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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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属于他们而非蒋介石。我们不能逼得共产党转向俄国的怀抱，让我们的恐惧成为现实。”
白修德指出他在延安地区没有看到极权主义体制的明显特征。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正以“帝国智慧”代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说它有坚买的群众支持的基础，它的政策本质上是改革的，它对民主方法的运用无疑是真实的。白修德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被视为敌人。他们需要“美国的友谊超过未来任何一个有条件的独立力量”。同时，白修德警告说：“获得胜利后，他们会记住谁是朋友，谁是冷漠、疏远的人。”（《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41页）
在对蒋介石及其统治也感到失望的美国人中，白修德找到了知音，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汉学家费正清。早在1944年7月，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和相关写作计划：“我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打算写一部书。我觉得这届政府不会有什么作为，必须有人出来把这方面的全部情况彻底地披露在美国人民面前。”（参见《费正清自传》393页）1946年，自修德完成_r他的这部书，与他合作的是贾安娜，书名是《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费正清极为欣赏这本书，立即为之撰写书评说．
我在《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46年10月27日）上发表的关于该书的评论刊登在该报的第一版上，文章不尚修饰，惟求内容醒目：“蒋介石所标榜的民主并非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毛泽东的民主亦大异其趣……在这两者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事实上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
最后我的结论指出，如果《中国的惊雷》一书关于中国所提供的是一幅准确的画面的话，“那么，现在即可以真相大白了，美国公众可以注意到在民主的招牌下他们正支持着一种什么样的专制政府。”（《费正清自传》，第393页）
白修德后来以描写美国历届总统竞选过程的系列作品《总统的诞生》再度享誉世界。多年后他在回忆自己1945年前后对蒋介石的态度变化时，说了一句简明扼要的话：
“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婉惜，最后我鄙视他。”
在自修德心目中，历史画卷中蒋介石耀眼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到来的时刻，已正在被翻过去。
五 马歇尔走来
就在和白修德发生冲突之时，卢斯1945年10月重访中国，他要亲眼看看胜利后的中国——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中国大陆行。
此时的卢斯，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都十分重视的人物。他抵达重庆时，中共领袖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卢斯得以有机会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等传奇般的人物见面．
此次重返中国，该是卢斯与《时代》中国封面人物最为集中的一次会面。冯玉祥是1928年的封面人物，除他之外，蒋介石、宋美龄、阎锡山、宋子文、陈诚，这些已经上过封面的人物他也有机会见面。最值得关注的应是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见面，几年后，伴随着共产党时代的开始，他们两位将在《时代》封面上多次出现。
有两个封面人物这一次卢斯则不可能见面。一个是汪精卫——1935年的封面人物，他已于抗战胜利前不久死在日本；一个是溥仪——1932年的封面人物，此时他已是苏联红军的战俘，被关押在远东监狱。
关于卢斯此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冯玉祥的见面，《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略有叙述，但错把冯玉祥也列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列：
在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卢斯与冯玉祥一起进餐。1932年，卢斯曾与他见过面，冯玉祥现在很快就称卢斯是“一位老朋友”。卢斯回忆，冯玉祥似是非常巴结这位《时代》、《生活》的出版人。“他非常严肃地阐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原因，是在于美国站在正义、公正和中国统一的立场上，这将被人们铭记千年万年。我问有多少中国人有这种认识，他说：‘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我对大块头将军点点头；他的宽阔脸庞流露出无限的庄重，似是他已经决定了历史。”
卢斯后来与毛泽东短暂交谈，后都既不恭维也不巴结。“我告诉他，我们已有几位相互都认识的朋友。”“他吃惊地看看我，紧盯着看，但并不是不友好的那种好奇。他的表示是礼貌地嘟哝了几声。”
周恩来则热情得多。“我们谈得很愉快——从一落座就非常坦率。他说我们近来对他们一直不友好。我说，情况太糟是因为我 们正面对着全球性的左翼宣传。进行一场全球性的战斗……应我的请求，他说会安排让我与山东根据地的共产党接触。”（《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65页）
随后，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卢斯得以重返儿时生活过的胶东——那里已由共产党控制。不过，与共产党领袖的直接接触，却没有改变卢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与自修德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地以双方决裂而结束。
不仅仅1945年如此。作为蒋介石个人的好朋友，卢斯从抗战期间一直到1967年去世始终坚持着“冷战”立场，几乎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习惯于从维护蒋介石利益的立场来看待1945年的历史。1966年，卢斯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一部未完稿的著作中，仍然重申他的观点，即当年美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错误的，并且以投掷原子弹来实现这一投降也是美国的错误。卢斯这样说：
中国在战争尾声中的局势相当怪异，从未被描述过。当战争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结束时，蒋介石和他的军队还在重庆和中国西部（比方说在美国的丹佛和落基山脉），日本人占领着从寒冷而富饶的满洲平原到南方整个中国东部温暖的稻田密布的地区。中国东部包括整个长江流域和几乎所有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它拥有中国最繁荣、最现代化的部分。在那里有一百万日本军队。所有日本军队都向蒋介石投降——即是说，向他派往不同地区的代表投降，也向蒋的一些游击队的指挥官投降，他们坚持了八年战争。
这一相当奇怪的局势，也许只适于在历史的诸多“假如”中做一简要而生动的描述。如果美国没有向广岛扔下原子弹，中国在1946年夏天的局势可能会截然相反。到此时，蒋介石拥有的获胜的军队，可能会控制整个中国南方，上海、南京和全部长江流域
如果原子弹没有扔下，如果为麦克阿瑟和攻占日本制定一项完善的计划，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随后的占领会从中国大陆开始。1945年9月、10月，在中国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美国训练的中国师团，会率先快速出击．直奔广东。它会大奏凯歌。随后．在当年冬天，在广东周围重新集结，委员长会向北方进军，占领长江流域，如他在二十年前做过的一样。如果日本人在1946年春天投降，蒋介石会处在可调遣军队前往北京和满洲的有利位置。他当然仍会面对毛泽东的难题。但他会完全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来处理。
我这里并不是说，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一切都一定很美好。但是，蒋介石会有机会。并且我认为他应该拥有这一机会。（《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234页）
在历史巨大存在的无情映照下，卢斯晚年的假设从他的角度也许有逻辑性，但不免显得苍白无力，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固执者的一厢情愿。
回到当年。卢斯逗留中国期间，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国共两党领袖举行的重庆谈判。早就存在着的国共内战威胁，能否因抗战胜利的到来而得以缓解，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热切期盼。
希望暂时存在着。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酒会上碰杯互敬的照片，在这一时刻，让人欢呼，让人庆幸。《时代》（1946年3月25日）发表这张照片时，写了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和蒋，此次努力几乎史无前例。”
外患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内忧，踏上和平、统一、强国之路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职业外交家为之振奋的大事？顾维钧此时远在伦敦，他见到了从重庆抵达伦敦的中共代表邓发，邓发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由此可见，中共领衲们已经在预想着如何扮演未来外交的角色了。
从邓发那里，顾维钧率先知道了重庆谈判将会取得成功的消息：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因素。邓发，中国共产党出席巴黎职工大会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从重庆到达伦敦。他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据邓说，毛要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庆会谈会成功，中国的团结将得到维护，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宽心。显然．他们注意到，我有促进团结的愿望，特别是他们听到我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我对邓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们的消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外国友人在内，都渴望看到我们的统一、民主和繁荣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建设好，以便能够面对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作为一个主要强国作出充分的贡献。
10月11日，重庆宣布国民党一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结果。（《顾维钧回忆录》，第611页）
一切却变为虚幻。尽管《双十协定》签署，国共两党之间的武装摩擦仍不时发生，内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如同抗战期间一样，美国又一次出面了，试图如抗战期间一样发挥其左右国际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已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中国；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处在绝对劣势；1945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机。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试图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美国，这一次，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对华政策紊乱所致，他当即宣布辞任。（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一年多以前，赫尔利事先未予通报突然飞抵延安访问，引起爆炸性轰动；这一次，他又表现出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极具爆炸性地把美国与中国内战危机的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二天，11月28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马歇尔，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两天前——11月26日，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刚刚辞去军职回到家乡，准备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鲁门和不少美国人看来，包括《时代》在内，马歇尔也许是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选。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命，杜鲁门显然不是匆忙间做出的草率选择。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临危受命：
马歇尔刚刚享受退休生活，就被华盛顿召回去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园里快乐地修剪树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时，杜鲁门总统打来电话，因受到暴躁的赫尔利大使辞职的困扰和巨大压力，总统问，将军能否暂停其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国去从事一项紧急工作？将军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还有一半未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庆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地方。（《时代》，1946年3月25日）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他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