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套布词牛诹僦展鼗骋皆豪锍３Ｃ挥忻魈臁！ �
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只有很少几次我们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惊吓中来临的生命的终点。死亡大多是毫无戏剧性地发生：病人先是明显地虚弱下去。呼吸变得微弱，血液不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器官一个个停止工作，意识往往渐渐变得混乱。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大多数人其实早已昏迷。当然，医生的医术也帮助这一过程尽可能波澜不惊地进行。医学科学将临终的人当做病人来看待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而从那时开始，医生们已经能越来越好地减轻临终病人的生理痛苦。姑息镇痛类药物能够帮助无法治愈的病人减轻痛苦。特别是对付疼痛有很多种好办法。今天，如果使用得当，吗啡已经不会再让人丧失神志。至于其他症状，如恐惧、恶心和呼吸困难，也常常可以通过药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大部分病人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这也许也是因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搬进临终关怀医院的人知道，他在这里不会得到延长生命的救助。这里没有人工呼吸，没有起搏措施，没有成堆的机器。甚至没有白大褂。对于医生和护理人员来讲，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他们的无助和困惑的跳跃性处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不一样的是，这里提供所有能让临终病人有所放松的帮助，特别是时间。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说：“关怀有时候比药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们身边，那么呼吸困难就不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里无法得到足够的医治，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来到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想要的常常只有一个：快点儿结束生命。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这是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的奢望。而当一个星期后疼痛减轻，头脑重新清醒以后，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另一些人则不知该如何应对重新获得的时间。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虽然他还能散步，还可以在他自己带来的风琴上演奏他最喜欢的曲子。韦格纳先生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去死，为什么我还不死呢？”但是大多数病人还是在为了能多活一天而奋斗着。我印象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安乐死：海纳？施密茨，一个少言寡语、头脑敏捷的广告商，患了脑癌。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像拼图游戏的碎片一样一片片在剥落。其实海纳？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可能会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当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瓦尔特？舍尔斯家和邻居们的房子变成一片火海中的废墟时，他只有9岁。这个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他随后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从围裙的花色辨认出自己的一个邻居，又挖出一只炸断的胳膊。这些给他留下了持续一生的对尸体、骨骸和葬礼的深深恐惧。他曾经为总统，为歌剧女王，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新生儿拍摄过肖像。对于在临终关怀医院中工作，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敬畏。
前言前言（4）
我出生于1965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人。对于初次接触我也心怀忐忑。我最早的对死者肖像的记忆来源于漫画或电视：也许是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飞机的死去的机长，或是被“红军组织”（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缩写，为1967年至1998年存在于联邦德国及统一在的德国的恐怖组织，曾经制造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译者注）谋杀的汉斯？马丁？施莱亚1977年9月5日，“红军组织”绑架了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长汉斯？马丁？施莱亚，以此要挟政府释放在押的该组织成员。1977年10月19日，汉斯？马丁？施莱亚被恐怖分子枪杀。（译者注）被藏在汽车后备箱里的蜷缩的尸体。总之不是我认识的人。最近的记忆则是我在一张日报头版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维夫一次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每天我们都能看到被谋杀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遇难者的照片，读到对他们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确到分钟的报道，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但是对于每天都在发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们确很少能看到什么报道或是照片。也许这是因为看到这些会让我们更容易联想到我们自己未来的终结？我们用所谓虔敬来避开这种不安。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对他的尊严的侵犯。我们不这么认为：对于刚刚离世的人，我们注视他，难道不比掉开头，不看他最后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严？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么做并没有触犯远古的禁忌时，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这种对人的自然离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讳实际是新时代的产物。西方文化里的基督教艺术家就曾充满激情地描绘过苦痛的各种形态。所有的教堂里充斥着这样的作品：我们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圣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绘成油画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战功卓著的领袖。而中心的代表则是圣母怜子图（PIETA）意大利语，特指描绘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或雕刻。（译者注）：圣母玛利亚是怎样哀痛地看着躺在她怀里的主——她的儿子，被折磨得浑身血污，额头上汗迹斑驳，两颊和嘴唇蓝紫的耶稣基督。这一幕预示着最终的解脱。而引人注意的是，身体痛苦的征状——即人性的东西——是如何以一种病态的精确被描绘出来的。
瓦尔特？舍尔斯和贝阿塔？拉考塔同洛斯韦塔？帕朔莱克在一起。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随时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们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课，所以他们显然并不避讳对死者形象的描绘。直到上个世纪，人们还在时代名人的死亡肖像里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痛苦和解脱的征兆，寻找对最后的问题的答案。在照相术起始的年代，多数垂死的人是躺在家里的床上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那时候，将一位摄影师请来为逝者照一张像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将这张照片和死者的一束发丝一同保存在抽屉里以作纪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国王，报纸还往往会将这样的照片登载在头版上。
我们发现，当牧师所作的“临终涂油礼”变成“病中涂油礼”之后，在大多数人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医院或护理院里等待最终时刻的来临时，这种禁忌才产生。今天，谁也不愿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会死的，尤其不愿意通过直面将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却有另一种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经验：每一次在聚会时，当人们问及我们的工作时，话题在最短的时间内一下转变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经验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辞世，或是母亲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则说起濒死的经验或是葬礼的习俗。我们原本担心自己会带来坟墓样死寂的气氛，看来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是：人们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
临终关怀运动从开始出现起，就努力使死亡成为公众公开的话题。几乎每个临终关怀医院都可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些愿意陪伴将死的人到最后的时刻、分发咖啡和糕点或是看门的义工。在这样一个死亡频频光临的地方，没有人会觉得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和他辞世后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变态的。正相反，在临终关怀医院和很多医院里，人们友好而开放地接受了我们的想法。那些习惯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心存恐惧的护理人员和医生们，帮助我们联系病人和他们的家人。
前言前言（5）
尽管如此，我们一开始并不肯定是否能找到愿意向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死亡的访谈对象。所以当每一个我们找到的人都至少对我们的想法表示欢迎时，我们惊讶极了。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无法想象自己出现在这样一本书里。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同意我们去拜访他们，采访他们，并且在他们生时和死后为他们拍照。有时我们有种感觉，仿佛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谁能打开龙头，让他放出在心里堆积的那一切。有一位受访者说，很多来看他的人干脆对他的状态视而不见：“他们来到这儿，跟我大谈足球。”他说，他觉得这简直是种病态，“我想，嘿，你们还没搞明白吗？我要死了！”
对于有些并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样特别有意义的人来说，他们很希望自己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些痕迹。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种证据：看这里，这是现实的我！另一些人则希望通过自己的参与来支持临终关怀运动。再有一些人则只是盼望能有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兴趣或是排遣无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们只是偶尔有联系，另一些人则赢得了我们的好感，我们和他们熟稔起来。很多人在这样特殊状态下的勇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常觉得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极端的生命状态下刚刚结识的这个人，可能不久的将来就会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望他。而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往往也认识他最近的亲人。我们曾经一起欢笑，一起沉默。有时候我们尝试去安慰他们，或是去握住他们的手。最后的一次拍照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某种告别礼。伴随着那种无所抱怨，所有曾经的希望和内心的争斗从此都结束了，而这种无所抱怨却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同时，看到死亡如何给一张面孔带来怎样的平静，是让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对于瓦尔特？舍尔斯和我来说，我们的情感和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这一刻我们谨慎地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为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准备，然而下一秒钟，这种希望就可能随即转化为对死亡的恐惧。那些护理人员和医生们恐怕也是同样的感觉。与将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它绝不会成为例行公事。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一位护士说：“你以为你会硬起心肠，但是正相反，你会变得软弱。”
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我们对死亡的设想变得具体了。自然我们对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这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们不愿错过任何一次相遇。
生命的肖像（一）海茵茨·穆勒 1（图）
穆勒生前的肖像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海茵茨·穆勒 71岁，生于1932年1月6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2年12月30日 逝于2003年1月7日 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柏林 六个星期过去了，我本该死了 当穆勒先生踏上他生命的最后一次旅行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的陪伴他的行李箱并不大。里面放着一件浴衣，一双橡胶拖鞋和他的洗漱用具，一张卷起来的柏林西站的航拍照片（穆勒先生一直在那里工作到80年代），一张镶在镜框里的猎獾狗的照片，一个小的短波收音机，一些休闲服——这些衣服现在他穿都已经嫌肥大了，但是何必再买新的呢。海茵茨？穆勒是为了死亡来到这里的。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这里会呆很久：“下周我就71岁了。不过到那时可能我也已经走了。” 穆勒的皮肤颜色发黄，癌细胞已经从他的胰脏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了。不过，肿瘤还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家里时，他夜里常常疼得喊出声来，他的妻子就会请来急救医生，可是急救医生也往往不知怎么办。在这里，穆勒先生能及时获得足够的吗啡，当他感到害怕或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人在他身边。不过他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刻：“不用非得为这事儿麻烦别人。” 在除夕夜的前一天，他搬进了柏林新科隆区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十五个单人房间中的第二个房间。他打开行李，把上街穿的一双棕色的皮鞋整齐地摆到架子上。他不会再穿这双鞋了。这一刻他看起来轻松了许多，几乎是彻底放松了。“我原本害怕我会死在医院的西班牙墙后面。你知道，这里的等候名单是很长的。” 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做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