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剑桥-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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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制”与剑桥古老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这一制度最早是由法国巴黎大学创立的，剑桥步牛津后尘也采用了这一管理形式。剑桥的第一所学院Peter House建于1284年。当时，在剑桥的学者都是些流浪汉，他们只要跟上一位大学认定的教师（master）便算取得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教师学生都住在“堂”（hall）里。所谓hall不外是师生自租的客栈，得到大学的承认，并予以督管。到了 1284年，衣黎（Ely）主教 High de Balsham将一批穷学生收容到圣彼得（St．Peter）教堂附近的两个客栈中，并订立了规矩。剑桥第一个学院就这么成立了。早期学院是由教会设立的，虽然说不是寺院，但其规章制度之严峻则确实有中古寺院的“清规”气味，目的是要把学生的流氓气扫除净尽，使学术开始“文明化”。到15世纪，学院在剑桥已生根，成为强有力的组织。但那时它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只是老少“居息一堂”的场合。教学向来是大学的职权，可是到了16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大学的教学功能逐渐转移到学院手中，大学差不多只剩下颁给学位的权利。长期以来，学院得到皇室教会的眷爱，财源丰富，而大学则相形见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于现代科学教育需要庞大的经费支持，绝非任何单一的学院所能负担，因此国家开始大力支持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经费不但有了稳定的着落，而且也成为剑桥大学主要的经济来源。在今天的剑桥，大学与学院虽然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学校的教学设备以及教师的薪水都由大学提供；而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大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学院则负责本科生的招生，但数量要由大学统一规划。
不理解剑桥的宗教历史，就难免对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摸不着头脑。我来剑桥之前对于“学院制”也是一无所知的。在填写大学的申请表格时，我就在选择学院的这一栏里，勾了“听从安排”这一项。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只听说过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新闻学院，哪里听闻过什么皇后学院、国王学院、丘吉尔学院？我的一个学教育的台湾朋友更逗，专门给招生办写了一封信：“你们提供的学院名称古怪，不知道是教什么的。我来剑桥打算攻读教育学硕士，你们自然应该知道把我安排在哪一个学院。”弄得招生老师啼笑皆非。因为我们的无知，错过了挑选学院的机会，只能被随机安排了。我所在的St。 Edmund’s 学院建立于1896年，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在剑桥的学院中也算是较新的了。学院不大，也就百余人吧，里面的服务人员却十分友善，偶尔碰到，竟然可以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
不同学院的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建筑格局和组织结构倒是大同小异。从建筑上来说，每个学院都拥有一个大而气派的食堂（老师和学生一同用餐是中古寺院生活遗留下来的传统），总有一个美仑美奂的院士休息室（bination room； 我们简称其为CR），这是剑桥的Don（老师）饮酒、喝咖啡、读报纸、较量“嘴上功夫”的地方。当然礼拜堂也是个个学院不可缺少的建筑（这也最能体现中古时期遗留下的宗教精神），再则就是图书馆、酒窖和花园了。
第一部分：剑桥新与旧剑桥：没有校门（2）
学院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在这里，不同学术背景的同学一起生活，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交流当中，他们不仅可以相互吸收彼此间的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融合了彼此之间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可以说，剑桥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 许多改变世界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熔炉里产生的。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在剑桥的求学历程就是最好的例证。
罗素于１８９０年进入剑桥大学以后，２０世纪的大人物们一一与他在这里碰面。在剑桥第一周，他与同学桑格的交谈是这样开始的：“我看见你有德雷帕的《欧洲心智的发展》，这本书很好。”桑格回答道：“你是我遇见的人当中，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半小时后，他们成为终生密友。桑格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经济学家。 罗素的另一位剑桥好友西奥多使他对自由贸易产生了兴趣，西奥多后来成为了数位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而西奥多的哥哥克朗普顿在学院的楼梯处冲罗素背诵布莱克的诗句，感动得罗素目眩神迷。罗素的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哲学家麦克塔格特和穆尔，前者让罗素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后者让罗素摆脱黑格尔。在剑桥，罗素还遇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说同这位智力超一流的人辩论，自己像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傻瓜。像所有大学生一样，罗素对老师们的授课并不在乎，而是更看重同学间的脑力激荡。这样的交流与碰撞点燃了他的思想火花，使这个平凡的剑桥学子最终成长为思想界的巨擘。
正是意识到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每一个学院都尽其所能地为学生的交流互动创造各种条件。比如在住宿的安排上，一般都会让不同背景的学生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这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可当我到了剑桥放下行李时，这个抽象的概念就生动地展现在眼前。我到剑桥住的第一个house里住着三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男生：一个读物理的美国人，一个读化学的新西兰人，还有一个读材料科学的祖国同胞。后来我又搬过一次家，还是和三个男生（帅哥）住在同一屋檐下，苏格兰的Simon读的是管理学，俄罗斯的Roman读的是电子工程，杨光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读发展经济学的。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住在一起别有趣味：Simon是个机灵活跃的小伙子，热衷于用他那难懂的苏格兰英语向我们大力介绍苏格兰文化，还穿着短裙向我们展示爱丁堡男性的时尚，他的房间总是会传出闹腾的摇滚乐；Roman高高大大，穿着装扮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工人兄弟。他不善言语，但偶尔高兴了，就会在屋里哼上几首俄语歌曲或者教给我们几句俄语。杨光岁数最大，酷爱读书，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边吃饭，一边读《史记》。他的刻苦精神让Simon和Roman佩服不已，只是他俩不明白中国人书上的字怎么是竖排的？生活中我们的不同难以细数，但这些区别其实只是表面的。我们四个人平时常常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在不断的交流我发现我们看待问题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切入角度，这不仅仅由于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同样源于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这些差异让我的思想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取得的不同结果，在当天晚餐的饭桌上我就和Roman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向我描述了当前俄罗斯人民生活的状态，还特别谈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人才大量流失的状况：“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大学教授的工资少得可怜，所以大量的教学精英纷纷投奔国外的高校。我在美国的同学就说了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最好的学生大都是中国人，最好的教授大都是俄罗斯人。”他的描述未必精确但却直观，让我对课堂上学习的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一直相信：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所以牛津著名的学者纽曼会说：“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择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后者。”剑桥的开放，不在于它是一所没有大门的学校，而在于它为学生创造的自由开放的学习生活环境。在由学院文化构成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学子们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
我庆幸来到了这所没有大门的学校，在这里，我将心灵与头脑的大门完全敞开，尽情地吸取着独特的精神养料。
第一部分：剑桥新与旧Let it snow
屋里一直有暖气，让人很难感觉到室外气温的变化。妈妈总在电话那头嘱咐：要多穿衣服呀。我笑了：这里很暖和的，我穿T…恤！其实和她说了很多次了，只是她一觉得冷了便自然地想着我是不是也冷了。这就母爱的伟大之处——不在于理智，而在于那种直觉的感情。所以她每次问，我不嫌她唠叨，反倒觉着好玩：世上有个人不厌其烦地疼你的，事无巨细地呵护你，多好呢！
剑桥下雪的时候，我正躺在我那淡蓝色的小床上，蜷在我那粉红色的被子里，做梦。
清晨醒来，打开电脑，居然有好几封这里的同学朋友发的email。主题只有一个：下雪啦！我的房间里有两扇落地窗，我冲到窗前，拉开窗帘，整个脑海里只有两个字：天哪！这一刻，我明白了“漫天风雪”中这“漫天”两字的情形了：大风卷着片片飞雪，把整个小镇笼罩在茫茫无边的白色中。此时的剑桥不再是往日的剑桥，平日，这里的宁静让我体会着生命的平和，而风雪肆虐中的宁静则让我感受着一种坚毅，一种生命的张力。
午后，雪停了。知道不该出门的，可就是经不住那样纯白的诱惑，心中跳跃的都是儿时在雪中嬉戏的欢乐。我要去看看，看看雪后的剑桥。套上白色的大衣，我要融入那片美丽的白色中。
屋外，天寒地冻的，积雪未化，却都结成了冰。我本来平衡能力就差，在冰上根本站不稳，走一步，滑三步。没办法，我只能用双手紧紧抓着路边的栅栏，笨拙地向前挪移。走出房门之前，我在脑海中勾勒着这样一幅画面：在银装素裹的小镇里，在被茫茫白雪覆盖的小路上，一个白衣的东方女子一边优雅地行路，一边欣赏雪景，偶尔轻轻伸手拂去沾在衣裳上的雪花。我会在雪中轻吟徐志摩的那首《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我把骨子里的浪漫在想象中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事实是我的姿态非但和优雅沾不上边儿，而且是狼狈且滑稽的：我绝对不是轻盈的雪花，而像一只北极熊，慢慢的在结冰的路上蹒跚而行，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方向——挪移，挪移，挪移。我的身上没有朱砂梅的清香，只有因为紧张而渗出的汗珠。即便是这样，从Histon Road 到市中心的一路上我还撞了三个人，跌了两个跤。最大的罪过是我最后居然撞了一位老人家，在一段有坡度的路上，我们面对面行走，他正在颤颤巍巍地爬坡时，我脚下一滑，冲他撞去。还好，他抓住了身边的一根柱子，没倒下。我不停地“sorry”，他却笑着说：It is fun； isn’t it？ （很有趣，不是吗？）抬起头，看见他顽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谁说老人的眼光是浑浊的，我在他的双目中看到的分明是孩童般的澄澈透明。
到了市中心，我停住脚步，在路边一家叫做Nadia的卖糕点的小店买了一块小熊饼干和一杯Latte，站在路边，打量着雪后的小镇：King’s College前的广场上孩子们带着滑雪板在雪中嬉戏，他们的欢笑声让这个原本庄严肃穆的地方变得像游乐场般的快乐；有课的学生们背着书包在雪中艰难前行，可是神色中有的并非焦虑而是兴奋；尽管广播里再三劝告老人们不要出门，可是仍旧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老者。小街旁的CD店里播放着古典的钢琴曲，糕点店里咖啡和奶油的香气在音乐里旋转；在雪中步行的英国老奶奶是此时最美的风景。我一直觉得英国的女子最优雅的时候并非她们的青春岁月，而是当她们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之后，那种叫做韵味的气质才会如胭脂般慢慢弥散开来，释放出点点滴滴迷人风情。我是那么喜欢看她们走路的样子：即便在雪中，她们也绝不显得臃肿。挺直的腰背，不急不缓的步伐，微微昂起的下巴，梳得整齐的银色发丝即便在风中依旧一丝不苟，大衣下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