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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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完成了从批评家到学者的角色转换。今天，当我在叙述蔡翔时，坦率说，我更加愿意突出他作为学者的角色。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以上海北京为主体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蔡翔是杰出的。当年形成的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局面，是近20年来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这一场景不复再现，这成为我们怀念80年代的一种原因。以我自己的观察，蔡翔是最早从80年代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对80年代的反省中，重构了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背景，此后的著述与思想都突出了他的学者品格。非常有意思的是，先后担任《上海文学》主编的李子云、周介人、蔡翔、陈思和几位先生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这一点使得《上海文学》在新时期与众不同。其实，细想一下，这一特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恢复。现代文化史中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都是学有所成者，这是不必举例的。一个好的编辑，从来都应当具备学者品格。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学者”，并不是以著作和论文的数量来确定的，因为历来有述而不作的学者，甚至有思而不述的学者。但是一个好的编辑，他一定是富有学识和学养的。
我这样谈论蔡翔，并不是想来讨论蔡翔的学术成就，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我想提醒自己和别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关注一下蔡翔的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与《上海文学》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说，蔡翔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给《上海文学》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何在？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观察蔡翔的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会让我们走近“文化身份”多重又合一的蔡翔。当然，我也知道，叙述蔡翔在“编辑部的故事”并不是我的“强项”。
以理论见长是《上海文学》复刊以来的一个特色，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曾经引导和参与过新时期的种种文学思潮，它因此也是批评家和学者成长的摇篮和他们当中一些“英雄”的用武之地。这样一个特色在80年代蔡翔负责《上海文学》的理论版时不仅保持下来，而且有所创新。在理论版中，“青年评论家专辑”和“批评家俱乐部”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栏目。这两个栏目生机勃勃，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重镇。现在许多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些重大的讨论，譬如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和近年来的“纯文学”问题讨论都源于这些栏目。在论及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是无法绕开这些栏目的。如果仔细考量，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蔡翔主持下的理论版，有不少新的因素出现。譬如，与学院派的沟通。在80年代后期，学院批评家开始活跃，理论版的撰稿者有了更多的学人。譬如，批评文体的多样，现在风行的“对话体”几乎就是从这些栏目开始的。譬如，对与文学相关但又超越了文学范畴的一些问题的关注。这样一些新的素质的出现，悄悄反映出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版图的变化。当年，我在阅读这些栏目时，虽然有所感觉但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蔡翔的学术思想正在变化，而这样一个变化也在改变着《上海文学》。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变化日渐明显，而且轮廓分明。在周介人先生去世后，蔡翔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文学的当代性在蔡翔手中变得清晰和坚定，在对当代生活的介入中，文学的批判性和思想性被强调，而这样一个特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蔡翔开始把他的“大文学史”观落实到《上海文学》的办刊中。我们看到，《上海文学》一方面传承李子云、周介人的薪火，同时又发生变革，原有的小说、评论、诗歌、散文的机械分类终于被打破了，这是对“文体教条主义”的一次挑战。在蔡翔看来，纯粹的文学批评已经不能解释文学，文学背后的和左右的因素曾经被搁置，但现在则不能不在新的学理层面上加以综合考察。一些新增的栏目，呈现了蔡翔“大文学史”观的初步轮廓和构想。“上海词典”对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化图景的再现，“城市地图”关于五六十年代上海底层社会的城市记忆，对90年代后城市的“现场”勘探等，都以书写历史的方式引导我们回到文学和精神的历史现场。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几年中，《上海文学》始终在艰难地改变文学创作封闭、自恋和保守的倾向，试图在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条件下探索文学的新路，除去新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控制。所以在蔡翔的笔下，他提醒人们，一不小心左右都是陷阱。关于“纯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意在打破文学自身的封闭状态，更有力地介入生活。“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在《上海文学》中得到重视并且被重新解释，在策划和编辑“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这一栏目时，蔡翔和他的同仁想强调的是：历史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普通人的历史，因此在“历史叙述”的空间中应当去发现被遮蔽的“日常生活”。
在诸多变化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思想笔记”栏目的设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意在拓宽文学的视野，建立文学的思想资源，而且也表明了蔡翔对90年代文学与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这一认识涉及对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发展路向的思考。蔡翔痛苦地发现，90年代后期，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其思想的能力和解释中国问题的能力明显减弱。在他看来这一状况已经堪称“困境”。因此《上海文学》部分栏目之转向“思想”，其实正是部分知识分子把现代化想象落实到中国问题上的一种表现。
就蔡翔个人而言，他在不断返回历史现场之中，试图“回答今天”，回答今天的文学和思想问题。这些努力充分体现在他的《回答今天》这部著作中。我一直觉得这部著作不仅对蔡翔，而且对90年代后期以来的思想界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忽略了蔡翔的这部著作。这部书记录了蔡翔9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他对现代性、制度、知识、自由、大众和传媒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表达了他个人的经验，也相当程度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重大问题思考的水平和层次。就像蔡翔感觉到的那样，他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快乐，而新的困扰又在写作和思想中产生了。
我想，蔡翔是带着这种快乐和困扰离开《上海文学》的。他走出编辑部时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这不仅因为他在《上海文学》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现在还留着长发但已经有了白丝；也不仅因为他的办刊理念遭遇到一些挫折，即使离开杂志，《上海文学》仍然是蔡翔精神的漫游地，当然，他的思绪不会止于《上海文学》，因为“文学”总是大于“上海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蔡翔只是完成了一个社会角色的转换，而带给他快乐和困扰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他，无论在杂志，还是在大学。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
在叙述、概括近2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无法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得心应手。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尽管我们不能宣告审美主义的终结，但是，在不断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语境等都不能没有困惑和追问。在我自己带着一分坚定、一分困惑和一些作家对话时，我想到的问题之一是：当我们匆忙地面对纷纭的写作现象时，我们是否可能静下心来通过观察、研究一些作家而发现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文学写作的大致轮廓（我暂时放弃使用“主潮”或“主线”这类概念）？
我所说的“一些作家”是指应邀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小说家：莫言、李锐、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等。如果从80年代初期算起，这一批作家中的大多数差不多有了近20年的创作历史。他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这样的创作历程独具文学史意义。有一批作家在20年中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少有的现象。以他们及其他一些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和“现代文学”的作家做些比较，就会获得“当代文学”的自信。坦率说，在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由于某种理论体系、知识背景以及著作体例的限制等原因，一些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一些被接纳的作家也常常因为条分缕析而失去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事实上，这批作家90年代以来的状态比我们目前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作家的写作和写作的处境。
不可否认，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们也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在考验着他们的品格，而且首先考验着他们作为思想者的品格。一些思想史的学者对文学研究者转换跑道写些思想史的论著常有微词，从专业的训练与学科的分工看，这些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20年来，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又是当代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的思想者。90年代以来，韩少功、李锐、张炜、莫言、史铁生这一批作家突出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路径为当代思想文化带来了丰沛的素质和活力，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独到见解，使当代汉语写作真正有了“思想问题”。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不是简单地处理历史，而是反对简化历史和改写历史，反对以简化历史来寻找塑造现实的根据。譬如韩少功对中国卷入全球化后权力与资本问题的剖析，张炜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莫言对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评价，李锐关于建立当代汉语主体性的识见等，都充满了真知灼见。这些作家，包括余华和叶兆言同样都对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原点的“五四”有着深刻的反省。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但必须承认，以这批作家为中心，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拥有了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且是非常执著的立场，这一点可以由韩少功、李锐、张炜90年代以来的著述看出。尽管史铁生不赞成“立场”的提法，但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前面说到的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如果只是以“左翼”还是“右翼”来认识他们，就会歪曲他们的思想意义。
显然，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模式发生了转换，80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性”话语激发下生长起来的种种文化想象开始落实到“中国问题”上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当一个成熟的中国作家能够抚摸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本土历史资源，能够强烈感受自身亲历的文学经验时，他就必须再次返回自身，重视本土经验，重视自身的传统，从而摆脱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对自我的桎梏，这就如李锐所说“永远抗拒被‘克隆’的眼睛”。在前面我已经说到他们对历史资源的态度，而在如何处理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这个问题上，这批作家都显露了作为大家的胸襟与识见。和一些人急于突出“80年代”以延续并确立当下的话语权不同，也和一些人急于否定“80年代”以突出各种“新生代”相异，他们对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抱着审慎的、反省的态度。从今天的立场看，作为重要思潮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无疑受到西方“现代性”话语过多的牵扯，但是这些思潮、对80年代最深刻有力的反省恰恰来自这些构成了“80年代”文学的作家们。这和“70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急于独树一帜不同，莫言、张炜、韩少功、李锐、贾平凹、余华他们这批作家并不急于把自己经典化，尽管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也有个别人有这样的企图。他们在当下的反省，与他们在当时推动那些思潮的发展相比，已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文化语境，他们自身关于“西方”的知识背景和认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像今天许多文学研究者不时逾出理论的边界去创作一样，莫言、张炜、韩少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