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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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保持共识和信任；后者的目的是把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华盛顿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在北京会谈的气氛。
（五）会谈过程中，强调严格保密，不让无孔不入的台湾情报人员或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知内情。为了认真贯彻此规定，卡特亲自向核心小组写了一个条子，内称：“任何泄密将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不信任国会，不信任白宫，不信任国务院，不信任国防部能保守秘密。”1977年卡特还做出决定，将台湾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列入“敌意外国情报活动”黑名单，并指示中情局对台湾的外交官员进行监视。
（六）建交谈判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美方方针是，每次会议只谈一个问题，把最难的问题（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联合公报草案的内容）放在后面。美方的想法是逐步达成一致，以免一开始就遇到拦路虎，形成僵局。伍德科克认为这种策略很不高明，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因为中方的策略是等美方把牌全部亮出，再做通盘考虑。但伍德科克的意见没有被华盛顿接受，他只能严格执行上级指示，逐项向中方列出美方的方案。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
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务关系；双方建交联合公报的格式。中方在会上重申了建交三项原则。对于美方提出的议程，黄华在第二次会议上表示，美方应先就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出响应，再考虑其他问题。
双方大约每月开一次会，开了三四次之后，美方的四个议题尚未谈完，进度比较慢。会谈拖到9月份，双方在售台武器等实质问题上已有些交锋，但都还未亮出底牌。美方开始沉不住气了。
第二部分中美双方领导人同意加速谈判进程
1978年9月19日，卡特总统约见中国大使柴泽民。有记者在场时，开始卡特只谈到双方的一些交流活动。记者一走，柴泽民单刀直入，点出主题。柴泽民表示，“这些交流活动有助双方关系的发展，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已下了决心，我们更愿看到美方的实际行动”。卡特听后表示：“今年可能是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十分重要的一年。我已指示伍德科克大使同中方认真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他强调说，“伍德科克大使能代表我个人讲话，他在谈判中的讲话是经我批准的。假如谈判成功的话，他准备不迟延地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现在已接近完成对你我双方来说都是很困难而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履行你们提出的三点原则。我们准备在短时期内结束同台湾的所有官方关系，将继续同台湾进行贸易，包括出售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我们期望你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美国国内政治所需要的。假如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全面、公正解决正常化不会有其他障碍。我期待着能在美国欢迎中国领导人来访”。
这一谈话实际上亮出了美方的基本立场，一条是还要继续售台武器；另一条是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他们要表达这一期望和关切。
大约同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奥克森伯格也找中国驻美使馆官员说了类似的话，强调要抓住时机，不可放过。
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会见柴泽民，更明确地提出，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当年12月至次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1979年年初开会，将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不得不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会出现困难。他恳切地说，双方现在必须加快速度，做出决策。
中国领导人接到这些传话后，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和美方立场，确定了加快谈判进程的方针。1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做出内部指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他还说，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
同年11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伍德科克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共16条，把美方底牌基本亮出。这包括双方互相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美台只保持非官方关系，双方发表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等。12月4日伍德科克又做了说明，在公报发表之后，美方将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关闭美国驻台使馆，撤出一切美国军队，在台设立非官方机构，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但不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这时中方也根据早日促成正常化的精神，提出了中方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正在双方都想加快谈判步伐时，伍德科克突然提出要见邓小平，中方代表团立即建议中央同意这一特殊安排。
邓小平连续会见伍德科克，建交公报一锤定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会见，从此刻起，双方的会谈进入了快车道。伍德科克进一步表示，公报发表后，4个月内撤走驻台美军，立即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并递交了按上述意图修改的联合公报草案。伍还提出，美方建议1979年1月1日建交，3月1日互派大使，并请中国领导人提出访美时间。邓小平经审阅公报稿后同意公报内容，他提议增加一条反霸条款（随后美方表示同意）。邓当场表示，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伍德科克时还称赞他在大使任期内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了解决余下的问题和确定发表公报时间，邓小平在此期间一共四次会见伍德科克，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亲自参与谈判，使中美建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联合公报正式发表，大大出乎美国亲台议员们的预料，他们虽极力反对，却已措手不及，难以推翻中美建交的既成事实。当时的前苏联领导人对这一重大事件瞠目结舌，台湾当局则深受震动。
中美建交公报是在美方接受中方“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的条件下达成的，随后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美国与台湾断交，迅速撤走军队，并终止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些完全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方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包括：（1）中方原要求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但美方提出“终止”，这样可不通过国会，减少麻烦。中方同意这一做法。（2）美方希望在美方声明中表示，期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同意不公开反对这一声明，但在自己声明中重申，“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3）美方要求允许它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方坚决反对。最后美方同意1979年停售一年，一年后仍会出售。最后中方经过全盘考虑，同意先解决建交问题，售台武器问题以后再提出讨论，此事不影响发表公报。公报发表时，中方由华国锋总理出面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原则立场。中方根据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从世界全局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暂时搁置这一难题，同时表明反对立场，保留以后解决的权利，这在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
第二部分中美建交后的回响
按照中美建交协议，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双方都在这一天举行庆祝仪式。
在北京，伍德科克在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招待会，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出席，并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建交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也是历史的必然。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时说，美国不是出于权宜之计才采取这个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中美关系，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中美双方与会者都为中美建交而兴高采烈，他们也为邓小平简短而深刻的讲话而欢欣鼓舞。
在华盛顿，柴泽民大使也举行了庆祝招待会，蒙代尔副总统出席，国务卿万斯发表讲话。此前卡特总统已在12月15日（中国时间16日）宣布中美建交时发表了电视讲话。
当卡特15日发表讲话时，柴泽民大使正在使馆为美中友协的朋友们举行电影招待会，有200多人在场。电影放完后，还接上卡特的电视讲话，大家顿时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四起，有人大喊，“对！太对了”！“早就应该这样”！这些长期为中美友好奔走呼号的朋友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互相拥抱祝贺，许多人热泪盈眶，认为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和新年献礼。
各地华人、华侨奔走相告，也有些人上街游行庆贺。
而台湾在美国的官方机构则垂头丧气地降下了自己的旗子，有些人准备另寻出路或打起背包准备走人；有些人则准备继续搞分裂祖国的活动。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双方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伍德科克大使的积极作用，但说到底更应归功于两国的领导人。在中国方面首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和决断；在美国方面有赖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大力推动。1981年卡特卸任总统后第一次访华时，邓小平就向卡特说，“你在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发展两国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他们开创，但在你任期内完成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三原则（即断交、撤军、废约）也是在你任职期间，我们共同确立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一点”。此后，中方与卡特前总统继续保持友好交往。1986年3月韩叙大使夫妇前往卡特家乡访问，作者陪同前往，双方一见面，话题还是从两国关系正常化开始。这表明中国人待友以诚，“饮水不忘掘井人”，对对方过去做过的好事，总是念念不忘。在这次访问中，韩叙大使还通知卡特夫妇，中国政府将为卡特总统的图书馆订做大幅挂毯，卡特立即表示，挂毯的图案就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时两人在白宫前合影的图案，以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举。
第二部分在参院审查大使任命时舌战反华议员
1979年2月，美国参院开始讨论卡特总统对伍德科克使华的任命。这次与伍德科克被任命为联络处主任时的气氛大不相同，当时有些议员对伍德科克的立场还不了解，现在伍德科克已成了公认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代表。
反华急先锋赫尔姆斯参议员首先发难，质问伍德科克：“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你没有能够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个直接表示不会对台湾动武的承诺。你对此做何解释？”伍德科克并不回避这一问题，他坦率地说：“我个人认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只会使建交谈判遭遇路障和陷入僵局，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主权问题，这实质上是试图让一个主权国家承诺不使用武力来对付它认为是自己境内一个省的问题。”这个答复对赫尔姆斯无疑是当头一击。赫尔姆斯怒气冲冲地说：“在我看来，伍德科克先生不愿意在北京共产党政权那里为台湾的安全取得任何利益。”伍德科克再次回答说：“我们的确在谈判中明确地讲了希望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这一立场。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国会通过的法案（指《与台湾关系法》）中的语言与中美建交协议相抵触，那将是最不幸的事。”伍德科克还回答了丘奇等参议员等人的质问。
当参院的审查还在进行时，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此事给了某些议员反对伍德科克任命的借口。赫尔姆斯扬言，在中越交兵时确认此项任命将发出一个错觉，似乎美国参议院同意中国的行动。参议员麦修斯和早川加入了赫尔姆斯反对任命的行列。
老资格的丘奇参议员这时出面为伍德科克解脱困境，他表示：“任命一位大使并不意味支持某个国家的行动，承认一个国家，并不表明同意其所有政策。总统承认中国，只说明美国30多年来一直有个幻觉，似乎中国政府是在台湾岛上。”资深参议员伯德发言支持丘奇的观点，认为“拖延伍德科克的任命只会使苏联人高兴”。民主党上述资深参议员的支持扭转了参院的不利形势，终于在2月下旬对任命进行了表决，结果是82票对9票，支持者占绝对多数，通过了对伍德科克的任命。表决时基本上以党派划线，但共和党要员中也有些人投赞成票。比如共和党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