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9·11-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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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林顿总统相信谢尔顿将军的建议，谢尔顿告诉他，没有关于本·拉登下落的情报，派突击队进行袭击的失败率很高。谢尔顿对克林顿说如果总统同意的话，他会试试“靴子踏在地上”的方案。然而，他必须确保克林顿总统彻底意识到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后勤补给问题。　　　　

　　特种作战计划很显然变成了另一个快速打击方案——美国政府收到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后派出军队。克林顿告诉委员会“如果我们已经掌握（本·拉登）”在哪儿的准确情报，我会这样做。津尼和斯库梅克确实已经为抓捕、杀死恐怖分子的全面行动会造成的可能风险做了准备。科恩告诉委员会，把军事人员放到现场的思路缺乏一些理性的确定性因素，即本·拉登在一个专门的地方藏身的话会导致任务的失败、人员的伤亡，而且会毫无结果。这些官员中没有人意识到几个月以前由一些低级国防部官员制定的那份野心勃勃的计划。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寻找新的选择（2）

　　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些军事官员反复拿“沙漠一号”与1980年营救伊朗人质事件的失败做对比。他们对用特种部队突然发动袭击的办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太复杂也太危险。这样的行动需要在那个地区有基地，但所有的方案都没有吸引力。巴基斯坦军队的前塔利班基地或许已经把这些即将发生的行动告知了本·拉登及其同僚。鉴于附近基地的选择有限，从阿拉伯海的军舰上起飞或从波斯湾的陆地上起飞（就像9·11以后做的那样）都是很好的选择。这种行动那时还需要长距离的支持，一些国家或许不支持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或对　　美国的做法表示不解。　　　　

　　然而，如果这些障碍得到解决，而且军队在那个地区采取正规行动，或许可以秘密地收集一些情报，并在那里等待机会。一位特种作战司令官说他对可采取行动的情报的看法是如果你“给我行动，我会给你情报”。但这种过程仍旧具有危险性，原因是已经提到的那些困难和美国将遭受悲惨失败的危险性。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行动小组对在该地区使用特种部队的长期的政治—军事方法提出了建议或作了分析，虽然国防部内部已经为这种能力等待了至少10年的时间。　　　　

　　因此，这种争论在有些人看来好像集中在一些来自文官会议的大胆建议和来自军官方面的过渡小心上。克拉克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我们说，关于军队，“他们非常非常，非常不愿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充足情报就建议采取盲目行动与有经验的专业判断不符。那是国防部长科恩看问题的方法。他对我们说：“我将不得不根据情况做出我的判断：难道我不相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种作战司令部前总司令要比克拉克先生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来对计划的可行性做出判断吗？”　　　　

　　除了利用美国人员下到地面这种大规模政治—军事行动来加强秘密行动的能力以外，对于军方或中情局来说，还可以考虑另一种更大的方案——直接侵入阿富汗。关于入侵阿富汗的可能性，我们询问的每一位官员都回答说在那时是不可思议的，缺乏像9·11事件激起的愤怒，因为获得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合作的前景十分渺茫，此外他们也相信公众不会支持这样做。巡航导弹行动只是而且未来也只是桌子上的方案而已。　　　　

　　1999年2月，沙漠营地　　　　

　　1999年初，CIA收到情报说，本·拉登在阿富汗坎大哈南部沙漠的一处营地度过了很长时间。2月初，据报道本·拉登在谢赫阿里营地附近驻足，这是一个被来自海湾国家的访客使用的狩猎营地。另有消息指出这些访客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情局资料部门的报道具体描述了这处狩猎营地的情况，包括大小、位置、资源、安全，以及本·拉登的较小的附近营地等。因为不是在城郊地区，因此发射导弹袭击他造成间接伤害的风险性很小。2月8日，军方开始为可能发动攻击做准备。第二天，国家技术情报确定了位置和一个稍大一些营地的情况，展示了附近的一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官方飞机。但本·拉登的处所不能得到准确的认定。中情局努力汇报了关于那处较大营地的情况和居住情况，以及本·拉登的日常时间表以及制定突发军事计划的程序等。根据部族人员的汇报，本·拉登常常从他附近的营地到这个较大的营地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员。部族人员希望在这次至少延续到2月11日上午的访问中本·拉登能够在那处狩猎营地里面。2月10日克拉克给伯杰的代表写信说，军方为了用巡航导弹攻击主要营地正在做确定目标的工作，次日凌晨就可以到位发动攻击。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好像已经有关目前情况的简报。　　　　

　　攻击没有发动。2月12日本·拉登好像已经离开了，突袭行动计划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根据CIA和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决策者们担心这样的突袭行动可能会杀死和本·拉登在一起或靠近本·拉登的阿联酋王子和其他高级官员。克拉克告诉我们，咨询了特尼特以后突袭行动就取消了，因为情报可疑，而且在克拉克看来中情局好像在提供打击美国在海湾最好的反恐盟友的方案。中情局在该地区的领导官员加里·施罗因认为，情报在这件事情上的报告相当可信，本·拉登小组官员“迈克”也同意这种看法。施罗因相信，今天又丧失了一次在9·11之前杀死本·拉登的机会。　　　　

　　本·拉登离开那处营地之后，中情局官员希望他还能回来，把那处营地看作一块磁铁——只要营地在，就能把本·拉登吸引回来。军方已经做好了采取另一次行动的准备。1999年3月7日克拉克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位官员打电话，表达了他对阿联酋官员可能与本·拉登有联系的忧虑。克拉克后来写了一份关于这段对话的备忘录，里面说这个电话已经得到了跨部门会议的批准，也向中情局做了请示。前本·拉登小组官员发现了这个电话后，质问中情局官员，而他否认给过什么指示。图像文件显示，克拉克打过电话不到一个星期，那处营地就被迅速拆除了，那处场所也被遗弃了。中情局官员，包括负责行动司的副局长帕维特，被激怒了。“迈克”认为营地的拆除毁掉了一个确定本·拉登下落的可能场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变得既是美国有价值的反恐联盟也是反恐中持久的问题。从1999年一直到2001年初，美国政府总统克林顿都以私人的名义给阿联酋（阿联酋是塔利班通往外部世界的旅行和资金进出口之一）施压，要求中断这种关系并对塔利班进行制裁，特别是要取消往返阿富汗的那些航班。9·11之前，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　　　　

　


第四部分：对基地组织首轮袭击的回应寻找新的选择（3）

　　1999年7月，阿联酋负责外部事务的国务大臣哈姆丹·本·扎伊德（Hamdan　bin　Zayid）威胁在本·拉登问题上要与塔利班中断关系。然而，塔利班没有怎么在乎。本·扎伊德后来告诉美国外交人员说，阿联酋珍惜与塔利班的外交关系，因为阿富汗激进分子为该地区的“伊朗威胁”提供了一种平衡力量，但同时也指出阿联酋并不想让美国不舒服。　　　　

　　寻找新的伙伴　　　　

　　　虽然并非所有的CIA官员对部族人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他们称为好通讯员——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会伏击本·拉登。反恐中心主任把依靠地方部族人员比喻为玩彩票。他和他的同事得到克拉克的支持，奉命发展与北部联盟的关系，虽然这样做使美国露骨地站在阿富汗长期内战的其中一边。　　　　

　　北部联盟在塔吉克人的控制之下，主要从阿富汗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吸收力量。相反，塔利班成员主要来自阿富汗同种族同文化的普什图族，这些人集中在国家的南部地区，并且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和俾路支的一些省区。　　　　

　　鉴于塔利班的行为以及他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北部联盟一直以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来自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的支持。联盟的领导人是阿富汗最有声望的军队总司令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他善于思考、魅力超凡，是苏—阿战争期间真正的英雄。但他的队伍被控犯了屠杀罪，而且普遍认为北部联盟通过部分海洛因毒品交易维持财政运转。除了作为一个军阀领导人之外，马苏德没有在政府管理方面表现出出色的才能。然而，特尼特告诉我们马苏德可能是最想对抗本·拉登的新盟友。　　　　

　　1999年2月，特尼特征得克林顿总统授权：招募马苏德和他的军队为盟友。作为对特尼特的回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他本人改动过的通知备忘录。特尼特说他没有看到总统这样修改的任何意义。对他来说，1998年秋天的备忘录语言传达了这样一种含义：抓捕本·拉登，但同时也接受本·拉登可能无法被活捉的可能性。“我们在耕耘同一片土地，”特尼特说。　　　　

　　中情局描述了马苏德得知美国政府希望他抓捕本·拉登但不要杀死他之后的反应：具有马苏德特点的一种身体语言——“一个退缩”动作。据施罗因回忆马苏德的反应是：“你们这些人疯了——你们没有一点改变。”在施罗因看来，抓捕行动的附带条件阻止马苏德和他的军队追击本·拉登，但又不是完全地阻止他们。这种思想意味着一个风险巨大的赌注。本·拉登的活动场所常常在坎大哈附近，远离北方联盟与塔利班的作战前线。　　　　

　　1999年5月，坎大哈　　　　

　　在坎大哈，或许已经出现了9·11之前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用巡航导弹打击本·拉登。1999年5月，CIA工作人员汇报说，他们用5个昼夜找到了本·拉登在坎大哈及其附近的下落。汇报很详细，并且来自不同的渠道。工作人员说，如果这次的情报还不是“可行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关于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什么样的情报才能满足标准。通信状况良好，导弹也已经部署完毕。一位高级军事官员说，“在我们的攻击范围之内”。他期望发射导弹。他们收到的命令是暂时停止，不要发射，这位官员说，“我们几乎都要瘫倒了”。他告诉我们，他知道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内部没有人认为这是一次不好的赌博。本·拉登那天晚上“本应成为一个死人”，他说。　　　　

　　中情局工作官员也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关于本·拉登下落的情报存在矛盾，专家们就不太相信这样的情报。那时，中情局主管告诉他的工作官员袭击行动没有接到命令，因为军方怀疑情报的准确性，同时也担心造成间接伤害。作为对办事处灰心丧气的同僚的回应，本·拉登小组主管写道：“36小时之内已经有3次抓到（本·拉登）的机会，每次想到这些丧失的机会都让我有点儿生气……中情局局长发现他在会议桌上很孤单，其他部门首脑基本表示‘我们将遵从您的决定，局长先生’，暗含的意思是说如果袭击行动没有抓到本·拉登，中情局将单独承担责任。”但军事官员最初回忆说五角大楼愿意采取行动。他告诉我们克拉克通知他和其他人，特尼特对情报准确性的评估是50对50。这位官员认为特尼特的评估对这次的决定至为关键。　　　　

　　特尼特对我们说他已经不记得这段插曲的细节，只记得情报来自未经证实的渠道，而且有造成间接伤害的危险。特尼特没有参加这次行动部门首脑的关键性会议（他当时显然不在城里），因而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他的代表约翰·戈登代表中情局。戈登想起他用谨慎的言语以积极的姿态陈述了情报，但却说明这份情报几乎和能够得到的一样好。　　　　

　　伯杰只记得，面对所有这些情况，是特尼特首先发话的。伯杰确定特尼特很想得到本·拉登。从这点来看，特尼特对他的工作是负责任的。伯杰说，“乔治会先号召行动，然后说‘我们只是没有抓到他，……’”　　　　

　　1999年5月没有采取攻击行动或许现在看起来难以理解。公平地说，我们注意到两点：第一，1998年12月，各部门首脑对袭击命令的谨慎好像得到了证实——本·拉登出人意料地离开了房间，如果下令发动袭击可能不会打中他。第二，政府部门，特别是中情局都处在1999年5月份的批评和详细审查中，因为北约联军打击塞尔维亚时，情报部门误导美国政府错误地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这件事情或许使一些官员比处理以前的事务时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