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92-清代宫廷政变-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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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大福晋后来又回到太祖身边。天命六年四月，“汗（指太祖）之大福晋来辽东时，放在皮箱里之假发等零碎什物失落了。居沈阳城东伊边屯一名叫袁丰明者于四月十六日前来告称：（此物）为别的汉人拾得了。汗曰：即为我所恩养之人前来禀报，赏银五两。”假发是因为满族妇女须笼大髻之故，可见大福晋的“大归”只有一年光景。她嫁太祖时，孝慈后还在世，两个夫人之间的对立是不难想像的。孝慈后一死，她便立为大妃。当时太祖的福晋很多，为什么偏偏看中她，可见她自有为太祖喜爱之处，皇太极对她的忌妒也是不难想像的。
到了太祖死后，大福晋和她三个儿子，便成为孤儿寡妇，阿济格只有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大福晋的悲惨末日跟着到来了。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孝慈后）崩后复孝慈高皇后谥册。 立兀（纳）喇国满泰贝勒女为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多尔衮）、多躲（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巳时出宫，安厝於沈阳城内西北角。又有二妃阿迹根、代因札亦殉之。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大福晋殉葬疑案（2）
这部太祖实录是各版中最早的一种，尚未删改，这一段又很质朴地记载了一幕活生生的人间惨剧。
活人殉葬本是蛮性的遗留，这种残酷的风俗远在殷代已经盛行。郑天挺《探微集》中曾举清太宗死，二章京殉死，世祖死，栋鄂妃殉死，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多尔衮死，侍女吴尔库尼殉死等事件。可见妻妾殉夫，奴婢殉主，是满洲的旧俗，并不限于殉君上。殉葬的理由是赴阴间去侍候主子，皇帝对后妃其实也是主子。其中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强迫的，自愿者恐也是极少数。太祖大臣雅荪，曾自誓欲殉葬，后又图谋逃奔，因而为太宗所杀。
但从上述《实录》首段来看：太祖恐怕大福晋日后将乱国，所以“俟吾终必令殉之”，那等于太祖预谋要杀死大福晋了，后段又谓大福晋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岂非自相矛盾，欲盖弥彰？大福晋如不死，阿济格、多尔衮的年龄虽比皇太极少，但凭她的才能，使儿子践位为君，颇有可能，所以对太祖“遗命”，学者曾有怀疑。
太祖病重时，为什么又召大福晋来？是不是特地要她来殉葬？这是很难说得通的。太祖晚年，对过去幽弟杀子的举措已隐感痛心，不至再有这样忍心的“遗命”。多尔衮是他心爱的儿子，他怎么会让十四岁的儿子成为无父无母之人。他对大福晋还是有感情的，大福晋和代善有暧昧关系当是事实，要杀早就杀了。病重时要她前来，自是商量身后之事。
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但焘译）第十二章，对此事曾有评论：
吾人推求其故，当由于太宗争夺汗位，出此隐谋。谓出于太祖之遗言，其实与事实上适相违反也。就朝鲜所闻，则太祖临死时谓贵永介（指代善）曰：“九王（指多尔衮）当立而年幼，汝摄位后，可传九王也。”贵永介以嫌疑，遂让洪太氏（指皇太极）。……是太祖欲以最宠所出之多尔衮继汗位，因子幼母寡，暂以长子摄位，其心苦矣。然而太宗前半生之骨肉相贼（残），祸因亦自此始。
文中的“就朝鲜所闻”，是指朝鲜人李肯翊所著《燃藜室记述》二十七所记《清人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但这时多尔衮地位还不高，还未成为一个旗主，所以太祖已有传位于多尔衮之意未必符合事实，不过，他的能干的生母大福晋如活下去，对皇太极自必成为一种威胁，稻叶氏推测逼继母殉死，出于皇太极争位的隐谋却是很有道理的。
总之，大福晋的被迫自尽，反映了宫闱之间十分尖锐的皇权之争，也可说是政变的隐蔽表现。
顺治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儿子，孝慈皇后的嫡亲孙子。多尔衮是大福晋的儿子。这两位皇后都姓纳喇氏。入关以后，她们都已身殁，而属于这两个女人系统的明争暗斗，却仍很激烈，顺治的生母，却又有下嫁多尔衮的传说。民间本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谚语，到了宫闱之间，又介入政权的争夺，便显得错综复杂了。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从政敌到拥立（1）
太祖生前，对自己能否必成帝业本无把握。他逝世时，明朝还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所以，他也未曾有建储继立的明文。他起先曾属意于长子褚英，褚英不得其死，便令次子代善执政，可是代善又与大福晋发生了暧昧关系。其次，代善的住宅比太祖宫室讲究，众贝勒要代善迁出，作他们宴饮、集会的衙署，代善不肯，因而又招致太祖的不满。还有，代善次子硕托投明未遂，太祖得悉这是因为代善听信后妻谗言，要杀死硕托，迫使硕托欲叛逃，诸贝勒大臣所以不说话，是因害怕代善夫妇之故，太祖便斥责代善：“像你这种人如何够资格当一国之君。”
这是代善所以为太祖憎恶的原因。
据《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八固山王（即八和硕贝勒）等问太祖，我等何人可嗣父皇。太祖说：“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下面则申阐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好处。也即八旗自决的重要性。
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说：“此段文字为太祖制定国体之大训，非太宗所心愿。”这分析是很中肯的。
后来太祖逝世了，据王氏《东华录·太宗》，是这样记载着：
大贝勒代善长子岳托、第三子萨哈廉告代善曰：“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次日，代善书其议，以示诸贝勒，皆曰善。《清太宗皇太极吉服像》轴。
下面记太宗（皇太极）再三辞谢，众人坚请不已，才始答应。此亦历来之官样文章，在官样文章的背面，我们所见到的，却是代善与太宗皇太极之间的矛盾，早就很尖锐了。
太祖生前，固未明言将传位于太宗，但后期对太宗确有偏爱，这自必引起代善的猜忌。天命四年萨尔浒之战，代善请示太祖后，挥师东向，太宗却不顾太祖的劝阻，抢战于代善之前，冲上山岗立功。亦见太宗咄咄逼人之势。
而最突出的是天命六年九月，太祖向其亲信阿敦（太祖从弟）询问诸子中谁可继位，阿敦起先不敢明白表示，只说“知子莫若父，谁敢有言？”太祖要他直说，他便说：“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太祖知道这是指太宗。
这次密语却为代善得知，因而对太宗“深衔之”。阿敦又密告代善说：皇太极和莽古尔泰、阿济格要杀害你，事机紧迫，须加防备。代善乃向太祖哭诉，太祖将莽古尔泰等三人招来，都矢口否认。太祖以为阿敦在挑拨离间，便将阿敦逮捕，指责他“讲有损国政的话，另讲其他诸小贝勒的坏话”。诸贝勒、大臣主张将他打死在八旗内，太祖却命人将他拴上铁锁监禁起来。
代善为什么要“深衔之”？自然是自己很想继承父位，这时惟一能和代善抗争的只有太宗。《满文老档·太祖朝》还记载三等副将博尔晋到监禁地方，当着莽古尔泰的面为阿敦鸣不平，责问诸贝勒不应以太祖之好恶而转移对阿敦的态度，博尔晋何以如此大胆？此事连朝鲜使臣郑忠信都知道，还说皇太极虽英勇超人，但内多猜忌，“潜怀弑兄之计”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八册。，这和阿敦密告，皇太极要杀害代善的话也是符合的。但阿敦既对太祖暗示皇太极可嗣位，似于皇太极有好感，为什么后来又向代善密告？这一点却很使人费解。
不管怎么说，太宗和代善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太祖生前已经十分恶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氏《东华录》所记代善拥立太宗，固非虚构，可是这时已是大势所趋！太宗的实力已远过于代善，代善在大福晋事件上恐也声誉下降，不为清议所容，因而只能拥立。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从政敌到拥立（2）
太宗即位后，逢到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一同随太宗南面坐受诸大臣朝见，后因莽古尔泰犯有“御前拔刃罪”，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上并坐，太宗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随即命代善与众共议。太宗为什么要指定代善与众共议？代善当然很明白，因为莽古尔泰今后不能再并坐，已是不在话下了，那么，能并坐的只有代善一人了。代善主动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贝勒皆赞同，从此便彻底改变过去八贝勒共议国事的遗制。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南面独尊》。
这件事情的起因，原只对付莽古尔泰一人，结果却一箭双雕，把代善也和平地拉了下来，太宗之权谋亦可于此见之。
代善自此处处小心，谨守君臣之分，太宗却步步为营，对代善戒忌深严。
天聪九年（一六三五），太宗把归顺的蒙古察哈尔汗的伯奇福晋赐豪格（太宗第一子）为妃。豪格本有妻子，就是太宗姊姊（哈达公主）莽古济的女儿，莽古济因而怨恨太宗，愤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有一次，她路过代善营前，代善请她入内，款待馈赠。这原是兄妹之间的寻常往来。太宗却闻而大怒，派人往代善及其子萨哈廉处责问：莽古济在太祖时专以暴戾谮毁为事，代善原本与她不和睦，但因她怨恨太宗之故，便将她请至营中宴饮，“先时何尝如此款赠耶？”萨哈廉统摄礼部，知其事匿而不奏闻。又说太宗喜欢的人，他厌恶，太宗厌恶的人，他却喜欢，岂非有意离间？
其中还举了这样一件事：济尔哈朗（太宗从兄）妻亡后，因察哈尔汗之妻苏泰太后，是他亡妻之妹，欲娶之，诸贝勒以其言奏闻，已获太宗同意；代善却“独违众论”，必欲娶苏泰太后，且屡向太宗言之，“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以此而谴责代善之非“诚心为国”，实在滑稽。又如太宗曾遣人令代善娶察哈尔囊囊福晋（已婚的妇人），代善却嫌她贫穷而拒绝，太宗又责问道：“凡娶妻当以财聘，岂有冀财物而娶之之理乎？”
此两事见于王氏《东华录》，使人如读稗官野史，太宗却以此作为责罚代善轻蔑君主的罪名，也说明当时满洲王公贵族的娶妻观念，极为随便，身为国君，竟会允许其宗室娶亡国的蒙古部族的太后，且因此而引起一件公案，如果出于明朝的国君，就要被看作昏君了。
诸贝勒、大臣将代善的罪状列为四条，并拟议革去代善和硕贝勒名号，另加处罚，太宗则从宽只罚银马甲胄。
崇政殿匾额。
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太宗御崇政殿，又谕责代善在入侵朝鲜时，违旨以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溢额，凡事越份妄行，下面又举了代善种种过错，其中说：“夫好行不义，虽恭敬，朕亦不喜”，又说：“不然，阳为恭敬，阴怀异心，非朕意也。”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代善当时对太宗是很恭敬的，太宗却以为是虚伪的，甚至是另有“阴怀”的，那就无法说得明白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代善起先曾是太宗的政敌，后虽拥立，但太宗意识中仍有潜在的敌情，故而必须挫损他的威信，遏制他的势力，所以连以粮米喂马也要看作罪名，虽然这是“违旨”的，但违旨的事情何止这些。然而从政争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也有它的必要。
代善随太祖征战以来，也是父子兵中的骁将，可是在运用权谋和手腕上，太宗就要高出许多。
第一部分 宫廷政变的边缘家奴告主酿成大狱（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