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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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像今天许多文学研究者不时逾出理论的边界去创作一样，莫言、张炜、韩少功、李锐、余华他们虽不作理论状，但对一些重要命题思考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锋芒和精神力量，常常是我们这些职业的学者或批评家所欠缺的，他们所表达的一些思想甚至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我一直觉得作家在阐述理论问题时通常带有源自创作的质感。这几年来关于民间问题的讨论沸沸扬扬，莫言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民间，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而这个问题牵涉到“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莫言提出了两种创作态度：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关涉“民间理论”，而且也与多年来流行的一些重要文学观有大的不同，可惜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和呼应。张炜则对“伪民间写作”和“伪民间立场”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他认为“民间写作”只需跨一步即可以滑到另一极去，这一点不可不察。李锐这几年来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建立汉语的主体性，这个问题当然非李锐一人可以说清楚，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理解并付诸实践，应当看作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份收获。如李锐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这些后来者，要用自己的作品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主体性，要用自己充满创造性的创作建立起现代汉语的自信心。近几年来，余华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解读，叶兆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人的分析，都显示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和分量，几乎不让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在这一批作家中，韩少功也许最具理论家风采和理性的穿透力，他对文艺理论和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是广泛而且深入的，他的随笔集中了他这方面的成果，新近出版的《暗示》则是一个叙事性的理论作品，他重新解读了一些中国典籍并质疑流行的西方理论。
在这里，我们当然还要提到他们与“现实”的关系，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了上述的那些特征，他们与现实的关系不再如以前那样局促、那样慌张，而是沉着、从容的回应，浮躁之气已经荡然无存，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很难用“边缘”、“批判”等措词来描述。我所感受到的是他们沉潜的品格和正在逐渐形成的大家风范，这使我或者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未来怀有更大的期待。无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当下不可能没有困惑和困顿。这几年来，关于他们的创作的评价充满了分歧，有的几乎是南辕北辙，譬如批评界对莫言的《檀香刑》和张炜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评价。这也许表明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没有“共识”，作家以往被认可的作品已经成为批评的一个参照系，纷纭的写作现象又干扰着批评家的视线。而在作家自己，他们虽然在转型中不断探索，但是似乎还没有寻找到已经变化了的自己表达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的最佳方式。这甚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和80年代初中期不同，那个时期文学的灿烂景象是累积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人的感情与精神历程之上的，尤其是直接面对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此之前，我们无论文学、思想文化还是在体制上都经历了很长的非常时期，所以在新时期初，创作和学术只要发出正常的声音都会产生回响。显然，今天的文学生产要比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复杂得多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作家写小说或者创作别的什么文体，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天所有的作家几乎都处于大变动之中。显然，用习惯了的方式创作出的新作品，即使不亚于当年的高度，但在读者和批评家的视线里还是低了许多。一些作家长时间在写一部作品但至今未问世，正表明了这些作家在告别往昔，这正是一个酝酿创新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作家们因其敏锐而感受到比常人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是一个无法说出时间长度的“磨合”期，但创作生命力的爆发就在“磨合”过程中的“一刹那”。
我想，没有一个小说家会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的从来是自以为是的批评家。这正是我今天的困惑之一。我在文章中提到的这批作家，他们打动我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和追寻。于是挫折、困惑和诋毁都不能挫败他们。我曾经说，这是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的标志。
（《文汇报》2002年11月23日，《新华文摘》2003年第3期）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说什么，怎么说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你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出现，你都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对一个“写作者”或者“读者”而言，话语的冲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于是，如何言说，在考验着所有“文化人”的品格。
演讲作为言说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丢失了，它在近二十年的复现，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话语权和具有怎样的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在这样的认识中策划了“小说家讲坛”活动。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源于2001年8月我们在大连聚会时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由两部分组成：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
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所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20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跨文化还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对话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质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任何外交辞令在这样的场合都无疑被看成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这里，智商的高低与技巧的高超拙劣已经不是主要的，去掉一切伪饰后的自由思想才会为人赢得尊严，嘘声和掌声分别因此而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作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质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所以，只要你置身这样的现场，你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产生着言说的欲望。
这几年设坛开讲已经在大学和其他文化场所蔚然成风，这不能不说是近20年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令人思考的是，这些体制内的运作（通常是这样）却深刻地冲击着体制的某些方面，并且标示了当下思想自由的限度和学术的高度。大学的学术讲座正在逐渐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它反衬了教育的呆板。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他们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辑出版以后，热心的读者和学界的朋友便关心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因此受到鼓舞，着手第二辑的编辑。此间，“小说家讲坛”的活动由2002年延续到2003年，又一批作家将在讲坛发表演讲。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我们邀请到了王蒙、马原。4月21日，在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后，马原、林建法先后赶到苏州大学，他们俩在广州已经感受到了“非典”的恐怖。我们仍然准备着马原的演讲活动，海报出了，学术报告厅安排好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但心里都在担心学术集会有无可能。忽然间，全国上下对“非典”有了高度的警惕，演讲活动终于被告知取消———这距原定演讲时间不到两个小时，通知发出去时，学术报告厅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听众。马原的演讲题为《抓住故事这根稻草》，对听众而言，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这不是马原设置的“圈套”。同样为大家期待的王蒙的演讲也难定时日。现在出版的第二辑，收入了王蒙、莫言等几位作家的演讲录。这一辑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以此来纪念“非典”时期的精神生活。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注释：
①《小说家讲坛》丛书由林建法先生和我主编，第一、二辑分别于2002年10月、2003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对话时代的思与想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