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6期-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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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打断）还有周星驰啊。（笑）
臧杰：你觉得中国内地电影市场是不是也会出现台湾电影这种状况？你觉得贾樟柯、王小帅、章明，甚至包括陆川在内，是不是更接近于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呀？ 焦雄屏：是的，是的。 臧杰：那你觉得，内地电影是不是也将面临着台湾导演所遭遇的尴尬局面呢？
焦雄屏：不会。因为我觉得产业规律的雏形已经在形成当中了。如果这个规律的大潮到来的时候，所有人会重新洗牌。今后，贾樟柯或王小帅或章明或娄烨，这些导演拍自我电影的空间会大大减少，他们的投资会从哪里来？不是说所有的投资人丢钱只是为让你去得奖，因为电影要看它的回收嘛。我们真正来看看贾樟柯的回收是什么？《世界》的票房好吗？相当差嘛。相当差还有多少人愿意投资？如果法国人不给你钱怎么办？蔡明亮、侯孝贤都已经面临了投资的困境，法国人也不是次次都给你啊，他们有时候也会把钱调给伊朗人啊。
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或投资提供给你来做个人的东西，拍一个电影只是为了你自己？这个宅间一定会压缩到没有。他们自己也会吃不住的。贾樟柯都跟我说，他要找朱丽·庇诺什。朱丽·庇诺什会让你随便投资吗？我觉得不可能。商业电影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我一直觉得，商业电影比艺术电影难做。
臧杰：他们一定会转型吗？
焦雄屏：我认为，一定会不断有被淘汰的。谁会被淘汰很难说。目前暂时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得过一些奖，中国也有一些人有一些钱，在等投资对象。但当产业规律稳固下来之后，两种极端会慢慢松动。不一定电影要拍动作片、武侠片，电影的成本要高到那个地步，大牌明星要多到五六个，就像《十面埋伏》那样，靠大牌明星来撑一个电影。商业大片也应该有其他的条件。同样，你也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不在乎观众到极点。
臧杰：你觉得目前中国内地的第六代导演，谁有这样的转型资质呢？
焦雄屏：未为可知。我不乐观。我只是认为极端艺术电影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我觉得，只有等到产业化的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才会出现多元的诞生。那时，才会允许有一部两部讲究艺术气质的电影存在。有的是讲究中产趣味的，如李安，有的则是讲究大众趣味的。
产业建设需要智慧
臧杰：我们来回顾一下，目前已经似乎呈现出了这样一种状况：台湾电影现在很艰难；内地电影有几个大腕在撑场，而年轻导演也面临一个淘汰与生存的过程；那么，最商业化的、产业链相对完备的香港电影呢？它们的生存现实不是也很艰难吗？
焦雄屏：香港的产业链其实也不健全，它只是相对于台湾内地，比较健全。真正健全是美国和法国及西欧一些国家。美国八大片厂，出现行货一样的产品，也有大片，也有小片，也有很艺术的，也有非常商业的，它的多元性绝对存在，这才是健全的。
臧杰：那么，你认为香港电影目前面临的问题也是产业链不健全造成的？
焦雄屏：盗版这么发达，他们现阶段怎么会有健全的产业链呢？产业链的健全是：这个链的每一环节，有付出也是有所得的。现在制片业界，你的付出是没有所得的。台湾电影很大的回收。是在DVD和电视放映，但电视放映，是被垄断的，这是不健全之一，不健全之二是盗版嘛。香港也是一样，它的电视业也是一种垄断状态，盗版也存在。它的败落原因有很多，黄百鸣也讲过，一个是盗版嘛，当然移民潮带走了很多香港的电影人也是一个原因。
当大家发现这几年香港没有败亡，而且越来越繁荣，在加拿大好孤独，大家才搬回来。但这个过程，已经造成了香港电影的一次大失血，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间，所有的产业乱掉了。比如说，那时候有钱，但没有人拍电影，因为人都跑了，技术人才啊，导演啊，明星啊，都走了不少。怎么办？副导演当导演了，美术成导演了，道具也成导演了，拍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像样。大量粗制滥造的结果，让大家对香港电影失去了信心，所以一直走了下坡路。
盗版、移民潮、产业专门人才的紊乱和一时的大失血，才是造成香港电影衰败的原因。
现在，他们是要捡回他们的春天，不然成龙怎么会去拍《神话》！
臧杰：现在你在着手跟香港导演许鞍华合作，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焦雄屏：是啊。我非常佩服她。许鞍华说，拍这部电影她也好高兴，她过去拍戏，会觉得好孤独。她一个人独立奋战，这次是被我们一群老朋友新朋友撑着。她工作起来真的很用功，我做过那么多电影，真的觉得最用功的就是许鞍华。每一环节，她都左思右考，左改右改。她天生是个导演。平常再没劲，或者身体有一些小恙，只要一听到拍戏，整个人就活起来，开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臧杰：许鞍华的作品似乎非常多样，有文艺片，有商业片，一开始她要拍文艺片，结果有了商业片的票房，你觉得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焦雄屏：她其实就是我说的李安那种导演。她是在伦敦学的电影，是一点一滴地学习做电影的。她在电影这个产业界真的是工作蛮久，她回到香港，真的是从基层做起，磨炼那个电视剧，拍单个的电视剧集，几十分钟、几十分钟的，有人情趣味的、有警匪的，有纪录片的形式。她在各种类型中间，真的是一直在陶冶，她还跟胡金铨大师跟了很久。这些完整的资历，（使）她的情况比较接近我讲的李安的情况，一方面她在这个中间发展出个人很清楚的人生观和想法，另外一方面她的技术也有了很好的磨练，在拍各种类型片时，你也会看到她的作品是行货。
她永远不会囿于既定的标准，她总有些个人的思索，她不是两种极端中间的那种，她跟李安都是这样的导演，他们的技术和人生观都能让他们在各种类型中间独树一格。
臧杰：你觉得对于现在的香港与台湾电影而言，是不是跟内地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
焦雄屏：绝对是。不仅仅是香港，任何人跟内地合作都是很有出路的。不然，那么多美国制片商跑来中国干吗？八大片厂，现在有多少电影要在中国开拍啊。因为大家都发现，他们将来要跟中国发生关系，跟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观众、中国的产业链发生关系。
臧杰：现在很多电影名义上中国在拍，实际是好莱坞的人在暗中操作与控制。
焦雄屏：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注意。将来会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外来资金来活络你的产业，但当外来资金来了以后，你能把他们赶出去吗？这些资金会不会把你的很多东西掌控？这是我们要小心的。这需要政府要有高度的智慧去解决。现在，大家好高兴，电影界要是有派拉蒙投资、有哥伦比亚投资大家会觉得如在云端，每个人可以买好车，买大房子了。真的吗？将来你要面临如何解除好莱坞对这个产业，不但是产业而且是文化的控制。美国电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洗脑功能，他的洗脑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教你各种价值，他教你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教你金钱是什么、社会地位是什么，他长期在洗脑，比如替犹太人擦脂抹粉，长期在把女性作为一种商品，这些电影也夹带着他们的价值观。这你要不要接受？中国人帮他做电影，你要不要经过他们的审查与过滤？将来这些钱进来之后，会掌握多少产业的运作能力，都是必须考虑的。
臧杰：这一步必须要走吗？
焦雄屏：我不敢说。我认为应该别让美国成为唯一的资金来源。要有多元化的制作，比如让法国的资金进来，不要让美国用这种聪明的方式先占有了这个通路和管道，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完整的通路与组合，这可不是小事。这个大事，不是我这个层次或者我个人的脑袋能解决的，这需要群策群力，需要集体智慧，政府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因为这也是你进入wTO的问题，你逐年开放以后，美国电影就会倾囊而出。内地这块“大饼”谁都看到了，有非常肥大的利润在这里，你不去努力，就会被别人拿走，所以大家都来抢。在他们抢的过程中，你能用怎样的智慧，来观察它、控制它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臧杰：你在这个过程中想做哪些事情？
焦雄屏：我一直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电影界，我很在乎电影的多元化。我个人只是比较排斥恐怖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拍电影用来吓人。除了这点简单的看法以外，我还是希望许多种电影能够并存。我个人能做的、比较期待的是能拍几部说出来不脸红的电影，就可以了。在我这里不存在要拿什么戛纳奖、要站在奥斯卡的红地毯上啦这样的想法。
电影还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有高有低，也是有起伏的，没有人是生产杰作的机器，偶尔出一部烂片也是正常的。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一些好的东西，自己去做就可以了，我也做过一些电影，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还是希望，当自己把电影丢出去之后，有的人看了你的影片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会对他的生活有启发，有感动。我觉得，就足够了。
臧杰：你觉得在这样的困境，中国电影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焦雄屏：我的期待是创作的尺度放宽。商业规律已经在建立当中，有些政策的拟定，能够有利于企业界来投资。然后呢，培养更多的编导人才、创作人才，在产业链健全之后，能够有机会让这些组合来做好的作品。刻不容缓的则是打击盗版、制定一些政策和法律来解决我们将要碰到的情况。
一页历史，已然翻过
李 辉
一 在波茨坦与重庆之间
走进德国柏林远郊的波茨坦，是在2004年10月的秋风冷雨中。
我在追寻半个世纪前波茨坦会议的踪影——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此举行。同时，作为会议的一个副产品，会议期间的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签署发表《波茨坦宣言》，向法西斯日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继纳粹德国1945年5月战败之后，人们在这里看到了法西斯日本也正在走向终结。中国虽然没有与会，但中国的命运与波茨坦密切相关。毋庸置疑，《波茨坦宣言》发出的最后通牒，正是饱受战争痛苦的中国民众期盼已久的声音。
早就熟悉波茨坦了——在史著中，在纷繁的回忆录中。湖泊、树林、草地、宫殿……感觉中，似乎看到过它的美丽风景，呼吸过曾经弥漫于此的历史云烟，听见过一个个历史人物在此发出的笑声与叹息。
关于波茨坦的书太多了。我爱读回忆录，丘吉尔、杜鲁门等人的回忆录中，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斗智、交锋乃至生活细节一一呈现出来。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叙述之生动自不待言，即便下笔十分平实、主要侧重于事件过程叙述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谈到波茨坦会议时，居然也少有地来了一番外景描写：“塞两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当中有一个院子——现在铺满了苏联人种植的二十四英尺宽的红星花坛，由天竺葵、粉红玫瑰花和紫阳花组成。三个同盟国的国旗在宫殿的正门前飘扬。”
在柏林我买了一本旅游书，其中说，当年之所以选择在波茨坦的塞西林宫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乃是因为欧战刚结束时柏林已成一片废墟，只有这座建筑因地处远郊才侥幸地留下了屋顶。波茨坦属于苏联占领区，故由苏联负责安排这次会议。杜鲁门说，连房间里的家具都是从苏联运来的。由此可见苏联在战后地位的崛起。
苏联在巨大的战争灾难中挺立而未倒，终于由防御转为进攻，最终胜利地解放了整个东欧和德国东部，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较之战前有了空前提高。在纳粹德国战败、欧洲进入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之时，希望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把人员伤亡尽量降少的美国，也不得不寻求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作战。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写到，杜鲁门在乘军舰启程前往欧洲之前，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
杜鲁门在6月18日于白宫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入侵九州的作战计划，尽管为了支撑到1946年春天入侵本州为止，要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后勤及人力方面的投入。当时，刚刚过去的冲绳战役还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杜鲁门评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