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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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或者“学问”也是可以“阉割”作家的。我不知道，我热爱的那些作家为何要对着无辜的风景训话，对着故纸堆作学者痛苦状。当然，感性与知性要“统一”也难，即使是余光中也有驰骋才气的毛病，文章往往也为才气所累。这也是有一些读者不太喜欢余光中的一个原因。
余光中诗文的成就突出了超越文学艺术门类与文体的界限而走向综合的可能与必要。文化素养包括学养在诗文中的“肌理”效果通常也只有在“综合”中凸现出来。余光中虽非狡兔，却营四窟，诗、散文、批评、翻译是余光中“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他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强调“乐”对诗的作用，是余光中的苦心孤诣。余光中认为，诗是文学中最近音乐的一体，歌是音乐中最近文字的一项。音乐，包括中国国乐、西洋古典、民谣、爵士、摇滚，对余光中的启示如他所说几乎是“无孔不入”：“西洋的切分法在格希文（George Gershwin）的交响诗中用得倜傥非凡，我在艳羡之余曾经企图在《越洋电话》一类诗中拿来试验。古典器乐有所谓卡旦察（Kadenza），任演奏家兴至神来，尽情发挥，其境直如天女散花，半空烟花。我将其法引进散文与诗中，一时文法脱锁，修辞解链，文字几乎羽化而为音符，纯以神遇。《山雨》《夜行人》一类的诗便有如此企图。”｛11｝因为诗与乐近，将余光中的诗谱成歌曲的音乐家在20位以上。余光中以诗入文，多为学者一再论及。其实，以诗入文甚至把散文当诗一样写，一直是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一种潮流，或者说散文中有诗的素质是现代散文的本体特征之一。我以为，余光中散文有“诗”不是文体之间的“磨合”，而是“诗神”的再生，因此，在现当代散文中，余光中的散文最突出地张扬了诗人的气质。这体现了余光中对散文文体的尊重。在今天这样一个被称之为散文的时代，我不能不吁请尊重散文。我们都熟知而且常说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其实余光中最初的意思是以“笨拙”的左手来“旁敲侧击”散文，暗示“文章自己的差”。但是余光中后来写散文是不分“左手”、“右手”了。余光中反对新诗的“散文化”尤其否定所谓“散文诗”，但他又不肯给那些始于平庸亦终于平庸的诗戴上“散文化”的帽子，生怕辱没了散文，对那些不痛不痒的作品，“即使我们以散文相看，其中的文句也难称够格的散文。我们颇有一些生手，散文之笔尚未握稳，已经鄙视散文，而贸贸然要飞向诗的领空了”。因此他赞同艾略特《18世纪的诗》一文中说过的一番话：“好诗的第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便是具有好散文的美德。无论你审视什么时代的坏诗，都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欠缺散文的美德。”｛12｝至于中国水墨画的空灵、清远，西洋油画的瑰丽、热烈，都直接影响了余光中诗文创作的视野，并使其诗文色彩斑斓。在重新阅读余光中时，我慨叹学术与文章分途，这也是我近年来常常喜欢使用“文章”这一措词的原因。余光中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他在学问之上求见识，见识之上求文采，散文与批评性的论文往往难以截然割分，论文也往往抒情而多意象。在当下众多批评文字成为西方文论的“跑马场”时，余光中的文论对我们不无启发。
在论及汪曾祺时，我曾经指出，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可以与汪曾祺媲美的是余光中。汪的语言出之平淡，在文言与口语之间；余的语言出之浓郁，兼及文言、口语与欧语。余光中拓宽了现代汉语写作的空间，是他的又一贡献，这需要另文论述。
20世纪中国文坛一时多少豪杰。我们也许现在还无法给余光中定位，这使我想起他的诗《与永恒拔河》。无论如何，余光中是众多“豪杰”中“与永恒拔河”的人。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2期）
注释：
①余光中：《梦与地理》，台北洪范书店1990年6月第1版。
②参见冯林山所编余光中散文集《桥跨黄金城》的“编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③转引自王伟明：《同到壮丽的光中》，《诗双月刊》1986年6月总第40期。
④余光中：《从天真到自觉》，《余光中散文选集》第3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⑤转引自王伟明：《同到壮丽的光中》，《诗双月刊》1986年6月总第40期。
⑥余光中：《谈新诗的三个问题》，《余光中散文选集》第3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⑦余光中：《四窟小记》，《余光中散文选集》第4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⑧余光中：《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⑨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⑩余光中在《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说：“所谓‘感性’，就是敏锐的感官经验。说一篇文章‘感性十足’，是指它在写景叙事上强调感官经验，务求读者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历其事。”“感官经验人人所同，但是要用文字表达时，一般人，甚至一般作家，却只能用熟知习见的成语，因简就陋地复述一些空泛而含混的印象。唯有散文的高手，才能使文字突破抽象符号的局限，直探物象的本体。”在《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中又说：“所谓‘知性’，可以析为两端，一是知识，一是思考。有知识而无见解，只是一堆死资料。思想得多而知识不够，又沦于空想。”参见《余光中散文选集》第4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1｝转引自王伟明：《同到壮丽的光中》，《诗双月刊》1986年6月号。
｛12｝余光中：《从天真到自觉》，《余光中散文选集》第3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身后的文人，无论是人物或不是人物、大人物或小人物，可能都曾学着孔子的口吻说话；现在这个世纪又要过去，轮到我们说逝者如斯夫。细想，我们已经做的和即将做的事，大概也就是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这是否文人本色？这个世纪之所以不寂寞，用叶兆言近期文章中的话说，是因为有那么一些“闹着玩的文人”。如何来说这些“闹着玩的文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学、文化、思想和风花雪月等，颇让今天的作家、学者忙碌。
一种说的方式是悲天悯人状。当年读张中行《负暄琐话》人物诸篇，面对体现在文人身上的“文化之至美”的消逝，也曾感叹“广陵散绝”。张氏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笔下常有“怅惆”、“人琴俱亡之痛”、“幻灭的悲哀”及“凋谢的怅惘”等，表达的都是对“文化之至美”消逝的挽悼与不甘心。张中行先生一辈，写这样的文章，文字风格大多是低回一路，免不了人琴之戚。初读这类文章，我为之动容。真的是余生也晚，有时读一些先生的文章，听一些先生讲课，羡慕这些先生能在大师的圈子中成长，试想一下，大师们的举手投足都是风范都是魏晋风度，在今天都是能写进文章的。我们既然没有耳提面命的机会，但在大师们的弟子的忆念中与现代硕儒名士相聚，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们这一辈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的就是学问，因此看谁都像大师。这种因自卑而失去评判标准的心态使得不少的学术研究浮躁并成为泡沫。然而，无论如何，从章太炎先生算起，我们今天言必称大师的那些哲人，且不论他们的文章、道行究竟如何，毕竟都是些人物。20世纪风卷残云，但真正的人物（“风云”或者“风流”人物）仍然是这个世纪的亮点。
但近年来，我对低回一路的文章颇有些厌倦。“凋谢的怅惘”之于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真正能称为人物的文人以及这个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未免有些轻飘、有些简单甚至有些造作。人琴之戚的夸张与渲染常常会掩盖掉那些人物身上真正动人心魄的东西，在裁剪、附会中简化或歪曲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对现代硕儒名士臧否的过分通达也不能不使人怀疑作者的格调。我甚至认为，师承关系也正在影响着今天写作的公正。大师的弟子们，你可要谨慎啊。
坦率说，20世纪知识分子研究中的煽情现象，使我担心关于人物、关于历史的种种写作正在远离史传传统。这几年大师热不减，应当说拓展了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发展空间，在90年代，这种拓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大师的选择、判断与解析上，有些解读始终怀有强烈的煽情性，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不能不影响学术的独立性，我认为这些因素同样在威胁着写作的尊严。
写作的路径从来不是唯一的，但超越的、独立的品格并无二异。这种品格是朴素的，它不为学术的、文化的时尚左右。怀有这种品格的写作，可能更加容易接近“对象”的原生状态，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由叶兆言的《阅读吴宓》，我对这样一种写作的期待有所增强。
叶兆言的包括《阅读吴宓》在内的近期文章，铺开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几年由陈寅恪带出吴宓，不知道吴宓的人无疑是孤陋寡闻的。但是一个真实的吴宓究竟如何，几乎是人云亦云了。叶兆言《阅读吴宓》这篇文章（以及后面我还要提到的其他文章）的意义，不在于他说了多少有见地的话，而在于洞察到了当下学术研究的时弊，并力图使学术、写作回复到常态状、回复到常识上来，这个常态状是非功利的，这个常识就是“知人论世”。叶兆言写道：“吴宓就是吴宓，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时至今日，翻案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甚至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是对的，硬替他套上光环，显然没有必要。吴宓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客观上限制了他个人的成就，这一点不用讳言。吴宓不是什么大师，用不着神话，即使是作为外国文学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今天突然觉得吴宓有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是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学问。吴宓的意义，在于他的坚定不移，在于他的执著追求。他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的脑袋，20世纪的总趋势，是适者生存，是一变再变又变，占大便宜往往是那些善变的知识分子。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有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话说，活生生的吴宓，在个人事业和爱情上，都有其独特的东西，不是简单的好坏，就可以草率评价。”今天的写作或研究在面对种种大师时，好像不能像叶兆言这样说些“大白话”。对吴宓的学问、感情生活，叶兆言都有精彩的笔墨：“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视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塌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在谈到吴宓的一些杜撰之笔时，叶兆言说：“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蒙蔽。”事情常常是这样，粉饰了的写作不仅蒙蔽别人也会蒙蔽自己。现在的学术界、文学界充满了先蒙蔽自己再蒙蔽别人的自欺欺人的故事。叶兆言去掉了粉饰吴宓的光环，在吴宓与不断变化了的时宜之间，深刻揭示了吴宓内心深处的矛盾以及吴宓与时宜的矛盾，看穿了吴宓的这种尴尬，叶兆言也就写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词。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