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82-像李敖一样幽默-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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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李敖似鲁迅；但没有鲁迅“情绪”？（1）
因为同样的嬉笑怒骂同样的四面树敌，谈李敖的幽默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了。李敖似鲁迅，他们都亮出犀利的笔锋批判中国文化的积垢、国民性的痼疾；他们都反对乡愿；他们都“一个也不宽恕”；他们都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鲁迅和李敖的幽默都是他们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幽默的发展过程中，幽默从一开始就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联系在一起。实践证明，批评力量的体现不只见之于一往无前的冲锋陷阵，战斗是要讲究实际效果的。鲁迅之所以选择幽默显然是出于效果的考虑，幽默是一个战士置身“王之爪牙”时代的生存策略。因为真的战士不仅要攻得有力，同样的要能够保护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和敌人打持久战。鲁迅和李敖的批评实践同样证明，在和敌人的纠缠中很少能一招置敌于死敌，往往有许多的回合许多的反复，因此，要有“韧”的战斗的心理准备。在“韧”的战斗中幽默既让敌人痛却说不出，“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同时也让自己在紧张的战斗之余得到心理的纾解。但奇怪的是李敖和鲁迅都走行动型、实践型的幽默路数，但李敖对鲁迅似乎没有那种英雄惜英雄的亲切，甚至对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几次说到鲁迅就不仅仅是腹诽而已了。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他说“鲁迅是一个被过分捧出来的人物，就像滚雪球一样”。他还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鲁迅者文章不通’。各位，如果叫我李敖做老志钧先生的这个功夫，把鲁迅的欧化文字很耐心地写一本书，我没功夫做，也不敢做，什么原因？我的文章会受鲁迅的影响，在无形之中受了它一点影响，文章就会变坏，变得不通。”他又说：“鲁迅有他很多的优点，可是，如果六十年后、七十年后、八十年后，我们给他的评价不相当，过分地高估了鲁迅，过分地赞美了鲁迅，并且认定了鲁迅这些作品都是最好的，而变成我们一个典范的时候，我觉得很危险，为什么？证明了我们没有进步。”
不怕越界“乱弹”，哪怕招致别人痛骂，这是李敖的可爱之处。
但我们还是要首先把李敖和鲁迅进行比较，李敖在接受人家采访时就曾说过：
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第一个，他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不够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第二个，他杂文里面情绪表达太多，真正的资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绪字眼删掉，看的还是资料，就是证据。好比说，我证明（他是）王八蛋的时候，那就证据。我可能会夹杂一些称呼骂，可恶的王八蛋，混蛋的王八蛋，可是骨子里面还是证据。鲁迅缺乏这方面的东西。（《李敖狂言：“鲁迅被高估•；茅盾文字栏”》，2005年09月20日17时人民网）
好，说“李敖似鲁迅，但不如鲁迅‘情绪’”不是我自己的拟造。
现在我要说同样的嬉笑怒骂同样的四面树敌，不如鲁迅“情绪”，也不如鲁迅开阔。但李敖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这样的，刚出道时候的李敖不但有“情”也有“绪”，而且还很大。
三四年来，我写了不少杂文。其中的一部分我收在一块儿，就是这本《传统下的独白》。
这本书共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儿的却是一点反抗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传统下的独白•；序》
“独白”也好，“态度”也罢，不是情绪又是啥？而且李敖自己也说：
我认为情绪是很正常的，文章里有很多情绪并没有关系，问题在把情绪过滤掉以后，这篇文章还剩下什么？如果过滤后空无一物，那这篇文章就纯粹是情绪语言，言之无物了；但如果剩下的是完整的见解、资料或内幕，就表示这还是一篇好文章。
我并不欣赏那种冰冷的表达意见的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内容的对错问题，至于用义正词严的方式也好，嘻嘻哈哈的方式也好，大嗓门的方式也好，细声细气的方式也好，这都是不相干的。如果一个错的意见，用很理性的方式表达，它还是错的。（《吐他一口痰——李敖访问记》）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李敖似鲁迅；但没有鲁迅“情绪”？（2）
所以李敖和鲁迅的不同似乎不是情绪的多寡和证据的有无，鲁迅的杂文去了情绪，证据宛在；而李敖的文章只留下资料和证据，只会大打折扣的，就像这样的情绪，它的存在只能会给李敖的文章增色。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老年人和棒子》）
所以有情绪同时讲究证据倒是鲁迅和李敖最能够引发共鸣的地方。只不过就证据而言，鲁迅更偏重于时事，就像他在《伪自由书•；前记》里说的：“我的投稿，平均每个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
而李敖呢？“我写长文章的独到之处是资料扣得紧，主题不会因为文章长而淹没，要做到这些相当不容易。每篇文章我动笔前都有过冷静的思考以及广泛的搜集资料，动笔时我可能用很情绪化、很粗俗、很惹眼的字句，这好像炒东西的时候，把肉、菜、葱等东西准备好了以后，我把它炒得很火爆。任何人只要把我的文章中的一些sensational的字句过滤后，都会发现其中理智思考以及照料的层面。”（《对是非绝对是不让步的》）因为，在李敖的心目中，批评家和历史家是有高下之分的，他说：“我作为一个历史家，我告诉大家，我有这么多的历史性的著作，告诉大家我怎么谈我的问题，奠定我的这个地位，我不是批评家。”而批评家则是“我李敖也写过一些批评的文章，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部分是批评家，可是我绝对不能说，我以批评家作为我的一个招牌，那我就不值钱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够的。为什么我要批评到龙应台这些小女生，她们就会批评，写极好的文章来批评，可是你的长篇小说呢？你个人的创作呢？或者说你的学术著作呢？都不能谈，你只是一个批评家，味道不够了，力量不够了。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批评家，批评家是不会被立铜像的。我们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像龙应台到今天为止，写了一手好文章，可是他是批评家，不够看的，这就是我李敖的看法。龙应台的文章，好像用了一张漂亮的纸，包了一个臭鸡蛋，打开看，臭臭的，没有见解，见解很普通，可是包装得是好，文章写得极好，这是龙应台。批评家本身没有货给别人来批评，这是不够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重要的观念，就是当我看到这么一个照片以后，我就想起来那个故事，就是希比流斯老师告诉他的故事，不要只作为一个批评家。可是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要批评，因为有些资料也是非常有趣的、有效的，我们也不妨听到一些。”（《我李敖的定位》）
李敖说的证据是像这样的：
我带头办党外杂志兴风作浪，颠覆国民党，有一个绝活，谁也写不过我，就是我在文章中的大量证据与丰富资料，我博闻强记，并精通各种反面教材，例如我精通蒋介石的所有狗屁文字，这一点就令人咋舌，尤其令敌人咋舌。
而鲁迅则是，以《且介亭杂文》和《花边文学》为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
但鲁迅理解的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因此他决不仅仅满足“历史家”的定位，去写李敖欣赏的《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岁末，鲁迅的《华盖集•；题记》说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因此，不但自己批评，鲁迅还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我们读李敖，读《文星》时代的李敖感到他又何尝不是这样的青年。
第二章 不打榜单不排座次，比较从鲁迅开始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1）
李敖和鲁迅还是不同的。林贤治批评李敖说“鲁迅不敢批评个体的中国人”时认为：“清末民初的时候，知识界流行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不只是鲁迅一个人在谈这个问题。只是他后来把这个问题同‘思想革命’联系起来，坚持最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其实是对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批判，是鲁迅的‘文明批评’的重要部分。李敖说鲁迅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整体不针对个人也不对，恰恰相反，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就说鲁迅所进行的是‘私人论战’。说他所针对的每个人都是典型，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几乎没有人像鲁迅这样树敌这么多：章士钊、陈西滢、梁实秋、徐志摩、顾颉刚、施蛰存、胡适、郭沫若、周扬缮，批评起来都是指名道姓的。周作人和陈西滢等人也有过论战，但他在出集子的时候，把这些论战文章都去掉了，而鲁迅是保留的。”（《李敖连篇累牍批鲁迅 林贤治痛斥李敖哗众取宠》，《金羊网•；羊城晚报•；花地》）
李敖同样四面树敌，以至于得了一个“骂人癖”的恶谥，徐复观在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上发表长篇大论，其中第二项指控李敖“诽谤行为”“发展之程度，早已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为我们保留了李敖“骂人”一个完整的档案：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