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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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的“温故”多少透露出他对“包产”后的陈奂生的隔膜。显然，高晓声的角色也发生了转换，他愈来愈作家化了。《陈奂生战术》的细节比较枝蔓，高晓声似乎还未找到一个聚焦点。从内容与章法上看，我甚至认为《陈奂生战术》与《陈奂生包产》可以合二为一。
应当说，“战术”是透视陈奂生的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在《陈奂生战术》中一些比较朦胧的平面的东西在《种田大户》中清晰了、立体化了。我们曾经用阿Q精神胜利法或阿Q相来论定陈奂生，这很原则，但不具体。在注意到了陈奂生与阿Q的精神联系时，我们不能放弃对陈奂生独特性的把握。这种把握无疑也与作家的创作的深化有关。如果说《陈奂生上城》是在写陈奂生初步翻身（准确说是经济并不富有）时的精神特征与心理状态，那么《种田大户》则是写经济富裕后的陈奂生。有了《种田大户》我们就有了给陈奂生命名的条件，这命名是“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成为《陈奂生上城》之后最重要的一篇小说。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二）
如果说贫困曾经使陈奂生陷入困境，那么富裕又像锁链一样束缚着他。风光一时的陈奂生退下来，又退到了土地上。在他，田地总是命根子；在激烈的商品经济浪潮中陈奂生之一度成为弄潮儿在根本上是误会。他可以由此脱胎换骨推波助澜，也可能裤腿上刚溅了点浪花便退而观潮了。陈奂生是后者。他的“经济基础”虽然有所变化，但“上层建筑”依旧。他依旧相信“衙门钱，一缕烟；生意钱，图眼前；种田钱，万万年”的老话。他甚至对发展了的社会有一种恐惧。是否可以把这种状态看成“错位”？
陈奂生的惶惑心态中有一点是毫不动摇的，这就是确认钱的重要。这并不浅薄，“钱的确太宝贵了，长年饿着肚子下田劳动决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关键在陈奂生不仅晓得钞票的好处，而且俯首听命于钞票了：“等到成为六百元奖金的得主之后，叠得高起来的钞票就变成了一个精灵，悄悄地潜入奂生的肌体，七转八弯在他心上安营扎寨。从此以后，陈奂生再也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只好俯首听命了。”在这“精灵”的操纵下，陈奂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钞票比什么都重要，别的东西样样可以缺，唯独钞票不能缺，有了钞票，要什么随时都可以买，所以任缺什么都不算缺，也就缺什么都不在乎了。”陈奂生的价值观有三个层次：一、就价值论价值，钞票最重要；二、比较而言，钞票最需要；三、有了钞票就有了一切。这似乎是一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但陈奂生又确实不是个拜金主义者。陈奂生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之一就在这里。倘若这种价值观完全支配他，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王生发那样的采购员，但陈奂生的精神世界还有另一根绳索在操纵他，这就是守本分不发横财的可以称之为“义”的观念。因此，陈奂生有金钱的酸气，但没有金钱的臭味。他会让人觉得可笑可悲，但不会让人厌恨。看来，土地的惰性对陈奂生的限制倒也有“积极”的一面。“他晓得自己没有本事发大财成大器，能有安安稳稳的日子过就很满足，至于要花多少力气换得这种生活就不在乎了。现在他就要守住这样的日子，所以别人家正不满足还力求发展的时候，陈奂生已经往回收缩。”“守住”与“收缩”这两个词传神地概括出陈奂生的生存状态。虽然陈奂生同样为金钱所诱惑，但他又相信陈正清的话：“宁可吃亏也不要见钱眼开，做出不干净的事来。有诱惑，又有规劝，陈奂生好不痛苦。”“老实他做，吃‘亏’也做。”陈奂生愿意吃亏吗？当然不愿意，因为他“晓得‘亏’不像肉一样好吃”，但做到不吃亏“又实在不容易”，陈奂生觉得自己有些无能为力了，“社会变得越复杂他越怕，他要想少吃些亏也只能退在一边，让出战场来由别人去争斗”。所以陈奂生的退是为了守，而守是为了不吃亏。
这就决定了不管社会怎样变化，陈奂生还是种大田藏死钱的角色。被商品经济浪潮无奈地推到前台的陈奂生一亮相便自己谢幕了。他不想竞争，因而也就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他只想守而不想“扩大再生产”，也就不能参与竞争。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陈奂生发展的限度，他不会成为新式“资本家”，倒有可能成为旧式“地主”。别人结婚他要问一共花了多少钱，而这些钱他也出得起，因此陈奂生觉得“他高兴的话随时可以再讨一个老婆了！”这不是一种活生生的小财主心理么？他的安分他的吝啬也是一种小财主行为：“我的钞票都是用自己汗水浸过的，舍不得随随便便脱手，要是脱蚀了，几时再聚得起？等于送脱我的命。”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葛朗台的“这不是抹我的脖子吗？”
在《种田大户》中陈奂生仍然难以摆脱自卑心理。他消除自我烦恼的办法，每每将自己降格处理：“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注定不会发财的。”“你别搭我这个倒霉人，我只配种田，别的都不是我做的。七合升箩八合命，满了升箩要生病，像我这样的人要发财，那么天下谁个还该穷？”这种“降格处理”的办法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精神疗法。这种疗法有一套逻辑：先假定自己的命，再循此推理，然而命定如此，我又有什么办法？
但陈奂生毕竟已是经济上的盈余者，在“降格”后的位置上可以再作“升格”的遐想。这正是高晓声笔法的卓越之处。陈奂生的精神生活竟出奇地丰富起来。他用钞票沟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的法则和理论很简单，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了钞票要什么随时都可以买，所以任缺什么都不算缺”。于是有了钱就好像有了一切，在各种东西面前他都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出现并使唤它们。钱的价值在陈奂生那儿是双重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钱不仅可以用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尽管通常只是想象———而且能够买来精神享受。在这里，陈奂生不再自卑，而是一副从容主宰世界的神气：
兜肚里装着那一大笔钱，想法就丰富了。可以造屋，可以买船，可以买百货公司的每一件商品，可以觉得世界上一切花花绿绿的东西都同自己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的时候随手可得。那么陈奂生又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去造屋，把活钱变成死钱割断自己同世界的联系呢？现在他多舒服，海阔天空，任他神驰，好像没有什么办不到。
由实在到想象再到虚妄的实在，这便成了陈奂生的心路历程。高晓声在《种田大户》中进一步发挥了他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能力，而细节的描写倒相对薄弱些。从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来说，高晓声把陈奂生写到了“极限”，在现在这个框架中的“极限”。
高晓声发现了“有钱怎样过日子”的问题，同时也描述了陈奂生的过日子的办法：“以不变应万变，更牢固地守住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当我们意识到陈奂生只能如此并且把来日寄托给儿女时，我们是否能够说：陈奂生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意义已经终结？
在高晓声笔下，陈奂生又戏剧性地出国了。《陈奂生出国》这篇小说在技法上更为圆熟。高晓声得心应手地将他在异域的经验和中西方在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差异移植到陈奂生身上。生活场景变了，而陈奂生依然故我。小说有趣而好读，与其他几篇相比，它更多“故事”。正如高晓声所分析的那样，陈奂生希望别人认同，当然也有愿意认同的人，后来陈奂生到美国也搞这一套，华如梅、艾教授，连留学生许宁也不同他认同了。菜畦是菜畦，草地是草地，价值观念完全不同。高晓声担心的是“陈奂生战术”的“泛化”，“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陈奂生们包围城市的局面呢？”高晓声仍然关注陈奂生的命运，但他的创作心境比以前平和了，他“操纵”着的陈奂生愈来愈出“洋相”、“滑稽相”，于是批判的锋芒也因此而钝化了。
（《小说评论》1998年第5期）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李锐论（一）
1 多年前，在写作《厚土》之前的一个日子，李锐在日记上这样写道：“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这是我们在今天论李锐时不能轻易滑过去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源于李锐生命血脉、又是在不断追问历史中获得的判断句。从《厚土》到《银城故事》，李锐所有的叙述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几乎都是“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这一判断句的展开。李锐自己回忆说，当他写完这句话时，“半晌无语，眼里浮出的是吕梁山苍老疲惫的面孔”。苍老疲惫是“秋天”的一部分，于是李锐有了《厚土》；在这个“秋天”里，“即便有满腔热血涂洒在地，洇染出来的也还是一片触目的秋红”，于是李锐有了《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从《厚土》到晚近的《银城故事》，李锐的写作在突出建立汉语的主体性中不断改变着文学想象中国的方式，呈现了当代汉语写作的发展前景和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我认为这是李锐的文学史意义所在。
在李锐回答“中国是什么”之前，“知秋”的一叶首先是他在吕梁山六年的插队经历。这个经历改变了李锐，也改变了李锐他们这一代人，后来李锐他们这一代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对文学创作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插队经历有关。当然，就李锐而言，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在这六年中间完成的，然而所有的改变无疑都与这六年相关。①李锐后来在叙述这一段人生经历时，常用的一个词是“刻骨铭心”。毫无疑问，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是“刻骨铭心”的一部分，但刻骨铭心不纯粹是个人磨难的记忆。如果仅止于此，就没有我们现在读到的杰出的小说家李锐了。当然，相反的例子在这近20年中也并不鲜见。
和当时的大多数知青一样，李锐是怀着“大有作为”的理想来到吕梁山的，但是前提条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李锐他们这一代人时，不能忽略这样的历史常识。1968年之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已经改变了知青在“革命”中的位置。可以说是颠倒了一个位置。知青一代作家，当他们以知青身份上山下乡时，他们其实并不真正具备知识分子身份，知青只是一个政治身份，这个身份并不承担启蒙的角色，相反，而是要接受“再教育”。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政治规定和制度安排。因此，即使部分知青具有“启蒙”的能力，但在当时的规定和安排中并不具有合法性。正是这样一个位置的变化，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阶级的意义上是“人民”）的关系。所以，在重读李锐时，我觉得知青与贫下中农的“结合”，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合坟”。应当说这是大多数知青共同的思想经历，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后来真正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后，对民众的理解和立场却有诸多差异甚至是大相径庭，这一批人在90年代以后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对“民众”的不同理解，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不同的历史叙事。李锐《厚土》和一个时期“知青文学”的区别，再次强调了这样一个特点。李锐后来比较激烈地反对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此相关。
李锐曾经回忆说，在吕梁山蹲厕所看到的场景改变了他从书本上获得的关于“人民”的解释，他“对于人民完全不同的理解。就是从这种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场面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②。对“人民”的不同理解，可以说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在吕梁山干旱贫瘠的黄土塬上，李锐意识到“历史这个词儿，就是有人叫谷子黄了几千次，高粱红了几千次”。这是李锐对“宏大历史”之外的发现，也是吕梁山人民处境的体认。因此李锐对他笔下的“国民”不能不怀着审慎的态度，并且因此把批判的锋芒转向对“历史进程”的否认与批判。以前知识体系中所灌输的知识和逻辑，在李锐那里遭到质疑，这是他后来长久地反思无理性历史的开始。我们已经习惯把这种质疑视为精神觉醒的开始，其实，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重新陷入精神困境的开始。我觉得，无论是李锐他们，还是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始终没有能够摆脱精神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写作其实是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