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5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同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人，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四 由盛及衰之时
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当《时代》驻华记者自修德从重庆赶赴东京采访答字仪式时，老板卢斯电告白修德，他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分别作为《时代》封面人物，一个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是中国的蒋介石。时间很凑巧，新一期的《时代》出版是在签字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9月3日。可能是卢斯的刻意安排，这一次的封面人物是蒋介石。
封面选用了蒋介石的一幅肖像画。身着戎装，身后是放大了的青天白日旗。旗帜蓝色，戎装黄色，面庞古铜色，被《时代》封面惯用的红框映衬得尤为醒目。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是八年问蒋介石第三次成为封面人物了。这一次，举国同庆抗战胜利的历史场面，成了卢斯把蒋介石作为凯旋的英雄再一次推到前台的背景，使之跃上声名的巅峰。
“我非常乐观”——画像下面引用了蒋介石的这句话。
《时代》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中国最终迎来了胜利——战争与外交两方面的凯旋。前景仍未确定，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其前景都未确定一样。但在现代，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这一伟大民族，还从没有如此近地接近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侵入和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之后，中国成了自己国家和她的命运的主人。（《时代》，1945年9月3日）
首先来临的重要时刻，是战败者与胜利者签订投降协定。据史料，中国战区的受降区一共有十五个，第一个受降仪式8月21日率先在湖南芷江举行。这一天，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人飞抵芷江。《时代》报道了出现在芷汀的场景：
位于华中芷江的一个盟军机场，阳光照耀，一个重要时刻到来了。一架日本飞机盘旋，随后颠簸着降落。中国军官在等候。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戴着手套，手按在以珠宝镶嵌的武士刀佩带上。他坐上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双方没有互致敬礼。他的身后跟着六名随从，还有行李（包括公文包、茶叶罐、果汁、美国蟹肉）。
在一棵正开花的樱桃树下，看不清楚的日本人，由同样看不清楚的中国侍者安排吃中国饭。然后，他们前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副手萧毅肃将军的指挥部。
敌人走进来，萧将军没有站起。确定条款时，背景是一杯杯倒好的茶水。当敌人呈上一张标明其百万军队在中国的布防图时，萧将军的助手打破了平静，兴奋地围过来观看。
两天后，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他的所有海陆空军队．从满洲南部边界到台湾、印度支那北部．全部投降。第二天，蒋委员长的中央军进入南京。当年，他们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使之遭受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命运，七年九个月零五天后，他们回到了中国的首都。（《时代》，1945年9月3日）
《时代》关于中国抗战胜利的这篇封面报道文章，有相当多笔墨放在描写胜利到来之时中国民众生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生动的细节描写，富有文学性的文字，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思乡”——这个小标题写出了流亡西南的人们此时返回故乡的急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名诗仿佛就是为千百年后的现实而写。《时代》写道：
中国老百姓承受过抗日的艰辛，满怀欣喜地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在经历了多年黑暗岁月之后，这消息难以置信。一位人力车夫在一张刚贴上的墙报前，大声念着这一消息，接着喃喃自语：“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在街上，在店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的走廊上，到处回响着这个声音：“日本打败了，我们现在能回家了吗？”
在所有内陆地区，从重庆到昆明，中国的流亡者们正在出售物品，准备返乡的长途跋涉，悲喜交加地重新踏上来时之路，不管行程将多么艰难曲折。有的人汇聚在长江堤坝上，寻找开往下游的船只。另外的人拉上板车步行启程，靠防御线上的碉堡指引，沿小路前行。这一人流，达两千五百万之众．当年他们从沿海地区越过半个美国大小的区域向内地涌来，如今，又将涌回去。
政府也准备回家。家在重庆下游七百五十英里之外，从那里流亡至此已有八年。家是南京，中华民国的正式首都和象征。
秘书们为返回而忙于整理文件。灯火长明，因为政府官员们忙于处理运输、救济诸事宜，处理着能使民族迈步进入新时代的更重大的问题。（《时代》，1945年9月3日）
流亡的中国民众即将踏上回乡之路。《时代》的报道有的段落如同一篇美文，着意渲染想象中的和平，以及和平环境中生活的诗意：
即将到来的和平，将在中国各省显现出不同景象。
吃面条的黄河流域的北方人．高个，粗犷，他们将返回寒冷的村庄小镇。在北平，他们将又吃上大葱，在槐树下玩核桃，游览天坛和故宫，黄昏时带上鹦鹉走到胡同一角。
吃米饭的南方人，清瘦、精明的浙江、福建人，将返回诗、书、荷花之中。广东的市场和夜宵摊，又将熙熙攘攘。杭州人将陶醉于他们心爱的西湖，苏州姑娘将低吟苏州评弹。
在南京，人们晚饭又将吃上板鸭，或在中山陵上的松林里野餐。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作为工业、商业的中心，其中的一部分．如遍布上海的纺织厂，未被战争破坏，将很快恢复生产。
在这些城市之外，到处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自尊的农民，他们将修整稻田、玉米地、菜畦，他们终于摆脱了外国人的差遣，获得了自由。（《时代》，1945年9月3日）
然而，就是这篇报道成了自修德与卢斯最后决裂的导火索。
自修德在获知《时代》将挑选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的消息后，在一份电报中同卢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可是，9月3日发表出来的《时代》报道，在富有诗意地描述中国未来前景的同时，仍以赞美的语调把蒋介石与中国抗战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好！好！”
在临时首都重庆，委员长一个星期来忙于政务。国民政府大楼举办了一个简短仪式，由他签署《联合国宪章》。拿起毛笔，他快速签下名字．连声说：“好！好！好！——Very good！Very good！”看上去他非常满意。
在这一政权的金字塔的塔尖上．活跃着机警、坚毅、不屈不挠的委员长，胜利的头号建筑师，如今和平的第一个希望所在。
在接受《时代》记者贾安娜的采访时，委员长表达他个人的、民族的最高愿望。“我非常乐观。”他说，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谈判前夕，他认为将会实现和平联合。（《时代》，1945年9月3日）
过去，每当描述蒋介石的经历时，《时代》都不会忘记提及宋美龄。这一次同样如此：
从1928年到1936年，在道德和物质两方面，中国均取得了显著发展。几年时间里，新生活运动的领导者和象征、美丽的蒋夫人，在每一项出色事业中都发挥了热情的领导作用。但日本不能容忍一个复兴的中国。他们进行打击。
委员长予以反击。他和共产党达成和解。以腾出空间而争取时间，拒绝日本提出的优惠和谈条件，在封锁、通货膨胀、经济瘫痪、斗争日益艰难、争取盟国对他的支持几近失望等情况下等待。
如今，蒋的坚定和策略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这场战争结束时，一个巨大的事实十分清楚，委员长已经证明他的政府得到普遍的支持，如果获得和平，它能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管理。
八年战争之后，和平的挑战依然很多，很严峻。中国还不强大，中国还没有统一。但从各方面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团结，比国外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相信的还要大得多。（《时代》，1945年9月3日）
《时代》此时在重庆有两位记者，一位是白修德，另一位是女记者贾安娜，两人都对蒋介石持批判态度。从行文风格看，这篇报道中描写日常生活内容的文字应是贾安娜所写，但通篇报道却又并非出自她之手，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大量溢美之辞，与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据相关史料介绍，它是在白修德和贾安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卢斯的想法经由国际编辑改写而成。卢斯恐怕没有预想到，这一次的改写，激怒了白修德。《时代》的名记者与大老板之间，因为支持蒋介石或反对蒋介石而存在的潜在冲突，终于被这篇报道引爆了。
这期《时代》出版时，白修德还在日本，他没有看到杂志。是贾安娜通报了她所知的情况。美国作家兰德的《走进中国》一书写到了此时的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
白修德经历了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军舰上举行的日本向美国投降的兴奋场面之后回到重庆。战后的重庆混乱嘈杂，他关注着超越任何人控制的一些力量，正在决定中国的命运。将得到美国的背后支持，美国的立场意味着大门已对毛泽东紧闭。毛不能指望从美国获得对他的运动的任何支持，而这个美国曾一度倾向于和蒋的敌人并肩作战。白修德和另外一些美国记者，对局势的这一转变为之失望。这些记者们，曾努力根据他们的了解来报道中国，按照如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美国力量，即军界的观点来看，他们站到了那些坏蛋一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准将对着白修德叫嚷道：“他们根本不存在，可你们说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他们不过是美国新闻编造的小说。他们没有枪支和兵力来破坏那些铁路。他们唯一的力量就是美国记者向美国人做的描述。像你，像斯诺这样的家伙，报道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和他们的根据地——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在制造他们的力量。我告诉你，他们不存在；他们只是存在于纸上。”（《走进中国》，第285页）
白修德与卢斯的冲突，民间普遍存在的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不同评判、不同情感、不同态度，国际上对国、共之间随时将爆发内战的忧虑，为举国同庆的抗战胜利，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在如此严峻的时局下，蒋介石这个被卢斯刻意挑选出来的“太平洋战争的英雄”，在《时代》封面上似乎信心十足，对前景充满乐观，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却是他从巅峰跌入峡谷的开始。
在驻华的外国记者中，自修德以在抗战胜利前后猛烈抨击蒋介石及其统治而著称。在获知这一期《时代》报道内容后，他给卢斯写去了一封长达二十二页的长信。他在信中说：
“我想我知道您对中国的感受，哈瑞（即卢斯——引者注）——您对它曾拥有深情，我也知道，在我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中，您如何对它的重要性、对它的苦难、对它受到的忽视，抱有温暖的人道同情。在美国，还没有一个公众人物能像您这样，坚决地维护中国的事务。但是，如果这种对中国民众的热情，不合时宜地用来支持蒋介石，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它所支持的是一部反人类的法西斯机器，而这一机器正在把中国人民的生命紧紧套上了锁链。”（转引自《卢斯时代的中国形象》，第130页）
白修德最后说：“假如我要再说说国民党领导层的邪恶，我的声音就该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嚷上天了。”但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白修德则充满热情：
白修德继续称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他们的民主政权、民众的广泛支持、军队的战斗力。白修德向卢斯说明，他之所以热情洋溢地描述“中国北方的共产党”，是因为“我想要美国人民了解到，中国人民还拥有力量、勇气和真诚，他们还能被调动起来……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共产党”白修德还说：“他们的力量在一天天壮大。中国的未来或许属于他们而非蒋介石。我们不能逼得共产党转向俄国的怀抱，让我们的恐惧成为现实。”
白修德指出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