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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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收获》“先锋小说”专号与余华
口述者一：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和我说，李陀，浙江有一个小伙子叫余华，写得特别好，你要重视。我说，拿东西来看看，给我看的是《看海去》，我说这没什么，这《看海去》看不出好来。当时编辑真是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说服我。我当时是真管事的，说服我让我重视他。后来在改稿会上，我就同意，既然你们说余华这么好，那你们就把他请来。请来是1986年冬天，余华你跟他谈话，他老眯着小眼笑，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后来，一天晚上，又拿了一篇文章，说特别好。我一看就特别激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现代小说。某种意义上，寻根小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满足。后来，我就说这个小说太好了，我就找余华，我说你这个小说很重要。可能当时话说得太重，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后来余华老说，我记不清原话了。
口述者二：程永新，编辑家，现任《收获》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余华的小说倒是由李陀转给我的。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熟，打电话的，他是把他的两篇小说一个是《四月三日事件》，一个是《一九八六年》，给了我们。当时要编一个专号嘛。说李陀推荐一个人评价很高，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当时我就抽了一篇。当时我要看很多稿子嘛，当时一看觉得这个不错啊，我说我要这篇《四月三日事件》。后来他的另外一篇也发了。我又约了另外几个作家像扎西达娃、洪峰、马原等。在1987年的第5期，后来因为印刷的原因推到第6期。推出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那么集中的，这是《收获》从来没有做过的，当时李陀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策划是划时代的，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像炸弹一样集束而发”。发出后也有一些意见，包括一些作协的领导，他们说写的什么东西看不懂，这些领导有一些想法，但也是很开明的，没有正面说，只有私下里议论时说这做得有些太过了，全是一些看不懂的。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第一年这样的影响，就有很多作者主动说愿意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阵营。后来希望把1988年的编得更好，格非也参与了，《青黄》《迷舟》都是我们发的。包括1989年有王朔的东西。王朔也是我们发得比较早的作家，他原来的小说叫《五花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当时他给了六个名字，后来我挑了一个叫“顽主”。我这边一发，李陀在北京说王朔写了《顽主》才是王朔。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我当时作为一个编辑，希望把这样一批作家一网打尽，疏漏了两个人，一个是残雪，一个是莫言。当时我就想找残雪，找她也很困难。她的小说大多是在《中国作家》上发的，我当时就想约她，老是碰不到时间。我觉得当时残雪没能收入很遗憾。当时把这些小说编了一个新潮作家小说选，做了一个说明，把残雪疏漏了，其实也不是疏漏，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联系不上没有她的地址。当时她在湖南长沙做裁缝。另外是莫言，1987年的没有莫言，后来连续发了几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就算了，他的作品在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占一个地位。还有苏童，这几期奠定了他的地位。
口述者三：余华，作家。口述时间：2002年4月。
现在我非常怀念80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诚地要冲破什么；到80年代已经冲破了，起码在人的思维上已经没有禁区了，这时候你突然又感觉到整个有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80年代的一些事件，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冲击，把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全部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年》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势一下子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那么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在这不到一年时间，我所有要发的稿子都被退稿。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作家感觉到他自己可能慢慢地终于要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当你真正出来以后，谁踩你也踩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一脚就把你踩没了，你知道吗？那种压抑，我记得完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感受，全部回来了。好在后来一下子又扭过来了。就在扭的过程中，李陀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别的杂志不敢发的稿子，《收获》有可能敢发。他就把别的地方退的稿子全弄到《收获》去了，《收获》全发。
12。“寻根”与“先锋”及其他
口述者一：余华。时间：2002年4月。
以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往事，我认为“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又跨了一大步。然后接下去又有“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地就去寻我们的根去了，这个又不得了。再后面一个是“先锋文学”出现了。当然还有另一些作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比如像王蒙。王蒙从80年代初一直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态度进行写作。应该说王蒙在整个80年代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负责任了，我觉得王蒙的作用是绝对不能抹杀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王蒙的小说《夜的眼》，我吓一跳，二三十个字一个句子，他的句子之长，但又写得非常清晰，这一点不得了。所以我可以说在那代作家中，有两个作家语言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是汪老汪曾祺，另一个是王蒙。我记得当时我读他的《夜的眼》，读他的《春之声》，对他的语言着迷，他对我们起到了很多的像《红灯记》里的那盏灯一样的作用。像这两个作家，你很难把他们归到“伤痕”、“先锋”里面。汪老写的语言是干净。我觉得他们起码对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2003年9月。
我1986年到德国开会，他们还在那说“伤痕文学”呢，我说1985年的“寻根文学”，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个大傻瓜。为了这个，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刘绍铭编了一个中国什么什么大系，大陆这部分小说是我选的，写了篇序。我写的序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在中国是互为表里的，寻根小说里有先锋小说的成分，先锋小说里有寻根小说的成分。后来丛维熙和我说，李陀你不是“现代派”吗，怎么也写起这些文章来了？
口述者三：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我说过我也受到马原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所以我反对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80年代中期掀起了“先锋文学”的浪潮，这个浪潮后人可以作各式各样的总结。这个浪潮中有现在我们还经常提起的莫言、余华等，余华后一点；也有一些讨论把《爸爸爸》这些“寻根文学”作品的部分放进去。这批与传统小说写法不一样、差异非常大的作品，坦白地说确实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和作品的影响。现在看来，我觉得当时的一些探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马原、残雪的一些作品。介绍引进新的文学样式风格，经过作家的自我创造，是一种本土性的文学的自我更新，一种自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注释：
①我是由李陀与张暖忻《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及李陀在1980年在《文艺报》座谈会上提出“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开始访谈的。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索，而且顾及了小说的形式革命与其他艺术样式的关系。
②指《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③李陀1982年5月20日致刘心武的信中说：“那个会开得不错。大家对文学创新问题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其实那样的讨论应该坚持下来，可惜后来难以为继。记得那个会上，我谈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问题。我有那样一句话，意思是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结果这观点后来被许多文章‘不点名’地进行批评，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创新说成是什么‘焦点’。当时我没有写文章进行‘反批评’，但是也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当时开的那个会，所讨论的问题乃是‘艺术创新’。而批评我的人差不多都没有注意这个大前提。这令人有些烦恼。”此信载《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④“1982年”系口误，根据《1985》所记，应为“1980年”。
⑤这三封信包括《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载《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⑥李陀在《1985》中说，时间可能是1983年底或者1984年初。
⑦李陀在《1985》中写道：我以为小说《棋王》许多地方远不如阿城讲的关于“棋王”的故事，前者不如后者丰富———熟悉他的朋友其实不妨请他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只是恐怕他再不肯了。
⑧参与筹备杭州会议的批评家蔡翔著文说：“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我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且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像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而此时亦是他们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做出有力批评。”蔡翔进一步说，“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⑨《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一）
斯人已去。当我有机会追溯汪曾祺1980 年代初期部分小说写作与发表的情形时，我想到了张中行在散文中常使用的措词“人琴俱亡之痛”，我亦不免有怅惘之感。
1980年，对于60岁的汪曾祺来说是不寻常的。5月，汪曾祺重写了他作于1948年的小说旧稿《异秉》。8月12日，他又改定了写于5月的《受戒》。这一年，他还有《寂寞与温暖》《岁寒三友》和《天鹅之死》。 1981年2月顺势而来的《大淖记事》让汪曾祺更上层楼，当代汉语写作从此有了另外一番景象。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