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30-帝国的惆怅-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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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骗到底
相比较而言，奕山的运气要好得多。当然，他撒谎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广州就撒谎的。而且，论胆量，比杨芳还大；论水平，比伊里布还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样，也会编故事，但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生动，文学性和可读性也更强。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写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经讲过，是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25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日即占领越秀山炮台，置广州城于其野战军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达成停战协定，31日付清全部赔款。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诱使道光皇帝批准已成事实的赔款与通商。
于是奕山编了一个故事。
奕山说，据守城士兵报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内招手，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参将熊瑞探头一看，见有夷人头目数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听了，便大喝一声道：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一听，就摘去军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着城墙就行礼。我方翻译官就下城去问他，说你们这些家伙抗拒中华，屡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来，英夷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没法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到此地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夷等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颠倒黑白，胜败战和的关系完全反过来了。赔款求和的败将成了摆谱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怜兮兮。这可真是从何说起！
但那细节，却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礼”，又是“屏其左右”，又是“尽将兵仗投地”，其间还夹杂着诸如“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唤通事（翻译）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当然，奕山的“成功”，主要还不在他的谎撒得有多“圆”（伊里布和杨芳的谎撒得也很“圆”），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发生了变化。道光是一个资质平平，胸无大志，只想得过且过（即所谓“守成”）的人。他对这场战争，既无必胜的信念，其实也无必胜的要求。他最关心的，是战争何时结束（衅端何时可弥）；最担心的，是不要没完没了。因为那样太费钱。他曾对伊里布说：“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为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还对伊里布说：“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不该赔款外，奕山他们还真没什么错。
那么，同样是“设法羁縻”，同样是“恳请通商”，伊里布和杨芳怎么就错了呢？原来，道光皇帝的底线，除了“志在通商”以外，还有“又称诉冤”一条。然而“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简直就是“桀骜不驯”。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复”失地，他不喜反怒；杨芳奏请“以通商换和平”，他不依不饶。但等到奕山签订城下之盟时，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过一回的，也就对付。何况奕山的谎撒得多么好啊！万岁爷不是很在意“又称诉冤”吗？那就让该夷好好诉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可见，撒谎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运气。奕山运气好，对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英夷”既然并非是来“申冤诉苦”的，当然不会因此就像奕山说的那样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们更加嚣张猖狂，趾高气扬。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国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被内阁免职（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国新任“全权公使大臣”璞鼎查到达广东，驻节澳门（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当日即发出照会，要求重开谈判，并声称在英方感到满意之前，英军将不停止进攻。8月21日，英军主力果然向北开进，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战舰由粤北上，一副战争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刚刚开始的架式。
这就离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远了。奕山的办法是继续撒谎。奕山等人说，义律之所以获罪，是因为“连年构兵”（事实只好相反，义律被免职，是因为英国外相巴麦尊认为他过于“软弱”和“谦卑”）。义律心怀不满，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准通商之事告诉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复照，便匆忙“出洋北驶”。这是上了义律的当。义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恳求码头，很可能开炮启衅。战争一旦打起来，他就犯了和义律相同的错误，义律也就正好“为己卸职”。好在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向“副领事”（其实是秘书）麻恭传达圣谕，并行劝阻，该麻恭听宣后也频频“点头称善”，表示如能中途赶上璞鼎查，“定当遵谕传知”云云。
这又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弥天大谎，然而道光相信。因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这么勾心斗角的。何况在奕山等人的笔下，义律、麻恭等“夷目”无不“情词恭顺”，当然也就不会把这十万火急的军情太当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过关。
事实上奕山他们不撒谎也不行，因为谎言掩盖不住真相。于是他们就只好用新的谎言去弥补旧的破绽，然后再用更新的谎言去做手脚。至于这个谎撒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大约他们心里也没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将军撒一天谎吧！
《帝国的惆怅》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谎言与高调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他的邻居。就在广州城大小官员弹冠相庆的时候，一省之隔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便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这一回璞鼎查北上时，颜伯焘也没有上奕山的当。他并没有相信奕山的鬼话，也没有放松对英军的警惕，而是在厦门严阵以待。
但即便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个撒谎的。当然，是在战败以后。
厦门战役可谓惨败。因为这一回，清军是有足够准备的。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战备。3月2 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便立即着手改造防务。到8月下旬开战之前，历时5个月，耗银150万两，终于将厦门建成大清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海防要塞却不堪一击。
战争是在8月26日打响的。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浪涌，英舰纷纷起锚进攻。颜伯焘则坐镇城中，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三面兜击”来犯之敌。经1小时20分钟炮战，鼓浪屿三座清军炮台被敌打哑。下午3时45分，即开战两个小时后，英军在厦门本岛登陆。15分钟后，石壁阵地陷落。未久，全岛各阵地均告失守。颜伯焘这一回可是亲身体验到什么叫“灰飞烟灭”了。只不过，“灰飞烟灭”的不是“强虏”，而是他精心构造的防线！
绝望的颜伯焘和兴泉永道（管辖兴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台）刘耀椿“同声一哭”，然后率领文武官员连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厦门城。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难计其数，英军则仅战死1人，伤16人，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轮1艘、兵船5艘！
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事实上，厦门战败后，颜伯焘“便与其曾弹劾过的奕山之辈同流合污，在谎言中消磨日子”。当然，谎言只是对皇帝、对朝廷说。私下里，则“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听到这话的人都暗中窃笑：他怎么“前后如出两人”？
的确是“如出两人”。因为颜伯焘原本是唱高调的。
颜伯焘曾是铁杆的“主剿派”。1941年初，颜伯焘刚刚就任闽浙总督，就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已被罢免的“鹰派”官员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这等于是指责伊里布“剿贼不力”。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颜伯焘如此翻脸不认人，只能解释为他对伊里布按兵不动的“鸽派”倾向不满，同时也说明他确有一片“忠君报国”之心。这时，他和刘韵珂、裕谦（江苏巡抚）这些“鹰派”（主剿派）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这些“鹰派”官员也都是一片“忠君报国”之心的。
但是，厦门战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调了，改为撒谎。不唱高调的原因很简单。作为败军之将，他比谁都清楚：“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