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45-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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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俊＞萃臣疲┐逯行⊙Ы讨肮ぶ忻癜旖讨肮に嫉谋壤�1965年的52。6％上升到1978年的73。4％。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08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而且经费大多自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减少，这是很荒诞的。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最低，为4。24％。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加强管理，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达到6。29％，与1965年的6。24％相当。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8
如同“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十分简单，因而实际的教育程度并不能真正达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是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际，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我们通常说，由于“文革”时期的教育荒废，耽误了一代人。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但对于在“文革”时期上四年制中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废时期的中学生。今天回头看，“文革”时期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它启示我们认识人才与教育的功能。这至少说明两个道理：一是优秀人才是制度挡不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教育、考试制度。二是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自由、宽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样可以生长出优秀人才。一些过来人将那完全没有权威的时期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从中获得了实在的生长。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我们现行的严酷的、令学生透不过气的“应试教育”是另一个极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后者更利于人才的成长，真理应当是在两端之间。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从80年代到90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否定了“左”的错误路线，重新确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确立起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已不复存在。
1。分数面前的平等
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中国教育产生最重大、最深远影响的“拨乱反正”，是恢复已经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
直至1977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仍然采用“文革”中实行的免试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遭到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的否定。8月，教育部再次开会，形成《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采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高中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年龄限制放宽到30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1977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于11月、12月在各地举行，全国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21。7万人。1978年，高校招生40。02万人。1979年，招收学生27万名，其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占60％以上。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恢复。1978年，全国210所高等学校、162所研究机构共招收研究生10708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499、519、548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恢复了知识和教育的尊严。在经历了“政治拜物教”的狂乱之后，知识、教育重新恢复了崇高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有诸多负面的价值和问题，但它最积极的意义，是确定了一种按照人的学习能力划分社会地位的“知识优先”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了儒家文化圈的民族国家共性的“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和尊师重教的风气。全民族被压抑已久的学习热情、教育热情激烈地迸发出来，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风气，形成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的热烈景象。
它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抛弃了基于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的政治歧视，通过分数面前的平等，重新恢复了全体人民平等的教育权利。许多“文革”中抬不起头的“另类”家庭的子女得以公平地参与改变命运的竞争。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作为文革时期毕业的“老三届”的精华，许多进入大学的学生已是30岁上下，甚至已为人父母，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造成了当时特殊的校园风气。刻苦学习和积多年社会阅历而形成的见识和才学，使他们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一群。1977、1978、1979级大学生被后人称为“新三届”大学生。
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平等权利为基础，以个人活力为特征的市场化的发展阶段。此后，尽管还有一些教育权利方面的问题，如残疾人、外来人口等的教育权利，但教育公平的基本主题转变为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机会均等。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公平：权利还是特权恢复和重建：回到50年代
围绕社会现代化的目标，80年代的教育恢复和重建，使教育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但这是一种单向的驱动。与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教育重建很不相同，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北京：教育部办公厅，1958。14，有三个不同方向的资源。而到1980年的教育重建时，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50年代。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教育领域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最大的不同，我称之为一场“未完成的拨乱反正”：我们仅仅在“要不要教育”的问题上恢复了常识，但对于“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这一问题，却未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建立起符合现代化潮流、具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新思路。这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教育发展。
恢复和重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1977年11月，中央批示决定从大、中、小学校撤出工宣队。1978年，在中小学撤销“红卫兵”、“红小兵”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清退“文革”中被占用的校舍和新建校舍，恢复和增建了一批高校和中专。中小学学制由“文革”中的10年恢复为12年。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规模缩减农村普通高中，增加职业教育的比例。教育重新对外开放，向西方国家派遣研究生，等等。
邓小平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总设计师”。1977年5月，他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讲话，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基本价值：
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7
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1他强烈地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3；提出集中人力物力举办重点学校，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集中在重点学校，保证培养出一定数量的高水平人才。
可见，虽然1977年的恢复高考给新时期的教育提供了一个来自公平的强大推动，源自阶级斗争理论的对所谓非革命阶级的受教育权利的歧视对待被消除了，但是，在新的发展境遇中，对教育公平的关注马上就被发展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压倒。在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之间，邓小平显然更强调提高。教育重新确立起以精英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为重的价值观，重新蹈入精英主义的发展路线。
1979年初，由邓小平提名，60年代的高教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重新出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忠实地按照文革前17年教育的模式建设新时期的教育，重新颁发在60年代的条例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并在中小学重新建立重点学校制度。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的重点学校“层层重点”的格局。1978年2月，确定由教育部举办20所重点小学。此后，各地陆续确定一批重点学校。至1981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上海市）共有重点小学5271所，占小学总数的0。6％，在校生417。7万多人，占小学在校生的2。9％。共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中学总校数的3。8％。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333、343这些重点学校几乎全都是以理科优秀为特征的，同时，基本分布在城市地区。1982年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其中7个省、直辖市的农村没有一所重点中学。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38
80年代以来，重点中学政策的负面影响日益彰显，教育界的讨论和反思持续不断。具有共识的主要认识是，重点学校没有起到示范性、实验性的作用，反而通过拉大学校差距，强化了学校之间对于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基础教育气氛，成为推动应试教育的重要机制。
1981年，作为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问题，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此后，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重点中学已基本装备齐全的地区，应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改善一般中学的办学条件上来”。多数地区取消了重点小学。但基础教育气氛的恶化并没有解决，教育部为此下发的文件多达数十种，各种讨论和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仍然愈演愈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到90年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被正式命名为“应试教育”。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实行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与1984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一起，构筑了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变革的主线。《决定》继续反对阻碍教育发展的“左”的思想，指出“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仍然存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教育工作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