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1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洁明自己则在美国使馆二楼政治处通宵坐镇值班，没有回他在三里屯公寓楼的住处。
由上可见，在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时，美国人是多么“忙碌”，多么肆无忌惮地在探测中国的政治情况。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也在间接地散播谣言，鼓动动乱，因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情况、小道消息用热线一天24小时向华盛顿发报、许多不实的消息又从“美国之音”等传播渠道散发向全世界。
写到这里，作者还记起1989年6月4日夜间的一件事。我正在外交部美大司值班室值夜班，忽然接到了李洁明大使的电话，他说天安门前很乱，北京到处听到枪声，有几名美国人，主要是来访的记者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现在失去了联系，不知去向，希望中国政府协助打听一下，华盛顿很关心他们的安全。我首先表示，中国电视台已多次广播北京市政府的通知，要人们离开天安门，以免出事，你们美国人不听劝告，仍去天安门一带活动，这是违背规定的，如发生事端，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同时我也答应代为探询一下这些人的下落。放下电话后，我先报告领导，然后给北京有关部门挂电话，打听美国人的去向。过了一会儿，北京有关部门来电话说，广场附近的外国人，其中有几名美国人，都已被领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又从那里转移到了灯市口东口的王府饭店，美国使馆可派车去接人。我把这一情况通知了李洁明，他听到后如释重负，一再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谢意。他还说，“有了这个好消息，我就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觉了”。
第三部分美国驻华使馆庇护方励之事件
6月5日，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方励之偕夫人李淑娴畏罪潜入美国使馆文化处寻求“庇护”。李洁明闻讯后，考虑再三，不敢接受这一请求，生怕此事对使馆不利，便派使馆政治处的官员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与方夫妇交谈。二人说明：给予“庇护”会引起很多麻烦，如方一家住下，其他被通缉的人也跑来，使馆将无法应付。他们建议方励之另找地方躲藏，或实在无处去，美方可给办出国签证，方夫妇可设法逃往国外。经过3小时的劝说，方夫妇同意留下护照，请美方办签证，次日自行去取。李洁明如此处理，是根据国务院过去曾对驻外使馆做过的规定，即不要轻易接受庇护申请，否则将给使馆带来麻烦。
美国驻华使馆当即将上述过程申报国务院。国务院中国处代处长贝德尔接到申报后，立即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过去的规定只适用于一般情况，是针对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使馆而制定的。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支持的“知名不同政见者”在危机情况下求救于美国使馆，若拒之门外，一旦遭受不测，让美国公众得知后，必然兴师问罪。贝德尔于是紧急请示副国务卿金米特，还打电话给白宫主管官员，提出自己意见，得到上级批准后，他立即向使馆下达指示：马上接受方励之入馆。
李洁明得到指示后，即派博格哈特和卢赛尔二人前往寻找方夫妇。此时方励之夫妇已在身份特殊的美国人佩里·林克护送下到了建国饭店，住进《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马修斯的房间（马修斯去上海出差）。博格哈特这次对方夫妇优礼有加，不但同意他们进使馆，还说“你们将是布什总统的客人”。
他们四人像国际间谍一样行事，从建国饭店后门溜出，进入事前等候在那里的小面包车，直奔李洁明的大使官邸，把方夫妇安置在官邸的客房内。那时李洁明的大批家具行装尚在运输途中，室内空空如也。李洁明自己还在三里屯公寓内住着，因此方励之夫妇成了官邸的惟一住户。美方规定，夜晚方夫妇不能开灯，白天不能出门，绝对不能让中国警卫人员发现行踪。
其实这种规定是多余的，中国政府很快就得知方励之夫妇的下落，不但马上增派警卫把官邸团团围住，严查出入人员，而且两天后，即6月8日，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就召见李洁明，严正警告美方，方励之犯有策动动乱的罪行，美方庇护这种罪犯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遗憾，并提出严重抗议。
从此，美国非法庇护方励之便成了中美政府间的一场严重外交交涉，长达一年之久。
李洁明正式迁入官邸后，便叫方夫妇迁出客房，重新把他们安置在官邸大院后面的医务室内。原来的门诊室成了卧室，化验室成了厨房，牙医室成了电脑房和工作室。室内窗帘皆拉上，大门加固，全室安装报警系统，任何人不准入内，还安排了专人为方夫妇采购食品、选送书报。
李洁明不轻易与方夫妇会面，有事要见时都安排在夜晚，等中国工人、佣人皆已离去，才偷偷与方见面。
有一次，美国的泰德·肯尼迪参议员委派一个叫希尔的人来见方励之，要发给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章。李洁明不但同意让二人暗中会面，还让方有充足的时间写出发言稿，让希尔带走。后来证明，那篇发言充满反华言论，连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事不满意。
李洁明曾制定一项计划，想用外交信使邮箱或男扮女装偷运方励之出境，被国务院制止。中方闻到风声后也向李洁明提出交涉，不得偷运方离开北京。李洁明只好作罢。
方励之夫妇待在美国大使官邸内，对中美两国都成了提心吊胆的事。对中国来说，总怕他通过化装隐蔽在汽车内逃出，因此加强了美国大使官邸的警力和检查，不胜其烦，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反华势力常以此制造反华舆论。对美国来说，也如鱼刺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吐不出来，造成了极大不便。第一个提出解决此难题的是邓小平。1989年11月7日～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邓小平提出了恢复中美关系的“一揽子解决建议”，包括双方谈判解决方励之问题和美方解除对中方的制裁等。当时邓小平指出，在方励之承认违法的基础上，中方可让他离境，但美方要保证他不得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基辛格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行的，向布什总统做了转达。美国政府几经考虑后，由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向中方做出正式答复：（一）由李洁明大使就近与中方讨论解决方励之问题的办法；（二）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由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与美方代表在华盛顿会谈；（三）欢迎双方就经济合作上的大项目进行研究；（四）原则同意邀请江泽民总书记在明年合适时间访美，以完成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方的答复来看，似乎颇有诚意。但由于随后东欧政局发生剧变，美方错误地对国际形势进行重估，放弃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使上述答复中的大部分内容落空或未谈出结果，只剩下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
关于方励之问题的谈判是由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与李洁明大使进行的。这一谈判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90年6月25日双方才达成谅解，主要内容是：在方励之承认错误的基础上（方书面承认他的言行违背了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方以健康原因批准方励之夫妇出国就医。方夫妇出境后，先在英国住了半年，后又移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在美国南方的亚利桑那大学。方夫妇出境后过了一段时间，中方也批准他们的儿子去美国。
这一案件的解决，虽未能使美方全面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但部分制裁得以取消或放松，如当月美国宣布不再阻挠中国取得世界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它对缓解中美紧张关系起了一定作用，对布什总统当月宣布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第三部分一次重要的会见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布什总统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李洁明此前返回华盛顿汇报工作，也同机到达北京。
斯考克罗夫特访问结束后，李洁明于12月14日向外交部提出，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1月16日会见了李洁明，并借此机会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和主张，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
李洁明首先谈起他对中国各地的参观、访问（他已到过上海、天津、湖南、广东、江苏、东北、新疆等地）。他对刚访问过的上海印象特别深刻，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令人鼓舞。他还说，中美关系有许多积极方面，特别是在海湾战争问题上，中美有许多共同立场。但在贸易、人权以及对待伊拉克的态度上也有分歧。
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