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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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子裂变的控制，把本来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人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所有思想、事物均在裂变——并且远远无法控制。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是恐怖的一次孕育，与以后相比只能算是一次微不足道的预报。
所以思想、事物都在裂变。胜利的突然降临，对联合国、对日本都是一种仁慈。但这一仁慈却是诞生于人类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之上。人类是赢了，这一武器是由文明最青睐的人们在使用；但是，它对生物的威力却是以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让人类的生存意识产生深在根底的创伤。征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把太阳的火和威力放进了普通人的手中。
人类做好了应对这一挑战的准备否？突然之间，没有任何警告，现实已经变为不可思议的未来。未来是否有希望？如果有，希望何在？（《时代》，1945年8月20日）
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他说，他在抵达波茨坦出席三国首脑会议的第二天，接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1945年7月16日早晨发出的电报，获悉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他把这称作“历史性消息”：“我们的绝对秘密和最为大胆的作战计划实现了。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战争机器，它不但能彻底扭转整个战局，而且能掉转历史和文明的方向。”随后，在会议期间，他婉转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斯大林：
7月24日，我偶然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回忆录》，第315页）
精明的斯大林对于美国的新武器，其实早就有了预感：
7月16日，美国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意识到有情况将要发生的斯大林给苏联远东部队司令A·M·瓦西列夫斯基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询问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能不能将作战计划提前十天。瓦西列夫斯基回答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部队和进行补给。也许，如果斯大林能够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前发动对日战争的话，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破坏有可能避免。或者，如果日本在7月26日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原子弹爆炸和苏联的参战就都有可能得到避免。（《真相》，第382页）
历史当然没有“如果”。7月28日，东京电台宣布日本政府决心作战到底，以这一方式拒绝了中、美、英三国的联合通牒。于是，以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等日本城市的作战计划开始正式启动，美国真的如斯大林所说，要“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了。
东京时间1945年8月6日八时十五分，第一颗原子弹轰炸了广岛，震惊世界的蘑菇云升腾在日本上空。一本由德国学者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样概括原子弹对广岛的轰炸：
现在，杜鲁门认为他已有使用原子弹的合乎道义的权利。他为自己的决心所找的论据是：通过使用原子弹，战争将加快结束，这样就将拯救数十万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工业中心和人口稠密城市被选为突击目标。8月6日8时15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了广岛。它是用降落伞投掷的，脱离飞机后不久，在离地数百米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放出极高的温度。爆炸效力是惊人的。在四公里多的半径内发生了数百处火灾。大约七公里距离上都能感到空气发热，人们甚至在四点五公里距离上也受到一度烧伤，在距爆心投影点一千米半径内，放射性辐射是致命的，在全市三十万居民中，有七万八千一百五十人死亡，将近十万人受伤，约一万四千人失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第716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原子弹摧毁了日本天皇乃至内阁领导人的信心，达到了美国以此迫使日本尽快投降、尽量减少美国士兵伤亡的目的。但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原子弹投入战争又引发了其他严峻的话题，从当时乃至后来，杜鲁门等人的决定总是不断受到质疑和指责。《真相》的作者就这样说：
没有人知道杜鲁门是否为美国对日本平民的大规模的常规轰炸感到不安——这些行为可以被称为残暴。但是他很关心大数量的美国伤亡人数的预计。对于他来说，投放原子弹以外并非无所选择，比如等待苏联在满洲和朝鲜发动地面攻击，加上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和炮击产生的效果，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再继续承受下去。然而，拥有了新的世界末日的武器，杜鲁门缺少等待的耐心和远见。另一方面，日本的领导人在错误的、危险的思想的控制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天皇的权力，宁愿牺牲无数自己的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摧毁这种心理——或者，用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1957年的话说：“使他们（日本领导人）因受到震惊而采取行动。”——这是杜鲁门和马歇尔对原子弹投放作的辩解。（《真相》，第383页）
马歇尔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战争的结局似乎也可佐证。但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有必要跳过战争事实本身，从波茨坦会议过程中的美、苏较量，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初现端倪的双方试探、斗智乃至孤注一掷的冒险，再来解读当年。也许这样，方有可能更逼近事实真相，看清复杂原因，从而，也就有可能对当时中国的处境，对中国后来的历史演变有一个较为清晰、较为立体的认识。
札鲁门的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从中得知，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美国的途中，因受到斯大林的刺激他已经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他这样写道：
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俄国人的直接会谈对我说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使我能直接看出我们和西方国家将来必须面临什么样的局势。
在波茨坦会议上，俄国人已在保证欧洲合作与和平发展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已经看到俄国人是冷酷的交易者，他们永远为自己的每一点利益在打主意。举行三国首脑会议的地点，离被战争粉碎的纳粹政权所在地仅仅几英里远，任何政府的首脑不集中全力去寻求真正的和平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发觉俄国人对和平并没有热诚的愿望，但是我并不感到完全绝望。很显然，俄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筑在我们正要面临一次严重的经济恐慌的结论上的。他们企图抓住我们的弱点，从中取利。
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但波茨坦的经验却使我决定，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我们和俄国人在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使我决定决不在和俄国人设立的联合机构中冒风险。当我在回国途中回顾国际形势时，我决定在战胜日本后由麦克阿瑟全权管辖和管制日本。在太平洋，我们决不再受俄国策略的愚弄。（《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由此可见，基于防范苏联的这种考虑，杜鲁门才决定使用原子弹来尽快结束战争，使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占据绝对有利的位置。
但斯大林显然从一开始就提防着美国，并且早有随时改变其战略战术的准备。事实正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举动，促使他做出了提前一个星期出兵中国东北的决定。有史料说原定是8月15日出兵，而此时改在了8月8日，与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是同一天。《真相》作者写到了斯大林的这一反应：
8月7日，东乡向佐藤发出最后的训电，仍然指示他探明苏联方面的态度。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得知了广岛的原子弹轰炸。8月8日晚，当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克里姆林宫与他见面的时候。斯大林说：“我认为日本人现在正在寻找以接受投降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口实。原子弹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口实。”美国摧毁了整座日本城市的消息使斯大林解除了提防，他决定第二天正式参战，比先前的计划提前了一个星期，也比杜鲁门总统所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杜鲁门不经意间加深了苏联独裁者对美国的疑虑，成为冷战开始的一个要因。（《真相》，第372页）
后来，不少专家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是原子弹的威力迫使日本投降，改变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既然如此，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也就有理由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以牺牲中国主权等作为让步而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参见“封面中国”：《在峭壁之上》，载《收获》2006年第五期）。顾维钩甚至认为，苏联当时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中国东北：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甚至在苏俄对日宣战书中，莫洛托夫还提到远在1945年8月以前日本就曾要求和苏俄进行会谈。8月间。莫洛托夫宣读对日宣战书时，他同时第一次透露日本人在6月中旬曾通过天皇个人信函寻求俄国的调停。原子弹投下了之后，俄国人由于已知道日本人要求调停，便迫不急待地参战。尽管斯大林害怕已错过了时机，美国和英国却还急于要俄国加入战争。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人促使苏联参加这场战争，那会出现怎样的局面。（《顾维钧回忆录》，第234页）
历史无法假设。中国没有实力独立地打败日本，在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之后，日本依然在中国驻扎百万大军，占领着中国大片领土，其颓势并不明显。这些日本军队，在接下来进行的战斗中无疑是极大的威胁。那么，要结束战争，除了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之外，还有别的更快捷的方式吗？而且，在这种情形下，国力衰弱且又陷入国、共冲突危机的中国，又怎能在大国间的博弈中抢占一个有利位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相当无情：作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在日本被打败、太平洋战争结束之时，尽管是无可争议的战胜国，但在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身影下又显得瘦弱乏力，没有更大的主动权和发言权。
于是，在原子弹升腾而起的蘑菇云笼罩下，在“冷战”寒气席卷而来的历史场景中，顾维钧的质疑听起来只能是一声叹息：苍白，细弱，无奈。1945年8月的中国，就这样在迎接胜利的同时，也迎来了苦涩与严峻。
三 乞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了！如今，六十年过去，胜利者的喜悦与欢腾，战败者的沮丧与狼狈，都已融入历史。
当有机会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我逐渐发现，中国的相关著作要么习惯于事件结果的粗略叙述，要么满足于简单概念的归纳，而对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某些细节或微妙处却常常忽略而过。其实，在我看来，有些被忽略的细节恰恰更能说明历史的复杂性，更能反映某时某地历史选择原本具有的多种可能和偶然性。甚至，某些被忽略的细节，其历史容量也许更大，对未来的影响也更内在、更深远。
8月10日到8月15日的五天时间里，日本的乞降过程颇有变数，耐人寻味。围绕是否保留天皇地位的国际交锋，在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杜鲁门回忆说，8月10日上午七时三十三分，美国的无线电监听员收听到了由东京无线电台发出的消息，日本政府向瑞士和瑞典政府发出转致美、英、中、苏的照会——史称《日本乞降照会》。
翻阅《时代》当年报道日本的乞降过程，有趣的细节便为今天的历史追寻开启了一个走向深处的通道。《时代》描述了8月10日这天发生在白宫的事情：
杜鲁门总统处理着历史上压倒一切的事务。上周，在向世界展示出一种新的力量和欢迎太平洋战争有了新的盟友之后，他的事务之一就是在等待，在观望，如同别人一样，他想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
星期五早上，他与通常一样早起，准备离开白宫二楼的房间。此时，陆军部的信使送来一份急报。总统接过来，念道：
“根据天皇陛下的圣旨……”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三年八个月零三天之后，在美国人付出七万五千个生命之后，日本战败了。他们对此很明白，因此，他们希望“尽可能地”放弃战斗。
刚刚出任总统四个月的杜鲁门，对这一伟大事件以及他与之相关的联系感到震颤。这位来自密苏里的简朴的人，睡眼礞咙地快速翻阅黄页急报：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所提出的条款……但可以理解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