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肖像-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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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他还能有权利要妈妈和哥哥吗？ 在脑部手术后，亚尼克的运动机能受到影响。7岁的孩子又开始爬，开始重新学习走路和说话。他是个小斗士，他的父母很爱他这一点。他从不放任自己，难受的时候也不抱怨。有时候在游乐场上，别的孩子会辱骂亚尼克：你怎么这么慢？我们听不懂你说什么。说得清楚点儿！这时候亚尼克会说：“对不起，我得了癌症。” 与此同时，斯尔克也处于第一次手术后的恢复期，随后的化疗让她的头发都掉光了，但是也让她充满希望。“嗨，都习惯了，”她说话的语气好像在讲一种让人讨厌的花粉过敏症，“癌症现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人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家庭的命运现在是癌症的一部分。它不再放过他们。每一天是好是坏取决于癌症的各项指标和白细胞的数量。耶斯？巴瑙要安排病人去看医生，安排住院，接受治疗。他是跟医生去谈病情的那个人。有些事斯尔克根本不想知道。她把对自己和对亚尼克的责任都放在了丈夫手上。耶斯？巴瑙原本在一家制造牧场养殖业所需饲料的公司工作，但是他常常没法去上班。斯尔克需要他的帮助，她必须得让自己先强壮起来。亚尼克也一样需要他，尼科拉斯就更别说了。他还太小，还不能理解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少得保证他不受什么伤害。 有一段时间一切都还不错。这得感谢汉堡大学医院儿童肿瘤科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让亚尼克能过上一种近似正常的生活。在医院里，伯姆菲尔德一家认识了其他患癌症儿童的父母。有时候，一个孩子死了，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悲伤悼念。在这个互相安慰的团体里，伯姆菲尔德一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同医院的心理医生的定期谈话对他们来说也是种帮助。斯尔克不断将自己的病大事化小。她总是说，一切正常。她不想听见任何反对意见。
生命的肖像（三）亚尼克·伯姆菲尔德 2
但是到了夏天，在让人害怕的在同一时间里，癌症在两个人身上又分别占领了更多的领地。斯尔克的胸部又长出了肿块，她必须马上住院。3天后，复查时医生在亚尼克的头部发现了赘生物。短短几个星期里，赘生物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头部。儿童肿瘤科的医生谨慎地说，现在从理论上说，有可能5年都没有什么事，但是也有可能孩子只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亚尼克会死的。通过化疗，医生们只能将肿瘤和转移的癌细胞尽可能地控制住，让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能走，能说话，能玩。当耶斯？巴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时，他感觉到她的生命意志在同一刻崩溃了。如果不能帮到她的儿子，那又怎么能帮到她呢？耶斯？巴瑙在同一天脑子里还转着另一个他妻子不知道的诊断。医生说，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可能不会活过圣诞节。斯尔克既不向她的医生，也不向她丈夫打听自己的病情。她只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决不能死在亚尼克前。 耶斯觉得，在他的妻子和儿子之间开始了一场荒诞的竞赛，斯尔克的生命力看来首先衰弱了下去。虽然照常理亚尼克应该已经没有这样的体力了，可是他却还能自己穿衣服，还能自己爬起来到处活动；与此相反，斯尔克却几乎不能自己离开起居室的沙发。不管做什么她都需要别人帮助。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脑部和肝脏。她的神志已经不怎么清楚。她看上去好像试图在跟孩子们保持距离，特别是对尼科拉斯。她不愿再把他抱在怀里，她把他推开，不让他在自己身边，不让他亲自己。她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唯一的一个想法上：只要亚尼克还活着她就得活下去。 圣诞节时4个人还在一起庆祝，但是到了1月份，竞赛的结果明确了：在跟弟弟吵架时，亚尼克突然吐了，然后就昏了过去。在医院里医生发现，他的肿瘤又长大了，沿着脑干长出去，而且脊柱上也有转移。亚尼克情况很糟糕，他口齿不清，对任何刺激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通过手术减轻对大脑的压迫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会是一种无情的折磨。在儿童肿瘤科，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陪伴他到死亡。他们还可以为了观察孩子的生命特征给他接上一个监视器。但是当孩子已经很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儿童科的医生们尽最大可能避免这么做。他们想让父母能够直接接触自己处于弥留之际的孩子，而不是通过一台机器。医务工作者们尝试寻找一种既能减轻亚尼克的痛苦，同时又能不使他的意识完全丧失的方式。为此一共有大约10种药物有可能起到作用，但是必须要一一尝试。德雷舍医生尝试用一种抑制痉挛的药物，辅以大量的可的松抑制积水和小剂量的吗啡抑制疼痛。幸运的是，通过对心跳和血压的监控，证明这种搭配是有效的。 耶斯？巴瑙这一段时间里把尼科拉斯寄放在了他姨妈那里，然后把妻子从家里接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在亚尼克的房间里给斯尔克加设了一张床。亚尼克已经几乎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了，但是他还能认出自己的父亲和科里的一些医护人员。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在这里度过了很多时光。 父亲从床头柜上拿起眼药水。亚尼克左边的睫毛已经不能自己闭上了，这是神经问题。耶斯？巴瑙给亚尼克眼里滴了几滴药水，又帮他润了润嘴唇。他亲了亲自己的孩子，抚摸着他，轻声对他说话。“你天生是个战士，小人儿，”他说，“我知道，你从来没有低过头。甚至现在你也没有对自己听之任之。你还在战斗。但是亲爱的上帝说，不应该这样。”护士安？克里斯廷在门口往屋里看，问能否帮上什么忙。不过巴瑙先生已经在给孩子擦洗了，他一个人能做得很好。“这些我已经做了两年了。”父亲看起来很疲劳，6个月前他请了病假，“当这一切都过去以后，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很难讲这一段时间来斯尔克？伯姆菲尔德的感受是怎样的。但是她并不想亲近自己的孩子。耶斯请求她：“握着他的手，和他说话。”可是她做不到。耶斯？巴瑙知道，他不能因为这个责怪她。她爱自己的孩子们，但是自从肿瘤转移到她的大脑以后，她的意识和感觉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她说过她不想再回家，要在亚尼克的房间里一直呆到他离开人世；但是这段时间来，她表现得好像已经不记得儿子生病了一样。亚尼克在家里晕倒以后，在等待救护车到来的时候，她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给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孩子喂些吃的。她骂他说：“如果你不想吃，你不回答我，那我看你就是不饿。” 现在，斯尔克从自己的床上，看着丈夫怎样抚摸亚尼克的小手。看起来，她这种远远的观望里混杂着一种恐惧，也许还有愤怒。几个月来，不在亚尼克前死去的想法给了她力量。现在，如果孩子满足了她的这个愿望，她会怎样呢？
生命的肖像（三）亚尼克·伯姆菲尔德 3（图）
亚尼克去世的肖像
儿童肿瘤科的医生知道斯尔克？伯姆菲尔德的情况很不好。“我们不知道亚尼克要走的旅程还有多远”，德雷舍医生说。最好伯姆菲尔德太太现在能跟自己的孩子道别。但是她应该在那里呆到最后一刻吗？“剩下的时间有可能是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是几周。”但是可能斯尔克？伯姆菲尔德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那天夜里亚尼克突然痉挛发作，第二天上午又有一次。现在人们知道，死亡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来临。孩子呼吸急促，说明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斯尔克问孩子：“你要喝杯热巧克力吗？”而孩子早就不能给她任何回答了。护士安？克里斯廷又一次吸出了孩子肺里的分泌物。她今晚会和伯姆菲尔德一家在一起。从亚尼克生病以来她就认识了这一家人。失去这个孩子对于儿童肿瘤科里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还会再尝试去延长他的生命。“你不用再折磨自己了，”耶斯？巴瑙在儿子耳边悄悄地说，“你已经战斗够了，小人儿。你可以走了。请你走吧。” 后来，耶斯？巴瑙说，直到孩子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他的妻子才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两个人抱头痛哭。斯尔克说：“我看到了自己躺在那里。” 亚尼克葬礼后的那天夜里，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睡得很好。耶斯在墓地上一直试图回避去看自己儿子敞开的墓穴，斯尔克却坐在轮椅上一直看过去，她还仔细看了人们送来的花圈。花圈有很多。甚至她以前的女同事们也来参加葬礼，这让她没有想到。在1秒钟的几分之一都不到的时间，她突然有种感觉，觉得耶斯推着她的轮椅到坟墓边缘的力量足够把她推到那坟墓里面去。马上神父伸开了手臂，开始祷告。土地已经上冻了，让亚尼克一个人在下面让人感到很难过。 1个星期后，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开始接受新的化疗，她看上去几乎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她说，她的癌症跟亚尼克的性质不同。现在一切都不错。而且她现在更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为了尼科拉斯，她的小儿子。 不管怎样我们得挺过去，她丈夫说。 斯尔克？伯姆菲尔德比她儿子亚尼克多活了25天。
生命的肖像（四）莉塔·舒弗勒 1（图）
舒弗勒生前的肖像
再一次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莉塔·舒弗勒 62岁，生于1942年1月7日 首幅肖像摄于2004年2月17日 逝于2004年5月10日 海伦施蒂夫特临终关怀医院，汉堡 再一次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 当她在电话里表示希望能跟他谈谈时，他说，他会来。如果她同意，他马上就过来。他们已经17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了，现在不要再犹豫了。 已经很晚了，快10点钟了。莉塔？舒弗勒在等他。她看着自己挂在临终关怀医院房间里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充满了希望的年轻情侣，她穿着浅色的迷你裙，欢笑着，金色的长发蓬松零乱，显得年轻漂亮，无忧无虑。男孩子一脸阳光，穿着夏天的套装，留着大鬓角。那是在威尼斯，1970年，他们结婚后的第三年。看到这张照片让舒弗勒太太很感伤：“可以看出来，我们曾经多么幸福。真让人无法相信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她不想把这笔账不做了结地带到坟墓里去，为了女儿她也不能这样做。女儿最希望的就是父母能够和解，至少是在现在。几个星期前，女儿和父亲取得了联系。 舒弗勒太太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在承担责任。现在，我终于把孩子拉扯大了，他可以和她一起度过好时光了，而我却要死了。这让我很悲伤。”她拿出一张纸巾，擦干了眼泪。“但是也许这是种公正的平衡，因为女儿小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当莉塔？舒弗勒29年前怀孕时，出现了很不愉快的一幕。她丈夫那时候觉得自己无法承担父亲的角色，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她想，如果孩子生下来了，他会分享她的快乐的，还会感激她坚持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她错了。几年后，他们离婚了，那是一场丑陋的战争：最后她丈夫充满了仇恨——对她的仇恨，不是对孩子的。遭到这样的攻击，莉塔？舒弗勒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于是她割断了孩子和父亲的一切联系。“这样做是不对的”，莉塔？舒弗勒说。“我希望他能原谅我。”一直以来，她始终犹豫着没有给他打电话。直到现在，虽然她知道他正在赶来这里的路上，她还是害怕他会在她濒死的病床前报复她，用精确的措辞来毁灭她。她曾经花费了无数个小时设想这场谈话的不同形式，它可能会让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转化为一道鬼火。 让莉塔？舒弗勒感到不安的事情实在是够多的了。这一生中，她有那么多希望都得不到满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就让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孩子在战后的艰难时代里是怎样的一个累赘。莉塔原本想成为手风琴独奏演员或是舞蹈演员，这样的职业适合她不甘平静的性格，她希望自己的生命中能多些掌声和轻松的感觉。但是父母觉得这样的愿望只会让他们花钱。于是，她后来成了一家公司的文员。到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她踌躇满志地领导着一个大集团的文件准备部门，手下有20名女员工。不过一回忆起自己的职业生涯，舒弗勒太太又流下泪来：“多年来我一直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议论。我是那么努力，不过可能我太出众了。我总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得了重病，这些同事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当她被诊断出患上了乳腺癌时，她已经快退休了。那些莉塔？舒弗勒认为应该为自己的痛苦负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她患病的情况。她身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腹膜后面的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