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99-长征行-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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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刘英讲会理会议的一些情况。她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小组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一军团林彪还给三人小组写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到了会理，闻天和毛主席商议后就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没有多少人，就是三人小组毛、周、王，朱总，与红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
“会理会议的情形我记得比较清楚。会议是在城外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开的，因为怕有飞机来轰炸扫射，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
“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1｝
——聂荣臻回忆写道：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会议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流传说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聂帅谈到林彪的情况说：在遵义会议后，部队机动多了。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冤枉路。这也难免。林彪一直抱怨说，我们走的净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要求我签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1｝
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笔者之疑：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2）
——杨尚昆回忆道：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1｝
——《彭德怀传》关于会理会议的情况写道：“事情的原委是：一段时间内，林彪对红军在川、黔、滇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满意，说是‘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拖垮部队’等。一次，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蒋介石和龙云的追兵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了，但他们是不会停止追击的。我们前有川军阻截，后面追兵又要赶上，只在这一块狭小地区，是很不利的。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便回绝了林彪。会理会议还根据刘少奇与杨尚昆共同署名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反映的意见，批评彭德怀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指责他不在这封由刘少奇起草的电报上署名，是有意向中央隐瞒情况。”｛2｝
以上回忆材料，在个别细节上可能有点出入，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它说明了开会理会议的缘由和必要性。
在我看来，为什么要开会理会议？还有一点，就是要确定过金沙江后的行军方向，要不要过彝民区，前往大渡河？过了金沙江，摆脱敌兵追击只是暂时的。蒋介石还会派川军前堵后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会理会议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这不仅是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也是决定召开会理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决定两个四川人打先锋，即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运用刘伯承在川军中的声望和他们两人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率领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
对于会理会议的召开，过去比较多地强调前者，很少指出后者。只有同时分析这两个方面，对会理会议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才有比较全面、完整的认识。
古城会理和会理会议历史之谜：会理会议为什么要批彭德怀
会理会议批评林彪在情理之中，是他挑起的事端，批评他，人们不会有异议。经过对会理会议的研究，不难发现，毛泽东对始作俑者林彪的批评并不重，只是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显然，这是呵护之词。对彭德怀的批评却非常重，认为林彪的信是他鼓动起来的，因此，会议似乎成了主要是冲着彭德怀的。按照《杨尚昆回忆录》，聂荣臻在会上说明情况，作了证。为什么在这以后还揪住不放，多次进行错误的批评呢？对这个问题，我始终不得其解。
《彭德怀传》写道：“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团结为重，当时在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他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同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1｝这里，主要是陈述事实，表明了彭德怀的坦荡胸襟。
《彭德怀自述》回忆道：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信是在会议时看到的。当时未介意。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1｝
《杨尚昆回忆录》比较多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尚昆同志写道：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尚昆同志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博古便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苟坝会议的第一天会上，毛主席的主张遭拒绝，张闻天决定由彭总取代毛主席任前敌负责人。这件事间接地牵涉到彭德怀，而彭本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
——第三件是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派一位负责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去。｛2｝
尚昆同志说：“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尚昆同志还说：“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流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1｝这里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会理会议上批彭德怀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在此后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还要继续讲此事呢？尚昆同志是这样解释的：“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四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1｝尚昆同志的回忆不在回答此问题，只能谈到这个地步。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文献材料，有些具体情节不可能弄清楚。目前只能论及至此，因而这是个历史之谜。
会理县城
会理会议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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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
｛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载，在3月上旬红军二进遵义时，中央已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张闻天找潘汉年谈话已说明此事，并让潘先走。参见《年谱》上卷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