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与帝王-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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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居正利用自己的位置和时间，从容地进行了整饬，使本来濒临危局的明朝，又多维持了几十年，这也算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否则，恐怕挺不到天启、崇祯两代，万历皇帝自己恐怕早已成为亡国之君了。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1）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范围，真正做到各司其职。有些时候，假如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要是故意越俎代庖，为自己谋取利益，那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争端。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是权力文化。
皇位是宝座，它把人变成神。
皇位又是魔椅，它把人变成鬼。
为了皇位上的权力，曾酿成了无数悲剧，也因此使他成为最敏感的话题。在争夺权力的刀光剑影中，既便是小孩也毫不示弱。不信？请看看康熙小皇帝是如何擒鳌拜的吧！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死，其第三子玄烨即位，他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康熙皇帝。
顺治帝死后留下的四大辅臣中，鳌拜位列最后，但他的权力野心最强，为了达到独揽朝政大权的目的，他竟使出种种鄙劣的手段去剔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为了进一步擅权，鳌拜首当其冲要清除的便是与自己素不相合的四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顺治时，因战功卓著授牛录章京世职，晋三等甲喇章京。后升至议政大臣。顺治帝临终，受遗诏辅政。虽与鳌拜有姻亲关系，但两人遇事常常意见不合，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感情上的怨恨。鳌拜常因苏克萨哈与之抗争而心中不快，苏克萨哈则对鳌拜的日益骄恣不大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康熙六年（1667年），苏克萨哈乘“皇上躬亲大政”之机，向康熙表示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愿意前往守候先帝陵寝。苏克萨哈在此之前也曾多次表示要归政于皇上。当然，鳌拜对他的不断威胁而使他自己深感处境危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苏克萨哈想以退为攻，自己辞退下来，归政皇上，也迫使鳌拜放弃辅政大臣的权力。
但苏克萨哈未能料及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未能制服鳌拜，相反却恰恰重重地刺痛了鳌拜，激起了鳌拜难以遏制的怨愤。他恶毒地进行反扑，居然纠集了遏必隆以及班布尔善等一群党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24条大罪状，诬陷苏克萨哈“不仰体遗诏，以尽忠诚，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貌主上”，“不笃行为政，任意乱行”。根据这些捏造所谓的罪名，鳌拜提出苏克萨哈已是罪大恶极应处以死罪。
康熙深知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多次与他争是非，积以成仇，鳌拜遂与班布尔善等，构成罪款，必欲置之极刑。因此，康熙对鳌拜提出的错误要求，坚持不允。鳌拜为铲除政敌，绝不善罢甘休，竟然勒逼康熙依允，甚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暴露出一副狰狞面目。
由于鳌拜大耍无赖，结果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思皆磔死，其余六子，孙一人，兄弟子二人被处斩，并没收其家产，妻子一并入宫，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颜尔德也遭杀害，其他重要亲属人等均不能幸免，就连与苏克萨哈有关的二等侍卫占布挂等40余人也俱革职为兵丁。但鳌拜依仗权势排斥异己，杀害无辜，制造骇人冤案，以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这一罪恶行径仅可得逞于一时。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2）
鳌拜掌政期间，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大力推行任人惟亲的路线。对于“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因而，一些卖身投靠，阿谀奉承之徒，都一一受到鳌拜的重用和提拔，并妄称其才能，强行推荐到要害部门供职。即使有些作恶无赖之辈，也得到“姑从宽免”的庇护。从中央到地方，鳌拜无不安插其亲信。这批实力雄厚的党羽，是鳌拜强有力的支柱。因此，鳌拜才敢于擅权跋扈，专横无忌。并常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事事凌驾于其他辅政大臣之上，他“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即将部臣叱喝”，轻则辱骂，重则治罪，他甚至把官员给康熙的奏疏，私自带回去同心腹们商议，“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
德国人汤若望精于历法，崇祯年间在钦天监供职。他曾参与徐光启编制《崇祯历书》。后来，汤若望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新法。汤若望深得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的赏识，“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法，颁行天下”。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事，赐号“通玄教师”。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汤若望的工作极为关注，曾24次亲临馆舍与汤若望作较长之晤谈。
杨光先依附鳌拜，顺治十四年（1657年），曾著《辟邪论》攻击新法，指控汤若望，曾被礼部驳回。到了鳌拜一上台，杨光先再次发动反对运用西方科学和历法的活动，捏词陷人。康熙四年，他乘机对汤若望大肆攻击，极尽诬陷之能事。杨光先提出“西洋新法，非宜所用”。先前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也大肆喧嚷说：“汤若望推算历法不准，舛谬三事”等等。大有把汤若望搞垮并取而代之之势。后来，经内大臣爱星阿及各院部大臣一起，登上观星台实地测验，证明汤若望的推算并无差错，而吴明炫终以诈而不实获罪。
在鳌拜的支持下，康熙五年（1666年），又进《摘谬论》斥责新历十谬。在鳌拜一手操纵下，议政大臣会议作出了偏袒杨光先的错误决定。指控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关重大”。又说“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其居心叵测是显而易见的。最后，对汤若望以历法的荒谬，中国蒙羞的罪名进行判决，除了汤若望因得到康熙老祖母的庇护不死外，其余有关参与编修历法的主要成员都被处死。从此，科学的新法不再使用。
由于鳌拜等的愚昧无知，不懂科学，仅凭借手中的权势，企图阻止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应用，又滥杀了一批熟知天象，通晓历法的有识之士，这又是一大冤案。
新的历法被废除后；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负责天文历法工作；他仍用“大统术”治历，结果造成气节不应，错误百出。当时，朝廷深知杨光先学术不胜任，遂改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出任钦天监监副。南怀仁上台后，使用汤若望新历更定历法，才使情况有所好转。
鳌拜辅政期间，不仅残酷地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平凡小事，也能成为他害人致死的理由。内大臣费扬古因与鳌拜有隙，费扬古的儿子侍卫倭赫和侍卫西住、折可图、觉罗塞尔弼等，同在御前供值，碰到鳌拜时，未能表示格外的敬重。鳌拜为此事常常怀恨在心。一次竟借口侍卫倭赫等以擅乘御马及取御弓矢射鹿为罪名，将倭赫等四名侍卫斩杀弃市。事后，又以费扬古冤望将其定为死罪，其子尼侃、萨哈莲也都惨遭不幸，没收的家产全部分给了鳌拜的弟弟穆里玛。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鳌拜与康熙帝：皇位中透出的魔力（3）
清入关以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不得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以建立联合政权，使更多的汉族人有机会参与政治。这一政策不仅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对促进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满族封建制度化，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满族贵族顽固守旧集团，却打着“率祖制、复旧章”的旗号，反对改新，力主复旧，竭力抵制“汉俗”。借由他们篡改的遗诏，拒绝接受汉族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罢废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和翰林院，恢复关外时代的内三院，降低御史的地位和作用，罢各省巡按官，并除十三衙门，设立内务府。进一步排斥汉官，拉拢蒙古上层贵族，提高理藩院的地位，设尚书使之同六部并立。这种“复旧章”的倒行逆施，使清初本来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再加上从政事裁决到了人事安排等大权，都由鳌拜把持。
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朝野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皇帝亲政以后，他仍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于康熙皇帝，同时仍旧恣意妄为，骄纵无法，丝毫不知道收敛。
康熙对鳌拜的这种行为早就厌恶之至，他虽然年轻，却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自己的理想，不愿甘心充当傀儡皇帝。康熙目睹鳌拜的横蛮暴戾，也深知他的党羽在朝中盘根错节，在各部身居要津，已经是羽翼丰满。因此，鳌拜才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并常在皇帝面前大喊大叫，甚至挥动拳头。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往往康熙也无力改变鳌拜的决定。
康熙亲政后，决定收回大权，并准备取消辅政大臣的辅政权力。这一措施使鳌拜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鳌拜与康熙帝早已存在的矛盾就更趋于激化。
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出这把刀，局面很是尴尬而紧张。小皇帝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鳌拜的跋扈，小皇帝的机智应变，都可以想见。自此之后，康熙更加加快了除掉鳌拜的步伐。
康熙帝的锄奸准备非常特别，他以对弈为名，召见已故大臣索尼之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为了麻痹鳌拜，康熙又下令精选一部分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侍卫进宫作“布库之戏”，作出沉迷玩耍，胸无大志的样子。鳌拜对此深信不疑。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又以各种借口将鳌拜的党羽派出，以削弱鳌拜的势力。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康熙于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召集与他做布库游戏的侍卫，问：“你们是朕的左臂右膀，你们是惧怕我还是惧怕鳌拜？”侍卫异口同声地答道：“当然是惧怕皇帝您！”康熙于是历数了鳌拜的罪行，并商议妥了捉拿鳌拜的方案，然后下诏宣鳌拜进宫面圣。
鳌拜做梦也没想到年轻的皇帝敢对他发动突然袭击，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来，康熙帝命侍卫“擒之”，鳌拜当即成了阶下囚。康熙随即公布了鳌拜的罪行，命康亲王杰书等进行勘问，列出主要罪行30款，朝廷大臣议决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打100下。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顾命辅臣，且有战功又效力多年，不忍加诛。最后定为革职籍没，与其子纳穆福俱予终身禁锢。后来鳌拜死在狱中，纳穆福获得释放。鳌拜死党的主要成员则一律处以死刑。曾经猖獗一时的鳌拜集团就这样被彻底铲除了。
鳌拜的失败是典型的因骄而败。他出身将门，青年时代驰骋沙场，技艺高强，勇武善战，多有战功，深受顺治皇帝信任，所以顺治去世时，任命他为辅政大臣。但是他以为自己功劳大，就骄狂起来，走上了擅权的一条不归路。他的下场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部分：不懂权力潜规则的代价鄂尔泰、张廷玉与乾隆帝：谁能渔翁得利（1）
中国古代的政体因为缺乏法的精神，官员间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成为官场的一大弊端，这种内耗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没有彻底清除。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宽宏政治气度的注重无疑对前者是一种校正，因为它可以使人获取信任，谅解以及对心性的真诚慰籍。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成就大事。虽然欧阳修对后者称赞有加，但历史发展到今天，能真正称得上君子的又有几个人？即便是再高尚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不能免俗，更何况又有那么多不高尚的人参与朋党呢！
唐朝、明朝覆亡的原因之一不就是陷入了无止境的朋党之争吗？鉴于历史上的经验，为了统治的长久计，历来当权者对朋党都是深恶痛绝的，对它的打击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雍正驾崩之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允礼于乾隆三年（1738年）病逝；允禄于次年以谋反被削爵，失去了权势；辅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