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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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责问地）为什么你不拿呢？
我：（心想我也不吃糖，不爱喝茶，凭什么这点事你都不肯做，有点生气，直率地）你就不能拿一下吗？
……
“根据你我两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完全说明我们之间是不够了解。我确实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通信，比较冷静地把该说的都说个明白（哪怕过头一点），摸清楚毛病在哪里，以便纠正，如何？”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人美如何在抓我的“小辫子”，用以证实大男子主义的症结所在。而我呢，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不以为然，认为小事情无关大局。这可把她惹急了。在另一封信里，她非常严肃地提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儿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然而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主妇。因此，在双方认为适合的条件下，我们结了婚，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关于这病，你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毕竟是我们已同处了五年，双方的感情也在逐渐增长，然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片断都可以看到，如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那就该沉默寡言。记得我们也曾同去过北海公园等处，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试图同出同入，而应采取各自为政的办法。总之，在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愿意沾你叶浅予的光的，所以在有一次我托吕恩买票，她使用了你的名义，你听了不高兴地说‘不要乱使用我的名义’时，我是非常生气的。从那次以后，我就更是离你远了。很多问题，我精神上得不到解脱，工作也不顺心，而客观上和主观愿望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在这次特定的写申请入党的材料时就又犯了病。对于病，我是有信心使它痊愈的，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彻底解决，我认为我是还会犯的。
婚姻辩证法磕磕碰碰第五课（3）
“昨晚我又梦见了金焰，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比我好，身体糟透啦！那还是次要问题，我相信他精神上的痛苦更厉害（这当然是我主观猜测）。不过，这些我觉得我是不应负很多责任的，也许是他罪有应得。我只有一句话评他：本质是好的，以后受环境影响太厉害。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从现在起，我决定将与他千丝万缕的情绪割断，好好做你的爱人、主妇、同志，并使我们共同的事业更迈进一步。”
1962年我外出旅行，收到人美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但口气比较缓和：
关于这一次临走前的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对方成见的看法，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不知你能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今天没有时间，过一天我希望着能将思路整理一下，好好交交心。望你也能在闲暇时冷静地想想，谈出你的看法，或者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让我们沟通一下思想，以便改造这种家庭没有温暖的现状。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是有这样愿望的吧？
收到这样的信，心里很受冲击，难免要在回信上说几句，必要时还得解释几句。可我的待人之道，有时总要替对方多想想。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男子主义，所以嘴上尽管说要改，实际上不认识大男子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何况我对她的大女子主义也有成见。因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扩愈大。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不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至于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有时语言过火，难免伤了对方心灵，等到冲击停止，心情平静下来，谁都会想到我们之间是一家人，总有个与人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样，和平的日子多于战争的日子。人美在信里刺痛了我，说什么我爱的是戴爱莲，她却不知道戴爱莲现在在别人的怀抱里；她把金焰那位电影皇帝的宝座看得如此神圣，也刺伤了自己。最后还得抚慰自己，割断千丝万缕的情丝。
整个50年代，谁都在政治运动的枪尖上生活，平常说话或者写起信来，人人都不免有一套政治术语。人美在1957年前后，一心要入党，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请书，当然得有一副自我标榜和自我批评的面孔。我这个被讥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人士，处在政治运动中，也得有保护自己的本领，因而，在给主妇写信的时候，也总得有副好看的面孔。可巧，在回收抄家物资的文件中，发现了几页叶浅予致王人美的信稿：
一
老实说，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我是带工作来的，可没有完成。第一星期写了5000字，劲头还有，第二周就放松了。一算，时间反正不够，玩了再说吧。况且，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大家都“松”着，我“紧”什么呢？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回家空荡荡，怎么受得了？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
1956年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我以家属身份去玩了几天。回家后写了这么一段颇带感情的信给她。
二
……大佛寺很安静，但是门铃和电话的响声对我威胁很大。据说海涛在香港发表文章，其中有谈到大佛寺的一节，题目叫“人美的家”。很荣幸，这回我做了你的配角。
这几句话，略带幽默感，是漫画细胞的表现。
三
接到你的信，难过了半天。生活里许多任性和主观的表现，过去曾经害我不浅，自问已经改了许多。但是这一年来伤害你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不预备作检讨，只希望时时提醒我。不过，有一点是我的优点，就是，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我从来不耿介于怀，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让互相容忍代替互相戒备吧！我想，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块，是天作之合，来个“相克相生”，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
四
今天接到17日来信，非常高兴。好不容易送来这么一句很有分寸的问话：“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给我来信呢？”其实，你刚发出这封信的时候，答案就马上到了你的手上了。
全身心投入学习哲学的日子里，匀出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恋爱，是极为必要的。我觉得我们结婚结得太快，应该补一补恋爱的课程。上回你信里有些牢骚，逼得我想起去年刚结婚不久和我赌气的那几天，那股子别扭劲儿，真使我有些害怕。我想那时候我们的确还不是很了解的，可是彼此都以为很了解对方似的，这是因为彼此自尊心很强。老实说，那就是自欺。等到开始互相真的了解时，不免要发现一些不很如意的情况。这时候我们的自信心便受了打击，感觉有些委屈。如果积极一点，勇敢一点，把这种委屈解剖一下，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情由，那么对促进彼此的认识和培养彼此的感情有极大的作用。你曾对我下过警告，在我说起来也是一种委屈，虽然我在口头上不大满意这种压力，可是我认真地考虑过你为什么会表示这样的态度。我的结论是，责任在我！因为我没有真正了解你。现在我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一个妻子是不简单的，尽管历史改变了，人们的意识还远没有改变，所以做妻子的还背着包袱。
五
昨天下午从天津回来，接到你的信，文登路六号早餐的一个小镜头有了发展。我同意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对我的批评，可是不太同意对你自己的估计，好像一切都为了我，而往往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那么容易抱怨呢？因此，我懂得你的沉默就是抗议。我仍然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成见，杀大男子主义不要杀得太激烈，太激烈，老头子吃勿消。
五号到天津那晚，写过一封信给你，感情比较冲动。那晚我的确想得很苦，因为在这次通信中，我们似乎真接近了。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有许多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或许觉得遗憾，但这回却觉得应该有“存异”的必要。夫妇的和平共处原则，也不外乎求同存异吧。
以上的几封信，估计都是1956年青岛之行和人美重度蜜月之后写的。为什么叫“重度蜜月”？这是因为自1955年以来在共同生活的一年中发生过多次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积压了许多成见，一时不易解开。青岛之行，她是主，我是宾，周围都是朋友，加上最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家庭琐事干扰，心情舒畅，胸襟开阔，比较能容纳对方的意见。所以在信里强调恋爱补课的必要，这是在感情上有了交流的收获。
婚姻辩证法磕磕碰碰第五课（4）
1980年为了大佛寺换房的事，人美骑车跑房管所多次。5月12日那天上午又骑车上房管所，下了车忽然跌倒，待要开口，却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住进神经外科病房，确诊为脑血栓。治了一个来月，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幸声带恢复机能，消化系统完好无损。出协和后，移309部队医院继续治疗，又经三个月，能下床扶拐杖行动，才出院回家。这时大佛寺西街47号的房子已换成甘雨胡同24号，北房三间，西房三间，相当宽敞。但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嫌地板破旧，大门腐朽，和房管所闹个没完。她可能在想，自己送了半条命，换来这破房，实在倒霉。同时又四处张罗，托人寻找治偏瘫的神医，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活过来。可是事与愿违，愈性急，愈难治，愈难治，愈性急。我怕她精神分裂症的老毛病会再犯，说也怪，自从患偏瘫症以来，患了十多年的高血压似乎不治自愈，精神分裂症也被脑血栓吓退了。人美的急躁脾气却愈演愈烈。稍不称心，就对专职侍候她的保姆和做饭的阿姨破口大骂，或借故把人家撵走。保姆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邻居们窃窃私议，连居委会都出面为保姆们撑腰，甘雨胡同24号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这位家庭主妇矛头指向家主公，我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闹，惊动四邻。几年过去，人美自知这病难以彻底解除，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甘雨胡同24号有过一段平静的时期。
1986年春，派出所通知甘雨胡同路南段居民，这一带已划归台湾饭店建造新楼，一年之内要准备搬迁。搬迁条件将由台湾饭店和各家协商。不久，拆迁协议确定：叶浅予在西三环北路22号中国画研究院租画室二间，王人美在北影招待所租住房二间，各暂住一年，应付房租由台湾饭店担负；台湾饭店在北总布胡同为拆迁户建新楼两幢，限一年内建成。
我们于1986年秋季迁出旧居，从此分居两处。我每周末到北影招待所看望人美，她也有
时到研究院来看望我，两人互相来往，像走亲戚似的，倒也别有情趣。不料好事多磨，这年12月4日，传来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走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神志不清，现躺在积水潭医院急救病房。我赶去看时，她双眼紧闭，右颊碰破，肿了一大块，全身瘫痪，口不能言。医生确诊是脑溢血，说还可能变成“植物人”，无知无觉地长期躺在病床上；也可能形势突变，永离人间。
1987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感到心脏隐痛，经医务室做了心电图，立刻把我送到空军总医院。和1976年那次“心肌梗塞”一样，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输液，输氧，我心里有数，大概心脏老毛病又犯了。此时我还惦记着老伴，不知她最近情况怎么样了。幸亏有个好女儿叶明明，忙着两边跑。待到4月12日早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2时，妈妈呼吸停止。女儿劝我不要难过，说这样也好，假使长期做“植物人”，妈妈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这四个月，她的消化系统已逐渐丧失机能，全靠输氧灌奶维持生命。到了最后，生命濒临绝境，一切人工救治都已失效，只好与世长辞了。这时我也躺在医院病床上，只能默默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