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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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肖像（四）莉塔·舒弗勒 2（图）
舒弗勒去世的肖像
她觉得，生活一直在错待她。人本该到最后依然很低调地活着。但是她的要求却很多。没有其他哪个病人像她这样需要这么多义工的照顾。她的来访时间表被这些提供服务的好心人排满了几个星期。她的朋友陶德每天都来看她，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她从来没有哪次不是带着任务回家的：帮我从家里带来这个，帮我做那件事。莉塔？舒弗勒按铃叫护士：“能给我一杯加蜂蜜的茶吗？”不一会儿，护士端来了茶杯。但是这茶不够热，得到微波炉里再转转。转过后茶又太烫了。“哎呀，这都烫手了。”这位病人指责说。有一次她让人把一盘布丁来回端了7次。一位护士终于失去了耐心。于是舒弗勒太太在电话里抱怨说：“陶德，他们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说我坏话。” 在电视机下面的小柜子里，随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放着几盘录像带。里面有莉塔？舒弗勒作为被流言蜚语包围的受害者在电视里接受访谈的录像，有她为养老院的老人争取权利的录像，有她在两条街道改名的仪式上讲话的录像，那可是她极力争取来的。一盘录像带里记录了一位已经过世的教区神父，她一直很尊敬这位长者；另一盘则记录了她的小学老师。她自己的存在她也很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好不致被人遗忘。在一个文件夹里记录着莉塔？舒弗勒的生命故事，她自己为后世的读者把文件按时间顺序编成了册：她在战后寒冷的冬天，她在学校操场上玩球，她作为新教徒接受坚信礼，她在英国一个家庭里做相互交换服务（AUPAIR）指为了学会一门外语，在外国人的某个家庭里操持家务。主人负责食宿并提供零用钱。（译者注），她在上舞蹈课和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后面还能看到订婚和结婚仪式，再往后她的体力就不允许她继续编辑下去了。她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死了。 早在9个月前，她已经为自己的葬礼拟好了客人名单，挑选了音乐和装饰用的鲜花。但是后来病情的发展放缓。现在她利用自己的高涨情绪来最后修改她的客人名单。“这件事一定要组织好。”舒弗勒太太说。听起来，她好像在准备自己加入企业50年的庆典仪式。“我觉得至少会来85个客人。”但是她在大多数日子里，白天都感到很难受，夜里更是难熬。她常常担心，自己的女儿没有了她会怎么样。最让她沮丧的是，现在她没有别人帮忙连洗手间都去不了了。她觉得自己梳短头发不好看，还有她也不喜欢自己肿起来的嘴唇，浮肿的身体；现在她已经能在自己的肋骨下摸到肿块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很多事都让人不免感到丧气。 “我真希望自己能睡过去，”她常常哽咽着这么说，“我希望一切不久就都能结束。”她盼望着她所爱的神父能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槛那里等着她。她已经和一切都结清了。 然后她鼓起勇气，给她的前夫打了电话。 他来了。他坐到她的床边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一直呆到夜里1点钟。“我们就好像前天刚见过面一样。我原本害怕那些过去的指责都会被重新翻出来。但是情况不是那样的。我们一起谈话，一起沉默，一起哭泣。他让我拉着他的手。我其实早就应该忘记，应该原谅了。不该让这场战争一定要决出个胜负。我请求他原谅我这样做。我们和解了。我们说到了我的女儿——不，我们的女儿以后该怎么办。他答应我要照顾她，要小心地对待她的精神和灵魂。不让她失望。”舒弗勒太太现在看起来很幸福，“我还是喜欢他。而他看到我把我们的照片挂出来也很高兴。” 几天后，在女儿生日的那天，舒弗勒一家又照了一张新的照片，照片上三个人一起冲着镜头微笑着。 那是美好的一天，莉塔—舒弗勒说。自从那次见面以后，她整个人都活跃起来；人们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威尼斯的那个年轻少妇的那种随随便便，无忧无虑。春天来了，护士端来的茶温度正合适。收音机里卡洛？古尔特卡洛？古尔特（1939－），出生于捷克的民歌演唱家，人称“来自布拉格的金嗓子”。（译者注）在唱：“环游一次全世界，口袋里装满钞票……”“如果我能变魔术，又能走路就好了，”舒弗勒太太向往地说，“我真想能再多做些好事。”能够看到太阳照耀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啊！她觉得自己好像长出了翅膀一样轻松愉快。而且，从她搬进临终关怀医院以来，她第一次起床了。她大大咧咧地穿过楼道去敲护士室的窗户，看到护士和护工惊讶的面孔她高兴极了。她只穿着睡衣和浴袍，坐在轮椅上，让人把她推到了医院附近街角的书报亭。她买了一本填字游戏杂志，因为看到那些等公车的、购物的和遛狗的人们而感到欣喜若狂。 “我真想能再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舒弗勒太太说，“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多出来了很多时间。” 她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
生命的肖像（四）苦延斯·帕拉斯 1（图）
帕拉斯生前的肖像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延斯·帕拉斯 62岁，生于1941年4月13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3年12月1日 逝于2003年12月15日 光火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 当护士德格玛早上8点钟进到延斯？帕拉斯的房间里时，她马上就看出来他已经去世了。他的脸上有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虽然他原本也并没有幻想过他的疾病会有另外的结果，他患的是慢性阻塞性支气管炎，并伴有肺气肿——他10年前患上了这个慢性病，现在疾病已经不可阻止地发展到了最严重的阶段。他原本以为自己会窒息而死。但是没有人想到过他会突然死亡，帕拉斯本人就更没有这么想过。 延斯——帕拉斯的脸颊还是温的。德格玛从他的舌头上找不到因为窒息导致痉挛的迹象。他惊讶的眼神，仿佛在说：什么？这就完了？她为他闭上眼睛：“他虚弱的身体放弃努力了。他是幸运的。” 两个星期前，延斯——帕拉斯情绪很不好地坐在床上。浴室里，氧气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一条长长的管子从浴室延伸到他的床边。“今天情况很不好，我喘不上气来，我的腿，胳膊，哪里都疼。”帕拉斯用自己瘦弱的左手从床头柜上捞起烟嘴儿，把氧气管从鼻子里拔了出来，然后点燃了一支烟。“肺泡坏了。早晚是个完。但是我根本不愿去想死的问题。” 帕拉斯先生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他带来了一辆轮椅。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再坐到轮椅上去。在家里他没能如愿。在这里他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好，也许能再次如愿。“现在首先是进行康复体操练习，”他说，“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太慢了。”那么他觉得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帕拉斯先生估计说：“嗯，怎么也得还有两年吧。”
生命的肖像（四）苦延斯·帕拉斯 2（图）
帕拉斯去世的肖像
这时候有人敲门。延斯？帕拉斯的生活伴侣埃伯哈特？维宁进来了，打开了手里的花束。1967年，两个人在汉堡红灯区的一个同性恋酒吧相识，并且马上就走到了一起。那时候这样的事还是很被人唾弃的，不像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4年后，他们搬进了红灯区一个高层住宅楼的二层，他们和他们养的那些猫一直到最后都生活在汉堡圣保利区这个40平方米的公寓里。他们的一生是幸福的，他们游历了很多地方，享受了很多美食，因为维宁先生是厨师出身。后来，两个人看到他们的很多朋友死于艾滋病。红灯区里变得越来越寂寞。也许正是这一点把两个人更紧地拴在了一起。 延斯？帕拉斯一定要留在家里和埃伯哈特和那些猫在一起，埃伯哈特也尽可能地在家里照顾延斯。不久，当作老人院护工出身的延斯，看到自己身上出现由于卧床引发的褥疮时，他很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一直到他身上的某些地方已经溃烂得看得到骨头时，他才同意搬进临终关怀医院。他没从家里带什么东西过来。最重要的除了猫的照片就要数这辆轮椅了。轮椅现在放在他的床前，好像一个投降宣言。 护士德格玛给埃伯哈特？维宁打了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跟自己的朋友做最后的道别。不久前他还跟延斯讲起，他们一个共同的熟人因心肌梗塞猝死。延斯那时问：“为什么我遇不上这种事？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折磨自己？”“现在看来，他一定少受了不少苦。”埃伯哈特？维宁安慰自己说。他红着眼睛，看着空空的轮椅。 “35年来，我们一直是两个人一条心。以前大家都还年轻的时候，也许还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其他的可能。现在还能怎么样呢？”
生命的肖像（四）贝阿塔·陶伯 1（图）
陶伯生前的肖像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贝阿塔·陶伯 44岁，生于1959年3月18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1月16日 逝于2004年3月10日 里森区西部医院，汉堡 我没做过什么，不该病得这么重 她和这场病纠缠了4年。尽管医生已经不再给她什么希望，她自己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治愈的希望。8次手术，4次化疗，她脚下已经站不稳了：等等吧，她想，账总是最后才算。一切对她来讲似乎都是可能的——直到圣诞节后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她的脑部，这次检查一下子发现了10处癌变，最大的一处直径有樱桃核那么大。她哭了，因为知道一切都要结束了是让人很痛苦的。可同时她也觉得自己轻松了：因为她不用再去斗争了。 从第一天起，贝阿塔？陶伯就觉得癌症是某种信号：是的，她有一幢漂亮的房子，有4个孩子，就像她一直盼望的那样。但是这一切很久以来就已经让她无力承受了。她很快就40岁了，她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她丈夫是个物理学家，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他们的婚姻是那种周末婚姻。她总是一个人和孩子在一起，她觉得孤独，她的胃很不好，患有忧郁症，还常常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她本来想再去工作，可是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那一行。她的生活已经不能给她带来快乐了。有时候她会问自己，应不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她发现了自己胸部的肿块。“她不想这样下去了？”她的身体看来似乎在回复她对生活的厌倦，“那请吧，给你这个。”贝阿塔？陶伯坚信，是她自己招来了癌症。她也准备好接受挑战。 “你必须为你的孩子们斗争，”现在所有的人都对她这么说，“他们需要你。”她最小的女儿，杰西卡，那时候才3岁，伊萨贝尔5岁，美拉尼10岁，大儿子提摩11岁。她爱自己的孩子，想要留在他们身边。但是她问自己：谁会想到我呢？我生病了。没过多久她就再也不想听“你能行！化疗现在一点都不可怕！”这样的话了。“人们希望我乖乖地撑过整个疗程。可是我却已经跪在马桶边，不知道哪里是上哪里是下了。我简直想给所有的人一顿大嘴巴。”当她有一次中断了一个疗程的化疗时，她觉得丈夫似乎是唯一一个支持她的人。她明白，母亲害怕失去她。但是她也觉得，母亲本该安慰她而不是责怪她。她总能感到有一句话虽然大家都没说出来，但是一直在紧紧地包围着她：如果你真的愿意，你是可以健康起来的。 贝阿塔？陶伯认真研究了很多给癌症病人看的生命援助的书，题目大多叫：《再次健康起来》、《诊断希望：爱，医学和奇迹》或是《活下去！我患了癌症，但是又痊愈了》。所有这些书写的都是一些被正统医学放弃的病人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