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租-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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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就住进来了，一来就让我签一份协议：
1。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我的房间；2。不得与我争用客厅电视；3。持绅士风度，不准影响我休息。
我很爽快地签字，然后让她也签我订的协议：
1。家务方面女方承包；2。不准带男性回家；3。不准很晚回家。
她很快签了字，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生活。
乔可今年大学毕业，22岁，在一家服装公司上班，至今单身一人，没有恋爱“前科”。于是我兴奋地锁定目标，重点进攻。有了目标的生活很简单。我舍弃了以前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准时接送她上下班；买一堆零食陪她看电视。她做饭、打扫房间、洗衣服。她常带回一帮朋友开Party。她是服装设计师，带回的多是模特，我也叫上一堆朋友。笙歌散尽，她开始收拾残局，我就帮着她做些家务。
她说我身材不错，就常把她设计的男式服装让我试穿。自从有她以后，我的衣服都由她来打点了。
夏天来了，乔可已住了三个月。我渐渐迷恋上了这种家的感觉：温馨平实回味悠长，和乔可共建一个家的想法也越来越明确。可我们的感情却始终不到沸点。我加紧了示爱的步伐。
可是，乔可似乎对我加的这把火始终没有反应。
7月中旬开始，乔可回家越来越晚，每次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都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却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
7月17日，我们单位举行舞会，我早约好乔可做我的舞伴，谁知舞会开始半天了，她影踪全无。
舞会没结束，我就开车回家了。远远地看见家里亮着灯，开门后，却见乔可和一个男孩做冰淇淋吃。我愣住了，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半晌，我才愤怒地瞥了他们一眼，回到了自己房间。
当晚，不知道那个男孩是什么时候走的。但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早出晚归，和乔可碰面了也很漠然。虽然如此，我心中的挫败感却日益加深了。
冷战持续了半个月。一天我凌晨才回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乔可还在等我。我冷冷地问她有什么事情。她睁着清澈的双眸说：“对不起，我不该把男同事带回来。”我心中掠过惊喜：只是同事？我还是不动声色地说：“反正我们只是房东与房客，你带谁我管不着。只是记得遵守协议。”她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负气地径自上楼了。
第二天我特意回来很早，却发现乔可正准备搬家。我冲上去问：“你怎么要走了？”她淡淡地说：“我不再租你的房子，你租给别人吧！”我就这样愣愣地看着她把东西收拾完，把钥匙放到桌子上，然后走向门口。我突然醒悟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否则我就要真的失去她了！
我冲上去，从她背后抱住她：“乔可，是我错了，对不起。我爱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我轻轻在她耳边说。乔可抬起朦胧的泪眼，静静地害羞地看着我。
我的心快乐得就要跳出来了。偏偏外面的搬家公司不解风情地问：“小姐，搬到哪里去啊？”我和她异口同声对外面说：“对不起，不搬了。”
文/分明
第二部分合租是我的生存方式
在房租甚贵的都市里合租一套房子是北京、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的流行特色。从这些公寓里走出来的衣着时髦的上班男女，被人唤作“合租族”。
提及21世纪可能广泛流行的“新生活状态”时，19…29岁的单身青年普遍认为，合租，使他们便于分享都市生活的独特体验，又保持了相当一部分个人隐私——每人一间卧室及厨卫、客厅等共享面积的安排，使每个人出可众，入可独，自由穿梭于动静之间，度过他们一生中最充满希望又最具不稳定性的时光。
合租，与其说是一种居住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色彩很浓的生存方式。从合租公寓里走出来的青年，与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的青年不同，与那些与父母哥嫂挤住一套房里的青年不同，与独居一套公寓的单身贵族也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认获得了一种富于弹性的生活，既不会太迁就他人的意志，又不会极端自我。他们的个性和融合力都颇强。
对抗压力的一种方式
28岁的化妆品代理江允，1999年3月结束了她在北京长达四年的独居生活，迎来了做服装代理的30岁的张萍。本来，就江允的经济实力而言，她在紫竹院附近的小两居室可以长期租下去，房主一家已去了国外，三五年内不会涨房租，江允在无人监管的情形下，倒也逍遥。但江允还是贴出了“诚招合租伙伴”的启事。江允说，四成主动要求与人合租的人，都是受不了孤身一人面对大千世界的压力，经济上的支出倒在其次。在征得合租伙伴之前颇缺安全感的江允，常将摆脱孤独的期待放在“快点结婚”上，但偏偏工作忙，生活圈子狭窄，碰不到那个可以“生病了送我去医院，沙尘暴来了替我堵窗户缝的人”。有一天江允豁然顿悟：为什么要把对抗压力、寻找安全感的“宝”押在婚姻上？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一个在你生病时能帮你买药熬粥的合租伙伴，不也可以提供这种“港湾”式的依傍？
江允最后找到的合租伙伴，是她的朋友张萍，两人从事性质近似，工作上的经验可以共享，另外两人都是极懂享受美食爱好CD的人，又同样对恋爱对象相当挑剔。江允曾经为这么多年无法找到可以互换戒指的意中人而觉得压力重重，但看到比她大两岁的张萍依然神闲气定，她也就不觉得婚恋上的压力足以使人天天枕着挫败感入睡了。她说：“合租伙伴是治忧郁症的良药。”
专业互补的一种形态
在中关村与朋友合股开着一间小型电脑公司的牟先生，挑选合租伙伴的原则是“不找同行”。他的意思是说，同行易把工作中的竞争意识和防范理念带到生活中来，使人觉得不能放松。牟先生先行租下一套四室两厅的大房子后，按“专业互补”的原则挑选另三位合租人：一位律师行的见习律师、一位刚刚取得税务官资格的年轻会计和一位在读的医学院研究生。这三位后来都成了牟先生的朋友——他们要购电脑，或者是旧电脑要在现有基础上升级换代，牟先生都提供无偿服务；而牟先生的公司一旦碰到法律、税务上的“迷惘地带”，身边就有现成的“老师”；大家压力过大、面色苍白时，又是医学院的研究生，替他们开出“减压妙方”和“清心食谱”。牟先生说，有时，专业不一的合租者并不能提供如此具体的义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分工越细的时代，越需要一种“边缘思维”，晚饭后，大约一小时的交流，常常使我们悬而未决的思路豁然开朗。“这是一人独居时难以想象的。”
晚饭后，与合租者共饮一壶茶，不仅可以得到情感上的共鸣和安慰，而且也是思维变得多元及开阔的前提。合租的“增值效应”真的很大。
迟婚的温床
合租群体所带来的家庭式的温情，使年轻一代对婚恋及家庭的需求退后，有可能使他们变成“迟婚族”。婚恋专家更进一步发现，合租者之一，如果是一个婚恋上的消极者，他（或她）多半会将其消极的情绪，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给其他合租伙伴，使他们对现有的情感寄托产生怀疑。对于那些虚荣心强的女孩来说，尤其如此，她们往往会因为合租伙伴对其男友的一句贬抑，自断情缘。女性受闺中密友的影响本来就大，如果她与人合租房子，她往往不能坚持与合租伙伴所不喜欢的男性交往下去。合租久了，女性对合住女友的情感依赖，大于新交往的男友。
这就是为何合租族（特别是女孩）常常迟婚的理由。合租者应该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为了一个你习惯了的合租模式，一个好的合租伙伴，你会对她的异性朋友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种判断却常常是偏见。
由此可见，合租者所面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情况常常是：在享受了友情和亲情的鸡尾酒后，你想感受一下生活的新滋味，但生活却告诉你，“爱情”暂时缺货。
平衡第一
有一本提供合租族生存状态数据的杂志，总结出合租的两大缺陷是：一，不得不时常忍受合租者开派对的喧闹——你会觉得那些高分贝音乐成了灌入耳中的水银；二，冰箱十之八九是空的。
导致合租生活不愉快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貌似公允的房租和水电分摊方案下，其实你得到与付出的，与你的“伙伴”不一样。
你放在客厅里的饮料箱两天就空了；你搁在公用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被人家吃掉；合租者让你忍受了一夜喧闹后，扔给你一个满地狼藉的“现场”；你的碟片被“伙伴”借出去了；厕所很脏，但没人买洁厕净；以及，在你筹款买一台DVD时，你的同屋说，“我从来不看DVD”……你是否觉得合租渐渐变作一场煎熬呢？
有20个月合租经验的刘小眉说，“即便是与你最铁的朋友合租，你们也要签一个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合同’；要建立严格的卫生轮值制度，要保证别人‘免于打扰’的权利。”刘小眉还说，电话费是合租者最易爆发矛盾的一点，解决的办法，是将普通话机，换成投币电话或卡式电话。
合租者所面临的平衡问题，是否正应了“相知容易相处难”的箴言呢？
文／华明月
第二部分“合租”乐颠颠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那个小县城，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工厂里干了半年，便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京城打工。找工作还比较顺利，找住的地方就难了。我做的工作是广告设计，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独立的空间，而且离单位要近，不能太偏僻。可是跑了好多家中介公司，也没租到一个合适的，主要是租金太贵，连一室的房子月租金都在1000元以上，要花掉我一半以上的薪水呢。
那天，我正在一家中介公司的大厅里乱转，一个女孩走过来，笑着与我搭讪，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她突然问我：“我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咱俩合租怎么样？”
“合租？”这可是新鲜事儿，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怎么合租？”
“是这样的，咱俩租一套房子，分摊租金，各居一个卧室，其他为公用。”她似乎早已设想好了。
“一对孤男寡女合租一套房子，这合适吗？”我有些犹豫。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一种时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凭直觉，我相信你是一个理想的合租者。”她的眸子里透着自信。
“谢谢你的信任。”找房子已经找得我很头疼，现在有美女主动邀请，还可以节省开支，多好的事情啊。
“这就对了，房子这个月的租金我已交了，你跟我走就行了。”她爽快得像个公关小姐，洒脱地打车带我去住处。
“你可别给我弄一个陷阱啊，我可是最笨的动物。”我装作胆小地跟她开玩笑。
“我像聪明的猎人吗？但愿你不是头老虎吧。”她回过头来。
两人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住处。她的眼光不错，比我想象的条件还要好，两室一厅，一人一室，客厅公用，房租也不算贵，每人承担700元。
彼此一介绍，我才知道面前的她叫樱子。她来自江南，大学毕业后就来京城闯荡，没找到合适的单位，就在各大报社辗转打工，发了不少文章，有了一些名气后，便买了电脑，当上了自由撰稿人。
没想到，樱子还是一位电脑高手，我那台正要淘汰的电脑，经她一番捣鼓，居然用起来还很顺手。她骄傲地告诉我，她正经八百地念过电脑学校，花了两千多块钱学费，算半个电脑“专家”呢。
接下来的日子，一般都是樱子白天关在家中噼噼啪啪地敲她的锦绣文章，我则经常开夜车，在电脑中反复修改着广告文案设计，两人一白一黑，各忙各的。
我曾游说樱子在晚上写作，她摇头说：“晚上干活儿，清静是清静，但熬身子，不利于美容，我可不想为了挣钱弄得提前衰老啊。”
她还反过来劝我白天回来多工作一会儿，晚上少熬夜。我嘴上说恐怕很难，但实际上此后却真的很少忙过午夜的。
樱子的生活能力可以说是马马虎虎，别的不说，单是她那烧菜的水平就实在不敢恭维。那天我俩交换了一下彼此的手艺，她当时就不容分辩地说，以后她负责买菜，我负责烹制。我说那我可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