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4-全球寻找"北京人"-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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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瑞还没说完，声音却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最后竟讲不下去了。他侧过身，抬起衣袖想掩饰那双发红发烫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流了下来……
会后，魏敦瑞又来到装有“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保险柜前，最后一次将保险柜亲手打开，捧起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像捧着自己亲生孩子的脸庞，抚摸了又抚摸，亲吻了又亲吻，直到滚滚滴落的泪水打湿了手臂，打湿了化石，他才恋恋不舍地将化石小心翼翼地放回保险柜。这位外籍科学家把研究对象视为自己生命的动人情景，令在场的中国学者深受感动。
就这样，在中国寻找、研究了6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一样，怀着深深的眷恋，带着遗憾的泪水，也离开了中国。
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临别时的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制作“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第一套模型他在这年8月完成，并及时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教授，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不久，魏敦瑞给胡承志回信说，他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尽管胡承志既费神又费力，但他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制作模型任务。他所做的这些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可是，当他做好了第三套头盖骨的模型，并把装有第三套头盖骨模型的邮包交到邮局时，北平通往美国的邮路却被卡断了。后来，德日进教授知道此事后，便以他的名义从邮局将这套模型取了回来，直到1946年他离开中国时，才将这套模型送回新生代研究室。
魏敦瑞离开中国后，定居美国，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北京猿人头盖骨》《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他在1946年出版了专著《猿，巨人及人》，该书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性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这位极富远见的科学家，在离开北平的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准确，并能很有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了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丢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人类及后世子孙都应该向他致敬！
而这一时期的裴文中，依然顽强地支撑着新生代研究室风雨飘摇的局面。遗憾的是，他已经远没有当年主持周口店发掘时那样走运了。越来越紧张的日美关系和动荡不安的国际时局，使研究室里不少人员陷入极度恐慌和不安之中，研究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再加上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关于“北京人”化石如何处置的消息，所以他心里明白，在国难当头之际，别说有所作为，只要能安安全全地将“北京人”保存下来，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日本人暗中出动（1）
1941年下半年，世界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6月22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短短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600多公里，大有长驱直入之势。
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军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大论战。而论战的最终结果是，主张“南进”的实力派获胜。于是日本决定孤注一掷，在英美的南洋势力范围内大开杀戒。7月24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作为对日本人的回敬，7月2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8月1日，再度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显然，如果日本的石油得不到进口，原来储存的原料就会消耗殆尽，那么具有高强度杀伤力的武器，如军舰、飞机、大炮等，将通通变成一堆废铁。
对此，日本人怒火万丈，杀气骤增，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公开宣称：“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9月6日，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了由海军军令部草拟的一项重大决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此《要领》明确提出：“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日美外交谈判，如果至10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我方要求，立即采取对美（英、荷）开战行动。”
10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而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于是，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而此时，度日如年的裴文中，仍然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在焦灼中等待，还是等待。杨钟健和卞美年此时已经离开北平，先到南京，后退长沙，再去昆明，最后辗转到了重庆。留守在家里的科学界人士，随着战争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人早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或者说虽有兴趣却又无法进行。于是，一些人开始成群结队、漫无目的地游动起来。而游动的队伍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在这极其难挨的日子里，存放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化石，一时便成了游荡人群关注的热点和闲置的物品。北京、天津科学界要人，以及京津4所大学地质系、历史系的教授和学生们，纷纷涌向协和医学院参观“北京人”化石。新生代研究室几乎变成了展览馆，而研究人员也因此差不多成了讲解员。
当然，这些供参观的“北京人”化石，不过是仿制的模型而已。这些仿制出来的模型，与原来真的标本相比，除了重量轻以外，若是只用眼睛看，是根本分辨不出来的。平常，新生代研究室人物进行研究的时候，一般用的也都是仿制的模型，除非有特别用途或有重要人物前来参观，是绝对不许任何人从保险柜中取出“北京人”真品的。
在众多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两个很奇特的日本人，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夹在其中。他们瞪着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声不响地四处打听、窥探。而且，几乎每个星期，这两个日本人都要混杂于人群之中，观赏一次“北京人”化石的模型——他们像幽灵一样地到来，又像幽灵一样地离去。
不久，这两个日本人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有关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人将这一情况向裴文中作了反映，正当裴文中要出面了解这两个人的身份、来历以及参观“北京人”的动机时，想不到这两个日本人却在1941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不请自便，大大方方、笑容可掬地来到了斐文中的办公室。
这两个神出鬼没的日本人，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曾经暗中到周口店窥探过“北京人”遗址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
长谷部言人一见大名鼎鼎的裴文中，便以日本人惯有的礼节向裴文中深深鞠了一躬，显得很谦虚，也颇有一些学者风度。他把自己的身份简单作了介绍，又彬彬有礼地说道：“我们是怀着对贵国远古文化无上崇敬的心情来这里参观访问的。伟大的‘北京人’的发现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令我们敬慕不已。‘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当然也是我们日本大和民族的祖先，我们为中国有如此伟大的发现而感到自豪，同时也对裴先生的杰出成就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祝贺！”
裴文中望着面前的两个小个子日本“学者”，并没有急于说什么。他知道，“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虽然历来都是由许多外国的学者共同参与的，但是，由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控制，始终没让日本的科学家和学者介入。日本人曾多次去“参观”过周口店，也曾多次同他们有过联系，却一直未能伸进一条腿来。对于这项重要事业，日本人当然是不会甘心永远被排斥在外的，所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的一些“学者们”便想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来攫取这项事业。但只因“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背后站着一个腰缠万贯、“独霸江湖”的大老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日本人也就只有忍气吞声、无可奈何了，至少目前还是如此。
“裴先生，我们的意思是，鉴于您在国际上的崇高名望，以及‘北京人’化石对人类意义之重大，我们打算在您所领导的研究室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在您的指导下，从事我们共同祖先骨骸的研究。若能承蒙您高抬贵手，在贵处容我二人一席之地，那实在不胜感激，也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荣耀与幸运！”长谷部言人对裴文中说了一大堆溢美之词后，终于还是道出了真实的意图。
面对这样的要求，裴文中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明白，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两个不速之客想来这里“研究”“北京人”化石，不可能纯粹是为了科学，肯定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他想，日本人无非是想利用在新生代研究室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北京人”的保安措施，侦探中国方面将如何转移或隐藏这批珍贵的化石而已。关于这一点，即便是一个孩子，恐怕也能从日本人的目光中感知到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圈套。
“请裴先生三思，后会有期。”两位日本“学者”遭到裴文中的拒绝后，留下两句意味深长的话，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协和医学院。
但是，裴文中心里有数，日本人肯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果然，两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高井冬二居然在法国人德日进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裴文中的办公室。裴文中一见高井冬二，颇感惊讶，他没想到日本人真是神通广大，竟然把手伸到大科学家德日进那儿去了。
《全球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秘密大转移日本人暗中出动（2）
德日进一进门，便指着高井冬二先向裴文中做了介绍，而后告诉裴文中：“高井冬二希望能在研究室工作两个星期，研究一下周口店的各种动物化石。”
裴文中急忙借口推辞说：“现在没有办公桌，是不是等等再说。”
德日进却说：“那就让高井冬二先生先用我的办公桌工作吧，这些日子我就不来办公了。”
尽管裴文中心里知道，高井冬二很可能就是来新生代研究室“卧底”的，但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加上德日进是大科学家，又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请来的顾问，也就没好再讲什么，想等观察观察再说。
这样，高井冬二就在新生代研究室真的“工作”起来了。
其实，中国的周口店和“北京人”化石，早就被日本帝国牢牢地盯在了眼里，并列入了他们梦想侵吞中国文明圣果的计划之中。早在1926年，发现“北京人”的消息首次公布，便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震动。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刚一公布，日本文部省就开始密切关注“北京人”化石的一切动静了。其间，日本方面还曾经多次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欲派人参加周口店“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但他们的一系列请求均遭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坚决反对而最终未能如愿。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感到插手“北京人”化石的机会已经来临，便迅速调派东京帝大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华。两人来中国的公开身份是学者，名义是到中国来做学术访问和交流，而暗中的任务则主要是搜集“北京人”化石的有关情报，包括有关“北京人”化石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北京人”存放的具体地点、具体工具和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