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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在大漠那边-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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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第一部分苏军重新大举入蒙(4)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    
    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部分“文革”浪潮汹涌而来(1)

    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此后,从国内的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都是揭露和批判,以及要掀起文化革命的消息,一批批高级领导干部,以“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揭露出来、撤了职务。报纸上没有公布罪状的领导人像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未来的命运,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使馆。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7月,政务参赞魏宝善从国内休假回馆,大使夫妇和姜振忠等几人回国休假,老魏任临时代办。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事情的由来是,奥地利和非洲某国的革命“左”派,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说中国驻该国大使,“乘坐豪华汽车,外交招待会奢侈浪费,……”。毛主席9月9日批示,要求所有驻外使馆来个革命化。老魏根据在国内看到的《毛主席语录》大行其道的情况,很快要驻蒙建筑公司派来木工,制作大型语录板,在对外比较显眼的墙上,都挂上了红底金字的毛主席语录。在使馆楼迎门两边的墙上,分别挂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块语录板,把楼前厅映得红彤彤的。在礼堂里与门相对的墙壁上则是一块高一点五米、宽五米的大语录板,上面分两大段刻着:“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不久,使馆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蒙方外交部长、和平友好委员会主席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出席。他们一进礼堂看到这块大语录板,就有点愣神,外交部懂中文的官员显出“触目惊心”的表情。魏代办向蒙外交部长解释语录的含义,周围的官员都挤过来静听,大概是理解到没有具体指名,也就进到舞台前坐下。    
    8月初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在使馆及驻蒙公司、友谊医院传达后,特别是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随之在全国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对我国驻蒙人员影响很大,有一些人要求在国外组织红卫兵闹革命。魏代办根据国内要求驻外单位正面学习不搞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级领导说服了这些同志,但人们的思想情绪越来越激烈化。国内发来了各种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要求驻外使馆散发。驻蒙使馆当然积极性也很高。除了外交官直接送使团人员外,还让驻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设法散发。


第二部分“文革”浪潮汹涌而来(2)

    培才学校是使馆附近的一座华侨小学。原来是为对蒙劳动力援助的员工子弟办的,学校领导和教员都从国内派来。“劳援”被迫撤走后,这所学校转为华侨子弟小学,学校的领导班子仍是国内来的那些人,但吸收了华侨中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替代国内派来的教员。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毛主席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    
    蒙古当局的反华宣传日渐加剧,紧跟苏联报刊反华的调子,直接指责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点名攻击我国领导人,称毛泽东思想为毛主义,希望中国的“健康力量”能起来掌握局势。这就使两国关系由冷变恶。蒙古有关方面对中国驻蒙公司的刁难,和对培才学校的限制,都在不断加码。    
    9月,张大使夫妇返馆,主持了9月30日的使馆国庆招待会,蒙方出席人员规格虽未明显下降,但人数已大为减少,气氛也没有往年热烈。国庆节过后,我国外交部通知驻外使馆,所有人员必须分批分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魏代办夫妇在11月返国,我同其他几名使馆人员与之同行。    
    在使馆,对于“文革”只从报纸上、广播中有所了解,缺乏感性体验。因此,回到北京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上街看看。从宽街步行到王府井,街道两旁几乎贴满了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大标语,中医医院、隆福医院、科学院图书馆的大门两旁,密密麻麻地贴满大字报,内容多是批判本单位的“走资派”。从灯市西口到王府井大街,几乎所有商店的门窗和外墙上都刷满了红纸写的大标语或大字报,什么同升和鞋店、盛锡福帽店、百草参茸国药店都找不到了,据说是为了欢呼刘、邓下台,根据什么人的“指示”搞的“红海洋”。信步走进一个卖工艺品的小商店,看到小型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做得挺精致,我指着问这个多少钱,售货员瞪了我一眼没吭气。这时,进来一个戴造反派红袖标的外地青年,对售货员讲:“我要请一张毛主席像。”售货员马上热情接待。我一看不好,再呆下去说不定得挨批,就赶紧走了出来。我一面走一面想起小时候的事:旧历年关将到,跟随父亲去赶集,为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祭灶神,父亲在一个货摊前恭恭敬敬“请”了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并肩而坐的像,让我用双手捧回家。……我在这种大不敬的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百货大楼。门窗玻璃糊满了大字报,里面黑糊糊的,买东西的顾客先对了语录才能买东西:顾客说“毛主席万岁”,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或者一方说“造反有理”,另一方则说“文化大革命万岁”,然后才洽谈买什么。我既感到挺有趣,又觉得挺别扭,因为不会对语录,也不敢买东西。    
    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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