内外公众及时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重要政策以及发生的重要事件等，不仅有利于掌握舆论导向，而且还有利于树立公开、高效、务实和负责任的政府形象，树立开明、开放、和平、友好、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四、改变国际舆论被动局面。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逐渐上升。但我国的国际舆论处境却与我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核武器，所以在政治、军事上与西方大国是平等的。在经济和贸易上，中国市场巨大，中国与西方大国是互惠的，也是平等的。但在舆论上，中国却明显处于挨打的地位。世界上能够在舆论界起主导作用的通讯社、电视、报刊都控制在西方大国手上，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仍很弱小。西方媒体上每天都充斥着大量有损中国形象的报道。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机制可增加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舆论走向，减少不利报道。
第六章 关于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布制度的起源
发言人制度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初的美国。19世纪30年代，美国报纸开始出现，从此有了记者这一职业。美国政府为了应付对新闻总是具有无限兴趣的新闻记者，开始设立总统新闻发言人。据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发明发言人的人。但此时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作为总统的私人助理出现，不是政府工作人员。20世纪初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才正式确立了总统新闻发言人制度。
西方国家普遍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是二战后的事。二战后，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联。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后，各国政府纷纷效仿美，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设立发言人。
据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4万名发言人左右。总统、副总统有发言人、州长、市长也有自己的发言人，各部门也不例外，如国务院发言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等。稍有规模的企业都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小企业，也设兼职新闻发言人。
我国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周总理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舆论支持。解放后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也曾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
1980年；我国政府又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由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
同年，发生“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外一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同志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发言人形式举行新闻发布会。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中这样描述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也逐渐走上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