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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5404-征程军魂-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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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    
    在五军团的阻击下,薛岳指挥的国民党“追剿”军的两个纵队每天只能向前推进三四公里,且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    
    战斗至第五天,因一、三军团从其他两处渡江失败,也都集中到皎平渡,中革军委见敌情逼人,再次致电五军团,要求五军团务必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住阵地,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要绝对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董振堂接到命令后,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开会。在会上,他挥动着铁拳庄严地下达命令:“人在阵地在,即使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看到军团长坚定的决心,各级将领齐声说道:“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周浑元见进攻无效,又调集大炮对五军团坚守的阵地进行凶猛的轰击。董振堂见敌军的炮火猛烈,便令指战员掩蔽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的炮火一停,再返回阵地,阻击冲锋的敌军。    
    五军团就是通过这种作战方法,不仅在石板河坚守了九天九夜,而且杀伤了一批敌军,胜利完成了任务。被五军团打怕了的敌军直到五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的第二天才敢逼近。这时,金沙江渡口的船只已经全部被毁,红五军团已经渡江走出50多公里了。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红五军团随大军北上后,一路上,凭险在后面固守,顽强抗击敌军的追击,顺利地配合红军先头部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    
    在长征途中,董振堂及其指挥的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后卫”成为董振堂及其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这应当说是对董振堂的最高评价。


打不垮的铁后卫血洒西征路(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五军团随四方面军主力一道作为左路军行动。    
    8月,在党中央的率领下,左路军和右路军先后进入草地,向北进军。在左路军进入草地时,董振堂的五军团变为左路军的前卫。当董振堂率五军团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了左路军总部要他立即返回阿坝地区待命的命令。董振堂怀着疑惑回到了阿坝,在阿坝,张国焘召开了左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公开抵制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川康边境,企图另立中央。张国焘为了让红五军团听命于他,将五军团唯一的电台密码没收,致使五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随后,张国焘又挟迫五军团随左路军一道南下。    
    五军团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后,被张国焘留在了丹巴县担任警戒,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    
    张国焘为了加强对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五军团的“改造”,将其亲信安插到五军团,企图控制五军团,对此董振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6年1月,五军团奉命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改称为红五军,董振堂为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董振堂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一道,对张国焘进行了斗争,迫使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的主张,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抗日。这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也希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开创抗日的新局面。在广大将士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分裂的主张,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再次北上。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开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约二万余人,渡过黄河,奉命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新疆方向执行西征的任务。    
    在西征路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一开始为全军的后卫。12月,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红军在西北地区作战,马匪的骑兵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马匪的骑兵,在董振堂的领导下,红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骑兵团,由吕仁礼担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对这支骑兵十分重视,他亲自抓骑兵团的训练工作。董振堂除了训练骑兵外,还对其他的指战员说:“今后遇上敌人骑兵要认真对付。敌人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    
    从山丹出发,董振堂一直同骑兵团一道行军,他总是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队伍的前面。    
    在河西走廊上,西路军战士在没有补给、没有粮食的困境中,与兵强马壮的马匪进行着殊死的战斗。马步芳唯恐红军进入新疆,于是对部下下令“死力堵截,阻止红军西进和东下”。决计要将红军西路军消灭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    
    西路军指战员面对十分凶悍的马匪无日不在战斗,奋勇杀敌。从1936年的11月22日至12月上旬,仅半个多月里,西路军就毙敌6000余人,给马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西路军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古浪一战,红九军损失惨重。    
    12月30日,董振堂率五军一举攻下河西重镇临泽县县城,歼敌3000多。次日,董振堂率五军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特务团总计3000余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又一举攻占了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对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在县城文庙的广场上,董振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斗争大会,逮捕并枪决了当地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在会上,董振堂发表了演说,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的作战。在董振堂和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的动员下,许多当地的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董振堂将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组成抗日义勇军,增强了红五军的战斗力。    
    河西是敌军马步芳的地盘,红军攻占高台,对马匪震动很大。于是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一个炮团和一个民团约两万余敌军,向高台猛扑过来。    
    从12日起,敌人以八倍于红军的兵力,对高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高台城墙实为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六米,顶上又窄,很难组织火力。董振堂率五军的一部约3000余人,在高台与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本来,董振堂曾组织了部分兵力,准备乘敌军立足未稳,一举突破敌军的包围。就在这时,原张国焘的秘书、西路军政委黄超送来一封信,说西路军总部要求五军必须守住高台,策应其他部队的战斗。


打不垮的铁后卫血洒西征路(2)

    于是,董振堂立即召集营以上的干部会,命令大家说:“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    
    为了守住高台,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进行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满沙土,泼水结冰,将高台城墙加固加厚。城内所有的铁匠也被动员起来,不分昼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的不足。同时,董振堂还将高台城划分成若干个防区,让五军的各主力团分别固守。    
    每天,马匪军先是用炮火轰击城墙,打开缺口后,就抬着云梯,向城上拥来。守城的红军战士在董振堂的领导下,死死守住缺口,同冲上来的敌人进行拼刺刀,反复冲杀,直到将马匪军打退。到了夜间,红军战士又将缺口修补起来。    
    红五军在高台作战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补给,五军的战士伤亡越来越大,弹药消耗也得不到补充,直至后来弹尽粮绝。为了堵住马匪军的进攻,五军所有的人都上了城墙,女同志、炊事员、饲养员和机关人员,用大刀、枪刺同敌人拼搏,敌人冲上来了,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手抓、用牙齿咬,甚至抱住敌人一道滚下城墙,同归于尽,绝不让敌军冲进城。    
    1月18日,马匪军在高台城内的反动民团配合下,将高台西关的城墙和民宅院落全部打通,敌军像疯狗一样一边嚎叫着,一边拥进了高台城。五军的战士们利用民房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19日晚,五军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董振堂率身边仅有的50余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向党庄严地宣誓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    
    20日,董振堂率五军在高台血战八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和收编民团的叛变,高台被敌军攻破。董振堂率仅有的几名战士,一路冲杀,来到城的东门。因敌军占据了城门,董振堂便从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出去,不料被敌军围住。董振堂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向敌军射击,最后,子弹打光,壮烈牺牲。    
    一位优秀的红军将领就这样牺牲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一言九鼎”的红司令

    冲破了敌军的四道封锁线,广大红军战士的心情无不十分激动。然而,激动之余,更多的却是悲恸、惆怅和疑问。从苏区出发的86万人现在只剩下了3万余人,身边的许多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思考着自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以来的连连失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的心情更为难受。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出来的红军统帅,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士们成批地倒在湘江岸边,他的心在流血。    
    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了,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朱德在渡过湘江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    
    古语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12月4日,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后,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对军委的两个纵队进行了整编,许多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战斗部队。并检查了携带的所有物资,将机器、文件、被装、重炮等一些笨重和不必要的东西全部抛弃或焚烧,部队轻装前进。    
    渡过湘江,红军进入西延山区。当地人称西延山区为老山界,这里山势陡峭,峰峦重叠,林深叶茂,人迹罕至,道路窄险。为了摆脱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红军不顾山高路滑,在老山界日夜行军。    
    老山界有个雷公岩,十分陡险,两旁都是悬崖,有不少战马摔死在这里。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登上雷公岩,极目GB274望:脚下,十分疲惫的红军战士在艰难地攀登着;远处,枪炮声连天,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正与敌军打得难分难解。红军向哪里去呢?作为一军之首的总司令,朱德陷入了沉思。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1)

    朱德是一个名闻中外的红军领袖,一生可谓身经百战。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他:“朱德是一个大众的领袖……红军在古老中国的背景上是一支十分年轻的新军。朱德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言过其实。后来一位到过延安的德国人王安娜,对朱德的印象更为深刻。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初次和朱德见面时,我想他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看起来却显得苍老。长征中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他微黑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过度劳累的老农民。但是,当他的眼镜滑落鼻梁时,朱德却像学校的好先生,虽然已疲惫不堪,但在求知欲旺盛的学生面前,显得既高兴又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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