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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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这位德国著名的《Stern》杂志的记者又找到我，好奇地问：“你的表现很出色，你是不是你们中国孩子中最突出的一个？”“不”，我微笑着摇了摇了头：“我不是中国孩子的Leader（领袖），而是一名representative（代表），我所做的每个中国孩子在这儿都能做到。”而后我又反问他：“你们西方记者是不是都很喜欢用‘听说’这个词？我在《南京中学生报》做记者，虽然只是一名学生记者，但有一点却很清楚，真实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是用你的眼睛你的头脑从现实中得来的。”德国记者很认真地点点头，以后的几天会议里，我发现他再也没使用过这个词。
“代表中国”！现在我再回想起老师曾说过的话，便格外有感触了。我不认为我的言行有什么特别出色之处——那是一种最自然不过的表现——因为民族的尊严是受不得丝毫磕碰的。
因为经常被人误以为是日本人，我无论去哪里都喜欢戴着印有“China Li Na”的工作牌，并用红色水彩笔把“China”重新描了遍。于是参加会议的朋友们都叫我“Miss China”——中国小姐。这是我最自豪的名字。
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在会议的六天中，我和我的国际朋友们一同生活、工作，俨然“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国籍、肤色、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也可以“无声胜有声”。六天的会议结束了，离别也拉开了序幕：萨尔瓦多没有“执手相看泪眼，竟元语凝噎”的凄凉，有的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我入乡随俗地和朋友们“用拥抱结束所有温柔”，脸颊上幸福地印上了世界各国友情的”印记”。“别忘了给我发E…mail”，这是很多代表的临别留言，足以让我感叹Internet的国际普及率。今天说再见，明天便又可以在电脑上聊天辩论——家里有电脑，天涯若比邻。这个地球越来越小，几根电话线一部电脑，再见的确不太遥远。汽车就要开动之时，秘鲁“追问狂”和一个阿根廷女孩从楼上奔了下来，我正感慨于他的勤学好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却“一切尽在不言中”地从身后展开一张大纸： Miss China We Love You（中国小姐，我们爱你）。送行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又一次涌到车前——开始又一轮的“吻别”，我可怜的脸蛋！
第四部分：告别剑桥圣保罗机场上演生死时速
到巴西的这一路上风波迭起，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我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深信不疑，满以为回家的旅途应该平安顺利，事事如意，可谁料到：半夜12点半，我一路好梦做到了圣保罗，这一趟飞机是直飞的，既无一路停三次的痛苦，更无“空中大翻飞”的惊险，可当我懒洋洋地抬起手腕看时间时，脑海中顿时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我的下一趟班机1：10起飞、也就是说我只有40分钟的时间拿行李、转航班、换登机卡、过海关。万一行李又“千呼万唤不出来”，万一海关旅客拥挤，万一……一旦误了这班机，接下来的航班都要跟我“Byebye”了。一想到这儿我忽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像离了弦的箭一样“嘈”地冲出了机舱。还好这回行李没和我犯难，乖乖地在传送带上等着我认领。拉着大箱子的我满大厅地转悠，寻找大韩航空公司的专柜。三更半夜的国际航班大厅也昏昏欲睡，很多专柜都已大门紧闭，看到蓝色的Korea Airline（大韩航空）的标志，我加快步伐跑了过去。一盆冷水当头浇来——它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是什么破航空公司，打算把我给扔了吗？”我恨得咬牙切齿。隐约看到屋里的灯光，我便肆无忌惮地扯开嗓门大喊：“I am a passenger，open the door please！”（我是乘客，快开门），几分钟后，一位睡眼惺松的韩国男士从门里探出了脑袋。我向他挥了挥手中的机票，他做手势让我从后门走，于是我又拖着大行李箱绕过半个大厅从后门进了他的办公室。“专柜11点半就关门了，你怎么才来？”他一边帮助我换登机卡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所有的行李已经装上飞机了，你的就自己带着吧。…‘什么？？？”我不可思议地瞪圆了眼睛望着他，用手拍了拍地上那个巨大的行李箱：“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箱子带到汉城？”“不，”他温文尔雅地微笑着：“是香港。”看我还想争辩什么，他不紧不慢地指了指墙上的钟：“小姐，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关舱门了，你……”没等他说完，我已背着大包拖着行李箱，“飞”出办公室，以“生死时速”冲到了海关，在巴西学会的唯一的一句葡萄牙语帮了我大忙，我从一群人身边挤过，重复着“谢谢”，挤到了海关大叔面前。他把我的护照前前后后翻了一遍，终于盖上了大印，我连奔带跑跳上飞机，两分钟后机舱的大门“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我气喘吁吁——我差点就和它失之交臂了！漂亮的空中小姐礼貌的朝我微微鞠一躬，我当她是对我的长跑速度深表钦佩，她却指了指我的行李箱：“对不起，您的行李应该托运。”我也彬彬有礼地朝她点点头：“对不起我的行李迟到了无法托运。”小姐倒也通情达理，只是行李架实在放不下我那巨大的箱子，放在走道上又挡了别人的路。正好我前面有个空位，小姐便帮我把箱子暂时放了上去。我的箱老兄实在因祸得福——免费捞了个专座。
洛杉矶的机场里，我邂逅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台湾老人。十几天没说中文的我总算逮着了个“过把瘾”的机会，海阔天空地跟他神侃起来。老人说：“对待台湾，大陆应该宽容一点嘛，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孩子愿意回来最好，不愿意就随他去。”我微笑着望着老人：“您一定也是作父亲的，为父的心情应该有体会吧！我离家不过十几天，爸爸妈妈就惦记得很。中国有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扰’，孩子不在父母身边，父母总是放心不下的。”老人很快便领悟了我话中的意思，他深思了一会儿，认真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有机会还是应该回去看看，至少也应多多联系。”临分别时，他掏出纸笔，给我留下了他在台湾的地址和电话：“有机会，到台湾来玩。”“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紧紧握着手中的纸，充满信心地对他说：“不用多久我一定会去。”
“你有一张中国男人的脸！”
登上由洛杉矶到汉城的飞机，我发现身边多了一位英俊的韩国男士。他热情地用韩语和我打招呼，知道纯属“对牛弹琴”后倒也毫不气馁，从手提包中取出纸笔，用画图画和我交流起来。我们一路谈谈笑笑，他偶尔用不大熟练的英文表达一下图画表达不清的内容。快到汉城时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可爱的韩国女人的脸”。谁都知道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外貌上没有区别，可我明明就是中国人，对他“如此恭维”自然不能接受，我用相同的口气对他说：“知道吗？你有一张帅气的中国男人的脸。”“我？”他愣住了，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指了指我，“You，Clever！”（你很聪明），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我凑上去一看——是一只可爱的小刺猬。
一掷千金香港夜
在飞机由汉城飞往香港的途中，我便有一种强烈的回家的感觉。半年前去香港算“出境”，而今天去香港便是“回国”了。我要在香港呆一夜，但我并不担心——航空公司会提供住宿的。可就在自个儿家门口我却当了一回“皮球”——“对不起，您的住宿应该由大韩提供。”上海东方航空公司的小姐在电脑啪啪地敲了几下。“这里没有您的名字。“可我在汉城查询过了，他们说应该贵公司负责。”“那他们一定弄错了，您还没上我们的飞机呢。”我无可奈何地拖着大行李寻找大韩的专柜。好家伙，它又给我吃了个“闭门羹”，这回任凭我把嗓子喊破，也没人出来搭理我。我找到机场负责人——一位香港大学毕业的小姐，她告诉我整个飞机场的韩国工作人员都已走光了。我只好故伎重施说胃痛，想在医务室勉强凑合一夜，可这回这招却不灵了，小姐递给我一瓶药丸并告诉我留宿机场是不可能的。“不如你去住机场酒店。”她建议道。孤陋寡闻的我只当那是机场招待所，便乐颠颠地跟着小姐去了。“2300港币！”接待的先生把钥匙递给我。“什么？我只住一夜。”我疑心自己坐飞机坐糊涂了。“没错，您的行李我们已替您送到房间了。”无处可去的我只能从“保险口袋”里翻出老妈给我特备的“救命钱”——那是老爹老妈一个月的工资啊！上楼时我才瞥见酒店的招牌：“香港大富豪机场酒店”。大富豪？几乎身无分文的我此刻又来劲了——好歹这一夜我是“大富豪”。走进挂着名画。富丽堂皇的房间，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享受一下，对得起那2300港币。准备看电视，却发现电视机上安然躺着一个计时器；想打个电话，电话机下压着一张服务卡——线一接通便要按时计费；而这一些费用都不包括在那昂贵的2300港币里。一种狠狠被“宰”了的心疼油然而生。算了，就当为香港经济繁荣做点小小贡献吧。
我只好用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我在浴室里仔细地查找了一番，总算没看到小卡之类的玩意儿，这才放心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睡至半夜，忽觉寒冷，房间里又找不着空调开关，于是只好裹着毯子饥寒交迫地度过了“一掷千金”的香港之夜。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漂泊了半月，环绕了半个地球的我回到了起点——上海虹桥机场。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就可谓历尽艰难，而当被爸爸妈妈搂进怀里的时候，我却只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不知道是从哪儿响起了歌声：“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