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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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设局之策心照不宣的驭人术(1)
在做局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用人、驭人的问题。有的局只需要驾驭一个人,有的局则需要驾驭一大批人,而搞政治的人则要驾驭举国的人。对有的人,花点银子就能搞定;可有的人不吃这一套,你就要另想办法。袁世凯想拿小恩小惠收买宋教仁等革命党,可这些人是有政治抱负的,对袁世凯的这一套格外厌恶,他的驭人术就不灵了。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争地盘的时候,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钞票,收买冯、阎的将领倒戈。果然,冯玉祥手下的军长石友三、韩复榘被蒋收买,在蒋冯打得昏天黑地时突然撤出阵地,宣布拥蒋,这无异于从背后捅了冯玉祥一刀。冯战败,只好通电下野。
好处要给在恰当处
想驾驭别人,就要给人好处,因为一切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关系。施恩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段,是开发利用人际关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但是帮助别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一、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给别人已经帮过的忙,更不要四处张扬。
二、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造成还债负担,甚至因为受之有耻,与你断交。
三、作为领导要培养下属对你的感情依赖,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给人好处,要选准时机和方式,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人情,避免花了钱却不讨好。
在《水浒》中,有精彩的一幕,就是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到柴进庄上避难,碰上了武松。当时武松因在故乡清河县误以为自己伤人致死已躲在柴进庄上。但因为武松脾气不太好,得罪了柴进的庄客,所以柴进也不是十分喜欢他。《水浒》上说:“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烈,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显然,武松对柴进也是有很大的怨气的,尽管柴进在武松身上花了不少钱。
但是,宋江的做法就高明多了,他见到武松马上拉着武松就去喝酒,似乎亲人相逢,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后来钱还是柴进出的,但好人却是宋江做的)。而后“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这饮酒的花费自然还是柴进开销的。临分别时,宋江一直送了六七里路,并摆酒送行,还拿出10两银子给武松做路费,而后一直目送武松远离到看不见的地方。
宋江从头到尾不过花了10两银子和饯行的一顿饭,却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而柴大官人庇护了武松整整一年,就算后面有所怠慢,也不会少他吃喝用度的,在武松身上的花费岂止区区10两银子。但在武松心目中的分量恐怕这位宋大哥要远远超过柴大官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柴进名满江湖,出生高贵,却成不了老大,而宋江却可以。实是因为柴进花的冤枉钱太多,不善于用钱,所以往往事倍功半,而宋江常常把钱用在刀刃上,以很少钱就能达到柴进花无数钱都达不到的功效。由此可见,有的人钱花得不少,却没有赚下人情,而另一种人,则花钱不多,却收买了对象,使之入了自己的局。其原因就在于给人好处的时机和方式的区别。
对于一个身陷困境的穷人,一枚铜板的帮助可能会使他握着这枚铜板忍一下极度的饥饿和困苦,为你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浪子,一次促膝交心的帮助可能会使他建立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从此对你忠心不贰。
就是对一个陌生人很随意的一次帮助,可能也会使那个陌生人突然悟到善良的难得和真情的可贵,从此多了一个合作者。
其实,人要做一番事业,既需要别人的帮助,又需要帮助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帮人就是帮自己。但是,一定要选好时机和方式,争取最大的收益。
恩惠要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
南宋初年,面对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俊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官已高、位已尊,认为即使自己立了大功,也不会有更大的升迁,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只有他在和金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那封推荐书写得很有意思:“如今这些大将,都是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为你搏取猎物;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的这些大将,还未出猎都早已被鲜肥美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会掉头不顾。
“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宠。这正像饥饿的雄鹰迫切希望振翅高飞。如果让他去立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荣誉。用手段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在这封推荐书中显然涉及到了两种封官的手段:
一是分割封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君主必须不断地满足臣属加官晋爵的欲望,才能换取他们持续的忠心。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爵的晋升却不能没有止限。在这个难题面前,君主们奉行着“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爵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火箭式的封官办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只能使臣属获得一次满足。只有让臣属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登攀,才会增添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造成受赐者对施惠者持续的依赖和仰仗。
二是封官不只不能一步到位,而且最好永远不要到位。官做大了,立功进取的意志便懈怠了;一旦官做到了头,不但立功进取的意志消失,而且还可能滋生野心。从历史上看,那些官职到了头的人,如王莽、曹操、司马昭、刘裕等人,最后都变成了篡权者。
设局之策心照不宣的驭人术(2)
利益捆绑
驾驭别人,要懂得投其所好,对症下药。精通驭人术的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利益捆绑”,这一点在他的小站练兵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次他对张之洞透露自己的练兵秘诀道:“练兵的事,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
当时在“新式陆军”中,每棚(相当于一个班)都供奉有袁的肖像,朝夕焚香跪拜。袁世凯还亲自为士兵发饷,又经常派人到各营演说,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所有士兵的衣食父母,大家都是靠袁世凯养活之类的理念,以至于部队中弥漫着对袁世凯的个人迷信,“但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朝廷”,更不用说国家民族了。这一手非常厉害而且有效,袁世凯日后的发迹正是以这支队伍为后盾的。
对士兵采用这样的控制手段,对重要部属,袁则另有一套笼络控制的手段,一种更为高明的手段。如袁手下有一个文案叫阮忠枢,有一次结识了妓女小玉,欲纳为妾,结果遭到袁的痛骂。事过之后袁却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购置了房舍和各项陈设,然后带阮过去,这时天色已晚,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只见房中铺陈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屋里,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更加忠实效劳,甚至在袁称帝失败,落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的时候,阮还在四处活动让袁留任大总统。
有儒生赴岁试者,舟抵岸,行李迁起。尚未议定脚价,姑坐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来者,对之长揖曰:“兄台何自来耶?”生忙回揖。细认,彼此皆不识。来人曰:“误矣。”揖谢不安而别。生退坐,仰跌倒地,方知行李已为人抽去。
袁世凯对他的许多心腹,高一级的如有“北洋三杰”之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次一级的如曹锟、张作霖等都使用过类似手段。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打簧金表,样子极其精致。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于是当场就送给了他。北洋军之所以除了袁之外,谁都无法驾驭,这套驭人之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但是,当一些新型人物出现之后,袁世凯的这套百试不爽的驭人之术开始失效。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想笼络众望所归的宋教仁,他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型,送去的西装,比宋自己定做的还要合体。他给宋一本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并修书一封曰:“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这件事是使袁对宋起了杀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驭人之术失效,标志着袁无法再随意羁縻他人为自己效劳。后来的史家多认为“刺宋”是袁走向末路的开始,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袁世凯的驭人之术为什么一直屡用不爽,可到宋教仁这里却失效了呢?因为宋教仁是有革命理想的人,与袁世凯志趣不同。凡是被袁世凯的驭人术击倒的人,在骨子里都有与袁世凯同样的封建官场积习。这也给我们启示:如果你想用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那么你是得不到优秀人才的。
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驭人之术。对好利的人,许之以利;对好名的人,许之以名;对有抱负的人,你不如给他发展的空间。
名誉要挟
对好利的人,就以利诱之;对有弱点的人,就抓其把柄。那对不好利而好名的人怎么办呢?自有办法。珍视名誉其实就是他的“软肋”。
西汉时期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有情人。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才子,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可是卓王孙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他们干脆私奔了。他们从临邛逃到成都,司马相如家境贫寒,什么产业都没有。卓王孙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一分钱也不给他们。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商量后,两人一起又回到临邛,卖掉了仅有的车马,开了一个小酒馆。每天卓文君坐在酒店前亲自给顾客打酒,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和小工们一起在街上洗涤杯盘碗碟。卓王孙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丢脸面,不得已,分给卓文君一百个仆人,一百万贯钱。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高高兴兴地回到成都当富人去了。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传为千古佳话。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违背父命私奔了,卓王孙大怒,不给他们资助,好像是要等着看他们过不下去日子。但是他们二人抓住卓王孙性格的特点——要面子,又大老远从成都跑回了临邛,开了个小酒店,夫妻二人当街叫卖,这自然让卓王孙很难堪,于是不得已资助他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拿捏住了卓王孙,计谋就这样得逞了。当然,卓王孙出于天然的父爱,不可能真的对女儿不管不问,这可能也是他被女儿拿捏的一个原因吧。
诸葛亮用激将法,说服孙权联刘抗曹,这也是抓住了孙权自命不凡、不肯屈居人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