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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收获-2006年第6期-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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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脑海,杜鲁门评论说可以“让日本从头到尾都成为冲绳”。到杜鲁门抵达波茨坦时为止,美国对计划于1945年11月1日开始的九州入侵的伤亡预计是,刚开始的三十天里将有二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死亡、受伤或失踪。随后的三十天里将进一步增加约一万一千人。(《真相》,第382-383页) 
  杜鲁门自己回忆时坦率地说,他到波茨坦是对斯大林有求而来的: 
  我去波茨坦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的思想里,最迫切的是要得到斯大林个人重申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心,这是我们的军事领袖最急于要得到的一件事。我在会议的最初几天就从斯大林那里得到这种保证。在战时我们的一切军事部署都得保守秘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 
  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图为会议会场为了这个原因,在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把它略去。这是我们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唯一的秘密协议。(《杜鲁门回忆录》,第312页) 
  《时代》后来在报道日本投降前后的局势演变时也这样写道: 
  车轮最近的转变实际上是在波茨坦开始的。总统在前去出席他的第一次三巨头会谈的途中.已经明确地向随从表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俄国在最恰当时机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尽快结束战争。结果是,总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东西:斯大林明确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参战(据最可靠消息来源称,这一天是8月15日)。现在,不管今后亚洲将面对什么样的政治反应,美国军队再也不会帮助中国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正规军了,日本也不再可能延长战争了。(《时代》,1945年8月20日) 
  处在极为有利地位的斯大林,在波茨坦有充分理由感到踌躇满志。 
  就个人而言,二战爆发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是在领袖位置上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罗斯福在1945年4月因病去世,没有亲眼看到纳粹德国的灭亡,接替他出席波茨坦会议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丘吉尔虽然出席了波茨坦会议,但会议期间正逢英国举行大选,他领导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但他的战后国内政策和“冷战”态度受到批评而导致落选。会议中途休会,丘吉尔离开波茨坦回国等待大选结果,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接替他来到波茨坦出席会议的,是英国新首相艾德礼。 
  这是历史的有趣之处。美、英政坛领袖相继更迭,苏联的斯大林则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遥想当年,在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位新手面前,斯大林这位政治强人坐在波茨坦的会谈桌前,想必会镇定自若。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谋略的他,运筹帷幄,静看欧战硝烟消散,凝望远东风云变幻,寻找着最佳的机会以获取苏联的最大利益。波茨坦——既是盟国间合作的最后舞台,也是各方博弈的新阵地。得与失,利与弊,是与非,哪怕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也未必能梳理清楚,说个明白。 
  半个世纪后我来到波茨坦,秋雨中的塞两林宫竞已有些凄冷。朋友说,这已经不是旅游的好时节了。其实,对于我,能够站在雨中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想象曾经有过的场景,就很知足了。 
  “这个窗户是斯大林的房间——这个是丘吉尔的,后来是艾德礼用——这个可能是杜鲁门的……”我们浏览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房,窗户一个接一个,像画框把历史定格。窗下是草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撑着伞,伫立草地中央,雨敲打在伞上,像时钟的滴答声。在庭院出口处有一个石球,上面隐约可见刻着一个五星。五星旁是一个俄文单词——我在波茨坦找到的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真正属于五十年前的遗迹…… 
  有哪一座建筑比眼前的塞西林宫对战后世界更显得重要?对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感受尤为强烈。 
  自1945年年初雅尔塔会议以来,围绕着敦请苏联出兵与日作战,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而进行的大国间的讨价还价,是世界外交风云的焦点之一。抗战中的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因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一度被视为“大国”,但却先后缺席了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正是在中国缺席和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三个大国决定了与中国主权相关的事宜。这就难怪,中国外交家顾维钧虽然没有亲临波茨坦会议现场,但他在伦敦等地焦急地关注着波茨坦,从不同途径了解着这里的进展。读他的回忆录,让人感慨万分。 
  不过,波茨坦毕竟是决定通牒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地方。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仍被邀请联合签署了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宣言》(全称为《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有意思的是,波茨坦会议的一个主角——苏联,由于此时尚未对日宣战,故未列入该宣言的签署国。苏联的参加,要到十二天后的8月8日,这一天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安排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不是签署国,没有与会的中国却是签署国。当年历史的复杂与微妙,至今仍耐人寻味。 
  在日本投降过程中,《波茨坦宣言》的签署和发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是,在一些相关历史著作中,除了几句概括性的叙述外,很难读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更为具体的细节叙述。譬如,公告是如何起草的?没有与会的中方是如何参与签署的?其实,对于有着历史兴趣的渎者来说,了解它们或许更有必要。好在《杜鲁门回忆录》提供了一些历史细节。 
  杜鲁门回忆说,《波茨坦宣言》的草案,是他从美国带到波茨坦的: 
  我来到波茨坦的时候曾携带一份号召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的草案,这个草案我想同丘吉尔讨论一下。这将成为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政府首脑们的联合公告。在我于7月24日送给他看一份草案的副本之前,我曾等待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面达成协议。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同时,丘吉尔很快地同意了那个公告的原则,并说他将把那份副本拿去进一步研究它的具体内容。 
  斯大林当然不能参加发布这项公告,因为他同日本仍保持着和平,可是我考虑到最好是让他知道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而在会议开会的期间,我曾私下同他谈到过这件事情。 
  丘吉尔和我都认为蒋介石应被邀参与发布这项文件,而且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我就把这项文件的内容电致在重庆的赫尔利大使,并指示他从速取得蒋委员长的赞同。电报是通过海军方面发出的,同时也经由陆军的电讯系统发出。可是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以上仍未获得答复或回音。丘吉尔即将回伦敦了解大选的结果去了,不过他在离去前传话给我,对公告的措词表示赞同,并同意由我自行处理发布这项文件。(《杜鲁门回忆录》,第286页) 
  丘吉尔返回伦敦等待大选结果,重庆方面的答复却迟迟未到。随后赫尔利在电文中呈报其中的原委。杜鲁门写道: 
  当丘吉尔动身返回伦敦时,我们仍未得到蒋介石的答复。送致给他的电报碰到了意外的困难。首先是在檀香山的通讯站传送时耽搁了。其次是檀香山和关岛之间的通讯繁忙也推迟了它的发送时间。但这份电报终于在重庆时间晚上八时三十五分送达赫尔利。 
  赫尔利大使拍回的无线电报说,给日本的公告已经送给宋院长了,但是蒋委员长却不在重庆而在长江对岸的山上。他说那份电报将于当晚译出送给委员长。随后赫尔利就叙述了要见到蒋氏的困难: 
  “电报的译文到半夜以后才译毕。那时我们想找到一条渡船过长江也有困难。院长不愿意在深夜出来,同我一起赴黄山。今天早晨,外交部次长吴国桢陪着我到了黄山蒋委员长的官邸。蒋委员长仔细阅读了译文,然后吴国桢把我所说的需要立刻同意的理由,翻译给他听。委员长自始至终谦恭有礼。在他对我说他同意这项公告之后,宣传部长王世杰博士来到了。于是又有必要把整个事情再向王世杰解释一遍。顺便提一下,王氏将继宋院长任外交部长。当蒋介石对这份电报表示了赞同后,我们发觉电话坏了。因此我只有回到重庆才能应用各项设备向你转达……”(《杜鲁门回忆录》,第289-290页) 
  蒋介石基本同意公告草案,但他提出一个修改意见,希望将自己放在英国首相之前: 
  蒋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项保留条件:他要我们把列在上面的三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的名字次序更换一下,他要把他放在英国首相之前,因为这样做会在国内对他有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这项改动。(《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于是,经过此番磋商改动后,公告第一款的表述最后确定如下:“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转引自《杜鲁门回忆录》,第290页) 
  《中美英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并发表,三国向仍在顽强抵抗的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 
  (甲)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辛)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各种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转引自《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6-7页) 
  然而,日本当即拒绝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很快日本会发现,这将是使它付出最惨痛代价的顽固与怠慢。他们不会想到,几天后,人类历史上最有杀伤力的原子弹,就会相继轰炸长崎、广岛;与此同时,苏联对日宣战,苏军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 
  且让我们顺着《时代》报道的脉络,重温当年的纷繁场景。 
   
  二 蘑菇云在日本上空升腾 
   
  遥想当年,当读者拿到1945年8月20日出版的《时代》时,他们想必会感到新奇。这一期的刊物,居然没有像通常一样安排一个封面人物,而是一幅图像:通体白底,中央一个太阳,红得如血,上面画上了一个浓黑的大叉子。强烈的视觉效果,明确地告诉读者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太阳旗为国旗的日本终于战败投降了! 
  从7月26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到8月15日东京电台播放裕仁天皇亲自宣布日本投降的讲话录音,前后一共二十天。这是远东局势最有戏剧性变化的二十天,也是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二十天。二十天里,原子弹在人类战争中首次使用,于改变战局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永远的精神伤痕;二十天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二十天里,历时四年的太平洋战争以日方失败而结束,中国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随之获得了胜利。 
  不限于此。二十天里,围绕着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而引发的僵持不下,使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努力又多了一些外交变数。更加令人关注的,出于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防范与警惕,美国坚持在处理日本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冷战”格局的严峻,美、苏间的较量,由此也凸现出来,进而将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在二十天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中,还有什么能比原子弹在战争中的首次使用更让人震惊?它的威力与效果,它的残酷,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即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重大的新闻也不免为之逊色。于是,这一期《时代》的封面虽为日本的投降,但报道重点却放在了原子弹爆炸引发的震撼。新闻事件的叙述,笼罩在深深的恐惧、忧虑之中 ,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强烈感受到历史瞬间的沉重: 
  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战争,本周竞是在一个巨大事件造成的混乱中结束——这一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如此之大,已使战争本身显得无关轻重了 胜利消息交杂着快乐、感激、痛苦与怀疑胜利者反倒比失败者承受着更大的恐惧,经历了更致命的折磨。 
  无论士兵、科学家,或者大政治家,乃至普通百姓,从言行来看,人们在承受巨大创伤的震撼之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幽暗深处,则有一个巨大的东西在涌动,在悄悄地形成: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地神的子女及后裔一——引者注)在这一混乱中创造着一个时代,在此之中,胜利已经变成仅仅是一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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