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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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他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东欧，美国的影响已经结束。被占领的德国，陷入四大强国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得不度过了为时一年混乱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甚至美－英关系，也因为英国偿还贷款事宜而争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为华盛顿的对立面；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民，正在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已明显是在与他们的统治者合作；俄国的力量增强了，但以上情况的产生，并不都与莫斯科有关。　
　　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表现出坚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只能得出幻想破灭的结论，即美国民主不是一种可供出口的商品。　
　　马歇尔极为关注这一危机。去年十月，在辞去军事首脑职务后的告别演讲中，他问道：“难道我们要逃避胜利的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要把这次大战前弥漫着的国际间的不信任．重新又请出来？”对自己提出的热情洋溢的问题，他作出响亮回答：“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胜利……”（《时代》，1945年3月25日）　
　　马歇尔走来了。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阅读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摘要。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整理者是曾任《时代》驻中缅印、南太平洋和欧洲等战区的记者詹姆斯·谢普利。征得卢斯同意，谢普利这一次与马歇尔同行，并担任新闻秘书和写作组成员。这是《时代》与马歇尔中国使命的一个特殊关联。　
　　马歇尔希望“不能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美国的影响力和民主扩大到远东，可是，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最终将证明他的一切想法与努力，不过是浪费。　
　　　
　　六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又如何打开？　
　　　
　　马歇尔抵达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庆，在那里负责主持国共之间的军事停战会谈。　
　　1946年正在走来。这一年，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美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的努力宣告结束，全面内战无法遏制地爆发。国共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已经延续二十多年，到这一年走到了最后摊牌、全面较量的时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即将失败的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则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是1946年拉开了时代更迭的序　
　　在这种关键时刻，马歇尔走进了中国。“他面临着考验”——《时代》说得不错。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工作程序：　
　　实验的考验是关于军事停战的会谈。会谈时，马歇尔特使担任主席和调解者。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将军．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第一号谈判高手：他的右边是张群将军，政府方面思想进步的四川省省长。关于军队重建的会议期间，这一安排略有变化，随后马歇尔只作为顾问入座，周将军代表共产党发言，曾担任过蒋介石委员长助手的张治中将军替代为政府代表。（《时代》，1945年3月25日）　
　　在《时代》记者的笔下，马歇尔有时表现得十分从容，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呈现出当年历史动荡的另外一面：　
　　在谈判期间，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庆陡峭的台阶。有时，他还会驱车前往梯田，在那里，一个远离自己土地的乡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开始仔细琢磨一天来的进展。穿着拖鞋、睡袍，他坐在书房兼卧室里的书桌前，两张马歇尔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着他。然后，他向华盛顿起草报告。　
　　一天晚上，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时，他发现了一段文字对他的实验有帮助。第二天，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与会人员，都拿到了一份翻译好的文字，前面还有他写的一个短序：“下面是向制订宪法的制宪会议所做的演讲。演讲者是富兰克林，当时他已有八十二岁。”　
　　“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945年3月25日）　
　　从报道看，马歇尔最初的中国之行，似乎进展顺利。马歇尔的军事调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体成果。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出席签署停战协定仪式。当张群代表国民党在协定上签字时，马歇尔与周恩来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注视张群的笔尖移动。一张三人的合影，留下维系和平的这一瞬间——美国介入国共冲突扮演调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时刻。　
　　新年伊始的乐观，中共与美方人士关系的融洽，在费正清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佐证：　
　　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庆的中共代表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为美国新闻处安排了两桌酒席。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酒过三巡，我们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来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叶剑英拿着筷子，在桌边和杯子上敲起了节拍。几次祝酒干杯之后，他们唱起了延安歌曲，我们也唱起情绪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歌——现在的音乐有些过于甜蜜、过于轻柔，或者说过于伤感了。周夫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显得非常简朴，非常迷人。（《费正清自传》，第378页）　
　　据《马歇尔传》所述，刚到中国的马歇尔曾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特别是中共方面人士，与这位当年极力支持过史迪威的人关系颇为融洽。更为重要的，马歇尔得到了中共希望与美国交往的信息：　
　　马歇尔应双方请求，动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个全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禁例和各种规定类似我们（美国）的民主体系下的军队，然而又是适合于中国，针对中国各地军阀的威胁和地方官员的不稳状态的。”经过同国民党的几次会谈后，他们同意马歇尔拿这个计划去同周恩来讨论。周飞往延安请示，回来报告说毛泽东准备在过渡阶段根据宪法同国民党合作。他又说他的党虽是社会主义的，但认识到目前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此刻应该实行美国模式的政治体系。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说“要把美国的政治体系、科学和工业化介绍过来，要把自由个体经济规划下的土地改革介绍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的繁荣与和平。”据周说，毛深信马歇尔是公正的，愿意同美国的方案合作。当问到有消息说毛要访问俄国时，周笑着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传》，第98页）　
　　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尚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马歇尔抵达重庆十九天后，政府和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六个星期后。他们签订了整编军队的正式条款（在十八个月内从三百个师缩减至六十个师）。但是，没有任何人比特使更能明白，一项高层次的政治意义上的原则性条约，如果不能在低层次的政治方面采取行动，就将毫无意义。他推动落实在北平建立军调部的想法，由它派出政府、共产党、美国三方组成的调查组，负责监督停战的落实。　
　　实地调查组是马歇尔实验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他们很快发现，要达到目的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仍在指挥小型冲突，互相封锁，这危及整个计划的实施。3月1日，特使在周恩来将军、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离开重庆福园，飞往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寒冷笼罩的华北。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十座城镇，在一连串的考察、欢迎仪式和十五次宴会中忙得团团转。（《时代》，1945年3月25日）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马歇尔成了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的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5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保住中国的胜利。情绪激动的中国民众要求美国的关于中国的政策：一个强大、独立、统一、民主的国家。这一迫切的普遍要求，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妥协，给予蒋介石委员长一个机会来启动政治重建的机器。但中国需要国外帮助——一个伟大朋友的指导、沟通、信心，不应是破坏中国人独立的代价。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目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