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妈妈-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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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毫无信心的句子，寄到美国，寄到台中，寄到桃园，她七个孩子居住的地方。　　　　
　　　　母亲写信时十分郑重，看她端坐在桌前，像小学生练字一样毕恭毕敬，看到我们哪一个走过，又毫无信心地要我们查看字句是否通顺，哪个字又该怎么写？写信的母亲，像乖乖的小学生。　　　　
　　　　除了记账鲜见提笔的母亲，一定为写这么多信伤透脑筋。往往在一张信纸中，出现好几种墨迹，字句也是接力式的，大概一封信要写好几天。有时候很不忍心看她如此劳累，要她不用写了，虽然心里还是很希望看到这种五彩的信，织锦的信。可是她还是战战兢兢地写下去，拍着自谓封了水泥的头，写下去。　　　　
　　　　母亲的童年很寂寞，外祖父和外祖母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意见不合分居。外祖父工作忙碌，常常一整天看不到人影，偌大的果园只留母亲一人看守。外祖父很疼爱母亲，买一整桶的糖果饼干放在家里，任母亲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可是那么多糖果饼干，一个人吃不完，一个人吃也没意思，只好放得发霉。母亲提起这件事，便要叹息一回说：“唉，那么好吃的东西。”其实东西有什么好可惜，可惜的是人寂寞，东西也寂寞了。　　　　
　　　　外祖母不识字，不能写信给母亲，只能趁外祖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去看母亲。外祖父出门一定把大门锁起来，谁都不能出入，母女只好隔着竹篱笆喊话，外祖母一面喊母亲的名字，一面把铜板丢过竹篱笆，母亲在树丛里一面捡钱一面哭。　　　　
　　　　我想母亲第一次讲这件事给我们听的时候，一定哭了，后来大概讲了好几遍，现在说起来只是一副镇定的神态，幽幽的口吻里已经没有悲哀，只是眼神一下飘得老远老远。她又说那时好想跟外祖母通信啊，可是外祖母看不懂。一辈子没和母亲通过信，一定是件很悲伤的事情。　　　　
　　　　不知道母亲在给我们写信的时候，会不会再度想起那段往事？会不会怀念已经过世的外祖母？那个有钱便来看女儿的母亲，不能写信的母亲，终日想念的母亲。　　　　
　　　　所以，母亲很坚持要写信给我们。她和国外的大姐通信多年，感染美国人亲昵的语气，在称呼上很洋派地冠上“亲爱的”三个字，每次看到这里，我总要甜甜笑一回。其实母亲表达感情的方式一向含蓄，这么露骨的话，大概是闭着眼睛横着心写下来的。这都归功于大姐在信上喊了许多年“亲爱的妈妈”的缘故。　　　　
　　　　母亲写信的句子很平淡，因为平淡，偶尔有一句曲折的句子，就会吓坏人，像“光阴如流水，一晃已是白发苍苍，尤其时值深秋，倍加思亲”，还有“春天好怪哦，自己要保重”。她又喜欢自创新语，如“勿误思”是不要误会的意思，“烦恼”变成“心带愁的”。不知怎的，看了就是鼻子酸。　　　　
　　　　母亲常说等她有时间，要好好给我们写一封完整的信。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年冬天，母亲到纽约探望大姐，在那里度过大雪纷飞的圣诞节。终生劳碌的母亲难得这么清闲，不但全身酸痛消失，而且听说在雪地上，像孩子一样奔跑着，我们都以为是怪事。　　　　
　　　　那一段时间，她给我们写了好多信，上自父亲，下至我们兄弟姐妹。读信的时候，我常想起在异地的母亲，如何在雪地上奔跑，如何在灯下，一字一句写出羞怯的语句，那些羞怯的语句呵！伴随着异国的雪，温柔地飘落在我心间。　　　　
　　　　我们目前的工作，都不在母亲的计划之中。依她的希望，孩子最好都住在家乡的镇上，都教小学生，她认为女孩子教书最高尚，所以她要我们一个个去考师专，我们都去了，但也都落榜。幸好落榜，才能继续往上念，后来大姐和青妹念博士硕士，那已经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这时我发现母亲开始看一些书，在这之前她只埋头于工作中。她说这是为了能赶上女儿，赶上时代。有一阵子，我在报社服务，她更勤于读报纸，也会给我一些意见。但是她的信依然是腼腆的，羞于展示刚学到的新名词新观念。　　　　
　　　　我常心折于文学作品里缠绵的爱情，也喜欢拼凑一些美丽的句子，但是与母亲写信尽量朴素，惟有朴素才能表达更真挚的感情。母亲的信中，写的无非是天气凉了，热了，家中大小如何，努力加餐饭之类的句子。我则喜欢告诉她，吃过什么东西，如何好吃，胖了几公斤，买件漂亮新衣。生活还原到吃饭穿衣，句子也简化到清清如水。在这样朴素的对话中，已不必再去渲染情绪的高低起伏，以及生活中的得失荣辱，像心灵所能照顾于身体的那样：饥么？寒么？　　　　
　　　　给儿女的信，是母亲一生所有的作品，她没有为自己写过只字片语，甚至从未写过情书。母亲和父亲在同一条街长大，订婚后才谈恋爱。沉默寡言的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在外祖父家静静坐一上午或一下午，眼光不敢往母亲那里抬。母亲走进走出，也只敢从眼角偷瞥父亲一眼。这两个沉默的影子还来不及交换一个字就结婚了。　　　　
　　　　我想每个人多多少少会在某些人身上，寄存一些文字，这些文字莫不是感情的保证。未曾在恋人那里寄存文字的母亲，将凭借什么去回忆爱情？而未曾以文字表达的爱情，是不是深沉如夜？母亲在我这里寄存的文字，是美好回忆的凭借，也是心灵永恒的依靠，我将珍藏。　　　　
　　　　我很幸运地选择了文字工作，这一生不知要把玩多少新奇美丽的句子，不知要爬过多少稿纸格子？但是，最诚实简朴的句子要留给母亲，最纯洁善良的心境要还给母亲。像心灵所能照顾于身体的那样——除了珍重还是珍重。


第五部分：难忘慈母恩难忘慈母恩（1）

　　　　叶蝉贞　　　　　　　
　　　　湖南醴陵县南二区的江夹洲，又叫叶家洲，水秀花繁，是夹在江中的一片陆地。洲上的居民，多属叶姓。但我家的稻田和茶山，在四十华里外的南四区。江夹洲居民在抗战前，还一直保持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风。　　　　
　　　　母亲名叫絮才，是醴陵北乡石坪陈家的小姐。她端丽娴雅，喜读诗书，十八岁和我父嵩鳌公结婚，夫妇感情弥笃。新婚不久，父亲即负笈远游。祖父是个纵情诗酒书画，淡泊名利，不事家人生计的人，一切家务及财产的管理经营，都由母亲协助祖母在幕后主持。　　　　
　　　　结婚次年，母亲做了妈妈，大哥出世，给家中带来无限温暖。但是母亲渐渐感觉到，父亲一天天变得神秘莫测了。他似乎像天边的白云，倏忽飘来，又倏忽地远逝。即使在家的日子，也是时而紧张，时而沉默。他在外面的通讯处址，也一个月要变换几次，直到父亲体验到，在家中，他需要一个合作的伙伴，母亲心上的问号，才有了正确的答案。　　　　
　　　　“天！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多少我也可以帮帮你呀！”“革命”两字，在母亲听来，虽觉陌生，但她明白，父亲是献身于一种光荣而神圣的事业。　　　　
　　　　渐渐地，外间已有清廷捉拿革命党人的风声了。　　　　
　　　　在一个大雪纷飞、急景催年的残冬，一阵紧急的叩门声，是父亲。他疲惫的神色和狼狈的行装，给母亲心上投下一片暗影。　　　　
　　　　“发生了什么事吗？”就寝前，母亲低声问道。　　　　
　　　　“我们的组织被破获了，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了，我是昼伏暮行，由长沙跑路回来的。现清廷正侦骑四出，水陆交通点都开始搜查了。”父亲因疲劳过度，躺下来不到五分钟，便鼾声如雷。待他悠悠地醒来时，发觉母亲独坐灯下，缝制衣物。　　　　
　　　　“你得马上逃啊，差狗子会马上来捉人的。我们和妈妈商量去，事情到了这步，再也无法隐瞒了。”母亲咽住了自己的热泪，递给父亲一个包裹，“这是洗换的衣服和日用品，穿上这件丝绵背心吧，记住，前襟的丝绵内，夹缝有约十两重的金叶，可作不时之需。”　　　　
　　　　父亲凝视着母亲高高隆起的腹部，说道：“你快临盆了，我又不能在旁照拂你。”　　　　
　　　　母亲伴着祖母，望着纸灯笼微弱的光亮，照着父亲魁伟的身躯在雪夜消逝。回到自己的卧房时，她听见一阵群犬的狂吠声。她轻轻地爬上楼，凭栏一望，但见四周人影憧憧，此刻离父亲出走，不到半小时，她赶紧下楼去通知祖母，却感到一阵昏眩，由梯楼的中腰滚了下来。待用人闻声来护救她时，那些人群已破门而入，母亲对老仆说：“不管他们问你们什么，只说不知道，不能告诉他们先生晚上回来过哪！”母亲又吩咐用人，杀鸡煮酒，待那班差狗子吃得酒醉饭饱，扬长而去时，已是上午九时，父亲已经安抵目的地了。　　　　
　　　　就在当日的下午，母亲产下了二哥，早产了两个月。　　　　
　　　　武昌首义，像破晓的鸡啼，带来了民族的曙光和胜利的欢呼。不幸紧跟着革命初期胜利而来的，是袁世凯的称帝，军阀的割据，父亲侧身戎旅，连年的征讨，疲于奔命。　　　　
　　　　民国四年，蔡松坡先生在滇起义，讨伐袁世凯，那时，父亲驻节衡阳，首先响应。袁氏调兵遣将，倾力来攻，祖母殷忧成疾。父亲得电，派了一个副官回家探视，在那副官返衡阳复命的当天，大哥彧龙忽然失踪，急得举家大乱。后来得到父亲的电报，才知道他已到衡阳，那个副官是在火车上才发现他的。　　　　
　　　　大哥那时十二岁，因向往革命军紧张冒险的生活，所以离家出走，冀图一显身手。不料到了衡阳，首先挨了父亲一顿痛骂，接着又被派担任临时勤务兵。两个月后，父亲强将他送回老家求学。大哥回到家里，一见祖母竟放声大哭：“婆婆，爸爸压根儿没让我上前线哪！一个北佬也没打着，硬将我送回来了！”但在那一段时期，他学会了骑马，放枪。　　　　
　　　　民国六年，护法军在湖南失败，父亲退守柳州，北洋军阀在湖南烧杀劫掠，民不聊生，祖母和母亲决定全家逃到广东去，以便和父亲联系，那时还没有粤汉铁路，只得联络戚友，结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晓行露宿，路经永州、白水，都是土匪出没的巢穴。家人戚友，相顾踟躇，大哥挺身而出说：“让我武装先行吧，你们保护家眷，追随在后，如果遇着土匪，我当鸣枪示警。”如是，他荷枪实弹，单骑前导。到了柳州边境，父亲策马出郊迎接。时正黄昏，父亲极目北望，烟树苍茫中，有单枪匹马直奔前来，稍近，才发现马上坐的是个小兵。仔细一看，才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听了大哥的报告，才知道大队人马，还在后头，他是做尖兵，打前哨的，看他神气十足，父亲忍不住问他：“你今年几岁啦？”


第五部分：难忘慈母恩难忘慈母恩（2）

　　　　大哥答的非常妙：“不小哪，明年十五岁整。”　　　　
　　　　父亲想了想笑说：“不错，你今年十四岁。”　　　　
　　　　母亲又怀孕了，她已生了六个孩子，中间两个孩子都在风雨的征途夭折。民国九年暮春，母亲才又带着两个在郴州、广州先后生产的女孩，回到故乡来。大哥二哥已在长沙进中学。这时母亲坐在火炉边绣着小孩的风帽，祖母抱着小妹在怀里逗她笑，大一点的我则在火炉边蹒跚地转圈儿。　　　　
　　　　忽然跟随父亲多年的忠仆老刘回来了，进来说：“老太！先生已经…在长沙…不在哪！”　　　　
　　　　“老刘！你说什么？先生什么？说清楚呀！”　　　　
　　　　“先生被害了！是前天…在长沙…被杀害了啊！灵柩已由水路运回，三两天可到……”　　　　
　　　　原来，父亲系奉派由粤返湘，策动地方武力，伺机起事，响应北伐。事泄，与多名烈士同时遇害。其时，两个哥哥均在长沙雅礼中学念书，敌人扬言要斩草除根，因雅礼是教会学校，哥哥们立即受到外人的保护。哥哥他们不敢回家奔丧，家中亦不敢举哀，一门孤弱，闭门饮泣。　　　　
　　　　次年新年，母亲生下一个女孩子。她伤心憔悴，面对白发盈头的翁姑，嗷嗷待哺的孤儿，她在悲痛的深渊里挣扎着，渐渐冷静下来。一肩负起侍长抚孤的责任。　　　　
　　　　母亲以诱导的方式管教儿女，但律己极严，即使冰天雪地的严冬，也不肯穿著皮袄，以纪念父亲死事的惨烈。　　　　
　　　　有一次，是大雪纷飞的腊月，大哥向我们大家提议说：“天气这样冷，姆妈穿得这样薄，如果姆妈不穿皮袄，我们便不吃饭，好吗？你们做得到吗？”　　　　
　　　　“好，如果姆妈不穿皮袄，我们大家不吃饭！”　　　　
　　　　开饭的时候，我们大伙儿坐着不动。一会儿，母亲来了。“妈！天气这样冷，你穿上皮袄吧？”大哥低低地向母亲说。　　　　
　　　　“姆妈不穿皮袄，我们不吃饭！”我们异口同声地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