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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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对于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我国外交部也着手进行考虑，由于蒙方已于7月份安排我到其北部省份旅行；年底前“投桃报李”安排了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南方一些省份去旅行。
这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主席那首《冬云》七律诗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我们等待着中蒙政治气候转暖。
1970年4月底，我国外交部向驻蒙古使馆派来了政务参赞吕子波担任临时代办，着手研究解决中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蒙古外交部对于老吕的外交拜会，安排得比较及时，规格也不低。我两年半之久担负临时代办的重任终于卸下。驻外使馆人员的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取消了，1970年正式恢复，中断达四年之久。我向老吕交待了工作，准备回国休假。
5月一天上午，一名身着便衣的苏军少校，进入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吕参赞让我处理此事。我同办公室的小刘，在使馆里的小会议室，接待这位不速之客。这个人个头不高，黄色皮肤，身着一套不太合身的深灰色西装，神情有点紧张和拘谨。我问他：
“您从哪里来的？”我用“您”而不用“你”，使他感到是受尊重的。
“达尔汗市。”他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补充了一句，“就是乌兰巴托北面二百二十公里那个达尔汗。”
“怎么能证明您是一名军官？”
他随即掏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让小刘看，同时说：“我是苏联驻蒙古第二建筑旅的少校工程师。”
我看他挺紧张的，想冲淡一下，问：“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的，我是中亚那边的吉尔吉斯人。”
“啊，那我们是邻居，吉尔吉斯有一段边界与中国新疆接壤。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哪。”
他看我拉起家常来，紧张情绪缓和下来，反过来问我：“您到过吉尔吉斯？”
“不，没有。您为什么想到中国避难呢？”
“我实在忍受不了俄罗斯人的歧视，他们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我们少数民族是二等三等公民。”
“他们都怎样歧视呢？”
“待遇不一样。他们不信任我，同样是工程师，俄罗斯人做错了，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而我做错了事，主管上校就又训斥又责骂。我们第二建筑旅是建军事项目的，他们却让我在达尔汗盖楼房，还不让离达尔汗远去，想到乌兰巴托来玩玩也不行。”
“您们第二建筑旅，在蒙古都建了哪些项目？”
“乌市那来赫附近的机场，还有乌市以南的战备仓库和好几个军用机场。”
小刘不理解我想套问点军事情况，就插了一句：“我们使馆是不能接收苏联人避难的。”
他听了一愣，问：“为什么？那我到北京去！”
我看已转了话题，就回答说：“使馆无法收留您，北京也不能接受您避难。即使我很同情您，想帮助您去北京，您看怎么去？乘火车吗？蒙古军警监视很严，而且到处有苏联军队，您失踪了，他们能不找吗？”
第二部分等待蒙古“气候”转暖（2）
他听了这些话，顿时情绪就低落下来：“那我怎么办？我是今天早晨偷跑出来的。”
“您尽快返回达尔汗，出来时间不长，他们不会怀疑您到过中国大使馆。”
“那我出你们大门时，蒙古警察会抓我吗？”这时已过中午下班时间，大门已经关上。
“您是黄皮肤，跟中国人差不多，如果警察截问，就说是来自新疆的华侨，到中国使馆找华侨亲戚的。”
他无可奈何，站起来要走，呐呐地说：“我没有回去的路费，能不能帮帮我？”
我让小刘给了他七百图格里克，开了大门，故意在门口握手道别，蒙古警察没有任何反应。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苏军内部的反华教育决不会放松，而这名少校冒着风险想到中国避难，足见苏联军队里民族矛盾的深重。
我把处理情况向吕参赞汇报，并讲到去年苏联图瓦族的小兵来馆要求避难的情况，老吕也深感苏军中民族歧视的严重，还批评我给这个少校七百图格里克少了。
6月的一个傍晚，一个意外情况突然发生了。那时我正在使馆主楼前的晒台上，与几位同志闲聊，猛然间呕吐不止，呕吐物渐渐变成深咖啡色。我马上被送到中国援蒙的友谊医院。血压降到四十几（低压）至六十几（高压），我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呕吐物经化验伴有约250—300cc的血。医疗经验丰富的邵大夫，诊断为胃大出血，在其他医护人员的帮助下，采取止血急救措施。同时，在使馆和驻蒙古公司留守人员中还挑选B型血的同志，准备输血。下半夜，胃出血靠药物基本止住，第二天下午人逐渐苏醒过来。我望着为我忙碌了一夜的医护同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如果没有友谊医院在乌兰巴托，去蒙方医院能否及时准确诊断，能否有效地止血急救，都成问题。据来友谊医院看病的华侨讲，他们在蒙古医院抽血化验，护士根本不会用针管抽血，而是将针头插入血管，让血一滴滴滴到小瓶里，看起来令人发怵。
在友谊医院，住院治疗十多天，基本痊愈，由于条件限制，没法做进一步检查。我出院后，很快办理签证回国。由于身体虚弱，在列车南开途中，顾不上沿途观察景色，只盼尽快抵达北京。回到北京后，经过医院的各项检查，确诊为胃小弯溃疡导致大出血，溃疡点已经结疤，需要继续保守治疗。这次胃出血，究其原因，是寒冷的蒙古气候对我患有的慢性胃炎十分不利。加以工作中长期精神紧张，植物神经紊乱，有时外交活动饮酒过多。这次胃出血痊愈了，但在几年之后胃溃疡又复发，不得不做手术，把胃切去四分之三。另外，在蒙古多年受寒，背部患有肌纤维组织炎，很难治愈，有时急性发作，几夜不能入睡。使馆中，在蒙古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不少患有胃病、关节炎及高血压，后来都是久治不愈，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生命。若干年后，毛家义任政务参赞期间，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而猝死。他亡故之后，既不能就地火化（蒙古无火葬习俗），也未能把遗体运回国内，不得已而葬在乌兰巴托郊区。周总理曾经引用汉朝马援的名言，反其意而勉励驻外人员：“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每忆及这位当年对我帮助甚大的亲密战友，常常太息难眠。
第二部分中蒙关系开始“解冻”（1）
中蒙关系开始“解冻”
回北京不久，我到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第二亚洲司合并）报到，有关领导同志听了我的工作汇报以后，告诉我说已考虑向蒙方重派大使的问题。我问他援蒙未完工程怎么办，他说打算在驻蒙古大使到任之后，视情况同蒙方开始谈判。他征询我的意见，在蒙古监狱中的窦海玉，是否可与蒙方在我国狱中服刑的那松扎布交换？我表示，只有采取交换办法，才能解决这一悬案。可能有部分同志想不通，但大多数同志不会有问题。他说你返馆以后要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休养治疗，我的身体已完全康复。8月17日至9月18日，参加了一期驻外人员学习班。由于轮换我的人还没有选定，我不得不在1970年国庆节后，重新返回乌兰巴托。回到使馆，听说8月5日我国外交部指示吕代办，向蒙方提出以那松扎布同窦海玉交换的建议。而在第二天，8月6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约见了吕代办，正式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五点建议：双方重新互派大使；重新互换新闻记者；解决乌兰巴托—北京通讯联系不畅通问题；就蒙方接收中国援蒙在建未完项目事，双方派代表团在乌兰巴托会谈；中方向蒙古移交友谊医院和培才学校。云登在解释这“五点建议”的含义时，特别强调重新互派大使，必须中国先走一步，因为是中国方面先调回驻蒙古大使的。吕代办跟我讲，已将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尚无回音。我告诉老吕，亚洲司的领导说，重新互派大使和解决援蒙在建未完工程事，部里已在考虑。
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准备重新互派大使，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了，它看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想在不改变追随苏联继续反华的既定政策下，求得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中蒙两国关系的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但是，蒙古是中国的近邻，长期保持临时代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而且，援蒙建筑公司、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的留守人员，坚守“阵地”已达五年之久，有家不能回，继续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蒙方在提出“五点建议”后，不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善姿态，但基本态度还是观望。当它在10月以后，看到中国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陆续派出了大使，才真正着急起来，利用一切外交接触试探我方态度，甚至表示只要中方做个回答，马上就考虑派出驻华大使，蒙古政府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派出大使的国家。
关于以那松扎布交换窦海玉的建议，8月5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二司司长提出之后，蒙方于8月17日答复同意。双方经过四次协商，8月31日最后达成协议，决定于9月2日，在二连附近中蒙边界上的双方边防会晤点进行交换。使馆领事部主任老孙，奉命前去二连处理交换事宜。窦海玉被从蒙古监狱直接押送至现场，那松扎布也从上海押来。两人对比令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伤心。那松扎布身体健康，气色很好，有说有笑。而窦海玉面色苍白，身体虚弱，精神有些痴呆，话也说得断断续续，其家属子女望见以后，大哭不止。看起来，六个年头牢狱生活的窦海玉，受到了蒙方相当程度的折磨，为援蒙而来，竟落得如此下场！
两国重新互派大使进行得比较迟缓。我国外交部亚洲司于11月，向部的核心小组提出了关于选派驻蒙古大使的建议。经上面层层审批，1971年6月18日，国内通知驻蒙古使馆，说经中央批准，拟派许文益同志为新任驻蒙古大使。6月21日，吕代办约见蒙古外交部由二司司长新提升为副部长的额尔敦比列格，面交了许大使的简历并征询蒙方意见。7月1日，蒙古外交部新任二司司长策伦朝达勒约见吕代办，正式答复：蒙古政府完全同意许文益同志为中国驻蒙古特命全权大使。
8月12日，蒙古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约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有关领导，通知说蒙古政府拟派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为新任驻华大使，并递交了索大使的简历。8月30日，我国外交部通知蒙古驻华使馆表示同意。
至此，中蒙之间总算迈出了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重新互派大使，这是正常化的首要标志。虽然蒙古当局没有改变它的对华基本政策，但两国之间政治上“奇冷的冬天”基本上过去了。
第二部分中蒙关系开始“解冻”（2）
许大使夫妇于1971年8月20日抵达乌兰巴托，很快递交了国书并开始外交拜会。之后，就着手准备关于解决未完工程问题的谈判，没想到却被一桩特殊事件给打断了。直到1972年夏天，才准备就绪，使馆专用电台也按中蒙互惠原则架设起来。我方组成了以许大使为团长、中国建委对外局局长武庆产为副团长，包括五名团员、十三名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同蒙方几经磋商，1972年10月21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到1973年3月23日，最后达成协议，随后进行移交。中建驻蒙古公司根据国家援蒙工程的条文而承建的二十二万平方米建筑项目，已建成十一点八万平方米，另有七个在建未完项目，共十点二万平方米。已建成和未完工程，总共只折价九百二十八万卢布交给蒙方。援蒙友谊医院和培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