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24-全球寻找"北京人"-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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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凭什么说，“北京人”就一定在日本人手中？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1）
历史的脚步转眼走到了20世纪的尽头。
就在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一股探讨、寻找“北京人”的旋风，又从北京悄然刮起。
1999年12月2日，“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著名科学家贾兰坡、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等中国方面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印度、巴西、韩国、瑞士、波兰、比利时、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近70位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周口店和“北京人”有关的各种学术问题展开了开诚布公的研讨，也满怀崇敬的心情对“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以及为周口店的发掘和“北京人”的研究作出不朽贡献的中外先驱如安特生、步达生、师丹斯基、魏敦瑞、德日进、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等作了纪念性的发言，与会代表还亲临周口店，对周口店博物馆和“北京人”文化遗址一一作了参观。
1999年12月2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纪念“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发现70周年大会上讲话
1999年12月2日，贾兰坡在纪念“北京人”第一颗头盖骨发现70周年大会上讲话
无论在会议期间，还是饭后茶余，或者旅游途中，大家讨论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依然是“北京人”的下落问题。由于这次来的都是研究古人类学方面的中外专家，难得有这样一次聚会交流的机会，所以各种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和种种传闻也便纷至沓来。谈论、交流、分析、推测“北京人”失踪之谜，成了一大热点，继而在不知不觉中，又拉开了新世纪寻找“北京人”的序幕。
受中国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邀请，日本中田光男先生也出现在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上。上次中田先生来华时，就受到了中国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同时还引起了企业家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未能会面。所以中田先生此次来华，除了要在中国继续做有关寻找“北京人”的工作外，就是很希望能与贾兰坡和胡承志二位先生会面，就他所提供的“北京人”线索问题，作一次认真的探讨。
在保护周口店委员会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中田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只是双方的这次会面有点奇特——既不是在温馨的家里，也不是在严肃的会场，而是在宽松自由的新浪网网站！
1999年12月14日上午，91岁的贾老在儿子的搀扶下，首先来到新浪网网站聊天室。随后，81岁的中田先生和86岁的胡承志先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三位老翁见面后，相互握手，彼此问好。而后，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围绕着中田先生所提出的“北京人”的新线索问题，面对网友，展开交谈。
贾兰坡先生首先发言。他说：“‘北京人’头盖骨丢失了几十年，大家一直在寻找。中田先生本来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一直为此在奔波。他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中国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希望今天在此，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接着，中田先生发言。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中田。我当年是做苏联情报工作的，在参谋部工作。我是在1946年1月4日在现在的长春看到‘北京人’头盖骨的……”
接下来，胡承志就“北京人”有关装箱等问题，作了介绍和说明，对中田先生提供的线索，也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后，中日双方就中田先生看到的到底是真“北京人”还是假“北京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甚至争论。中田坚持认为，他当年在远藤手中看到的应该是“北京人”，甚至他还推测，中野中将当年到协和医学院拿到“北京人”后，就带到长春，委托当时伪满洲中央博物馆保管，所以就到了远藤手中。而贾兰坡和胡承志则对中田的线索基本给予了否认，认为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猿人》这本书上的图片可能是个模型，绝不是真正的“北京人”。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只有头骨的一部分，没有面骨，也没有那么整齐的牙齿……
不过贾兰坡最后也表示，虽然对中田先生所提供的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对寻找还抱怀疑，但我们还是很感谢他，毕竟每一条线索都是一个希望。当年与“北京人”一同丢失的尚有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而每一件丢失的化石，作为研究不同年代古人类文明发展的佐证，都是无价之宝。因此，无论远藤手中掌握的是“札赉诺尔人”头盖骨，还是“北京人”头盖骨，寻找都是很有意义的，应当努力去找。
贾兰坡、胡承志和中田光男三位老翁的网上会面，给本来就热热闹闹的会议又增添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大家针对真假“北京人”和“北京人”到底下落何处的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使寻找“北京人”之风在深秋的北京越刮越热。
为了搞清“北京人”的一些线索，了解外国科学家及学者们对寻找“北京人”的态度和看法，同时对一些相关的问题作深入的探究，我游走在会议的各个场所，利用会议的间歇，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带着翻译，对几位重要的外国科学家及学者进行了采访——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与中田先生相约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厅会面，并特请了北京大学的周季华、贾蕙萱夫妇——两位研究日本问题的教授作陪，并为我们担任翻译。中田先生西装革履，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出语谨慎，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位“老特工”的精明与沉稳。当然，看得出，中田先生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对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暴行，也是满怀歉疚之情的。好在历史总算翻过了这一页，日本前辈和中国后生今天终于重新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
作者李鸣生（右）采访日本老特工中田光男（中），北京大学教授周季华先生担任翻译（左）
席间，中田先生首先向我们谈了他到中国的感想。他说，他自1946年逃回日本后，再踏上中国的领土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来并开始突奔。尤其是近几年，他在中国各处看到的都是笑脸，物资也丰富起来，价格也很便宜。前些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国际人士，都感到中国人口过多，粮食很难自给自足，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然不是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中国人都走到了一定的高度。3年前他来中国时，有口号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当时感到这话说得有点大。但这次来看到中国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可能成为现实。
接着，中田先生详细地介绍了他发现“北京人”线索的具体过程，并对我的疑问一一作了解释。之后，他说，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最终寻找的结果不管是“北京人”还是“札赉诺尔人”，都算是我为中国政府提倡的精神文明建设作了点贡献。据我了解，中国方面非常关心“北京人”失踪的每一条线索。既然中国能够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么伟大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就不能实现找回“北京人”这一愿望呢？中日两国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是有差异的，但在共同寻找“北京人”这件事情上，应尽量统一认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北京人”是一定能够找到的，至少我对此满怀希望。所以我很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政府谈判，进行一次寻找“北京人”的大行动。上次我回到日本后，把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向众议院议员平沼纠夫先生作了汇报，他也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方面交涉是最理想的方式，如中国方面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比如向外交部、文部省提要求都是可以的。就我本人的心愿而言，是希望中日组成一个寻找“北京人”的调查组，在日本展开工作。如果认为我的推测还有合理性，就尽量促成对远藤儿子墓穴的挖掘，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中国方面愿意派人到日本去，我可以协助发邀请函，并做经济担保和提供相应资金。我期待中方尽快行动，将“北京人”这一人类至宝重新找回。我回去后也还要努力，决不轻易放弃。
《全球寻找“北京人”》 全球寻找“北京人”中外专家探讨“北京人”（2）
最后，中田先生坦言，寻找“北京人”只是他计划中的一个小步骤，他的宏大计划是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教育、从事幼儿智力开发研究工作。他认为日本的教育太拘泥于法律，日本的教育在走下坡路，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寻找“北京人”并非他的最终目的，他只是想通过寻找“北京人”这一步骤去实现他的宏大计划。如果“北京人”能找到的话，他将向日本政府申请100亿日元，和中国专家一起，搞幼儿智力和英才教育开发……
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向本书作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北京人”情况
对中田先生提供的“北京人”下落线索一事，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日本横滨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川善和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长谷川善和先生当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是高井冬二教授的博士生。他说，就我的分析推断，“北京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理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或日本学者不会马上就到协和医学院去抢“北京人”化石。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材料看，当日本人到协和医学院去拿“北京人”化石时，已经没有了。再从日本的国民性来看，其特点是把经济放在第一位，其余则放在后头，对古代的人类化石并不感兴趣，即使拿走了，也会还回去。这一点与西欧一些国家不同，他们占领别的国家后，喜欢把抢夺而来的文物作为艺术品收藏。但日本就不一定。他还补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许多“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流传于世界各地，远藤手中那件东西很可能就是“北京人”模型，而要为一个模型去掘开远藤儿子的墓穴，是没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当然，“北京人”如果真的还存在的话，应该努力去找。因为古人类化石毕竟很少，用模型研究和用真品研究，效果完全不同。
美国人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伊安先生身高大约两米出头，不知是否因为自己个子很高，或是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缘故，此公给人的感觉有点傲慢。我们几次相约，他几次临时变卦，不过后来还是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十几年前我曾与美国原海军陆战队军医弗利就‘北京人’化石失踪之事专门作过交谈。弗利很肯定地对我说，‘北京人’化石在向美国转运的过程中是由他保管和负责的，后来那装载化石的箱子转移到了天津。至于后来是不是被日军查获，再转移到了长春的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手中，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相比之下，同为美国人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夏皮罗的学生杰福雷•；施沃茨教授则显得热情而又温和。他对我说：“弗利手中的‘北京人’化石被日本查获的可能性没有证据。我的老师夏皮罗先生直到1989年去世时还坚持认为‘北京人’化石在中国，特别是在天津。不过，我认为‘北京人’化石肯定是在战争中被摧毁了，早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中田光男在长春看到的只是一个‘北京人’化石的模型。但模型毕竟跟真的有很大差别，为了一个模型而去发掘远藤教授儿子的墓穴，是荒唐而可笑的。”
而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约瑟夫则是一位性格开朗、为人真诚的女士。1997年夏天，她曾率领美国六所大学的十几名人类学系的应届毕业生来到周口店，专门进行实地考察。她对周口店和“北京人”的感情和兴趣，似乎大大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我们在周口店与她相会的那个夜晚，正赶上周口店停电，古人类研究中心负责人徐钦琦教授亲自为我们点燃蜡烛，于是在极富诗意的烛光下，约瑟夫女士侃侃而谈。她说：“周口店是古人类研究最神圣的地方，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具备的。人类延续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