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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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音乐课。我读小学时喜欢做手工，学过拓碑技术，学过装订洋装书。德智体三育都和美育有关系。
（二）培养创造美与欣赏美两种审美能力，需要学两门课：审美知识技术和文艺人品修养，鉴别美与丑，发扬美，消灭丑。
（三）审美实践。再论陶狮与铁鹅垃圾箱之丑，提高社会审美水平，消灭丑化的实用器具，为社会审美实用服务，指导美化生活。
谈到我那篇《街头动物园》小品文时，全场空气活跃，哄堂大笑。
有好几位原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学生来听课，其中有几位是1953年和我儿子叶善同班的同学。
陪我从沈阳来哈的胡伟，昨晚回北京去了，我有点寂寞。好在我的孙女叶蔚宁，在南京学园林设计的即将来哈，加上自己涮痰盂、洗澡盆、收拾屋子等劳动，排除了寂寞。
7月13日3点半醒来，考虑明天对哈市美术界讲什么？仍然讲沈阳或山东讲过的创作问题吗？不行，那是我的老一套，虽有与众不同之处，究竟是空话多，结合实际少。因而想到今年在外旅行中所见所闻，都和艺术实践有联系，如曲阜和牟平两个生产大队的比较，北陵石雕和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及江滨雕塑群的对照，沈阳达木兰虚假市场和北京琉璃厂书画市场的联系。从实际问题引到理论问题，听者容易接受。
在沈阳，对大清帝国开国史作了些了解，头脑里装了些历史资料，这几天偶然想到溥仪的满洲国，虽只昙花一现，究竟是中国现代史一段特殊的插曲。由于满洲国的垮台，使许多故宫名画如《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流散到古玩市场，流到张大千手里，又流归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一个好题目。对，就这么讲。
7月11日上午就以下四个题目，对哈市美术界讲了一次即兴谈话：
（一）两个生产队（二）两种雕塑
（三）两类市场（四）两个朝廷
即兴讲话和当前所接触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阐述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亮出我的世界观。
7月12日上午对哈市美术界作第二讲，搬出我在山东和沈阳的老题目：
（一）生活与艺术（二）内容与形式
（三）深入生活
着重谈了艺术形式的十个命题。
蔚宁在南京乘沪哈车，午间到达哈尔滨。刘中和派人到车站举“叶蔚宁”名牌接车。蔚宁说，10日半夜上车，过徐州才抢到座位。行车36小时，两昼一夜。一路跑单帮的甚多，会跳车，乘务员也带大包小包。一般跑单帮者都在小站下车，逃避检查。怪不得哈市物价比京沪贵得多。
7月14日，托人买到一本《清朝开国史研究》，抓紧时间读。作者立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摘引了一些史料，处处上纲，而对后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具体问题，不加评论，我大失所望。
午餐时和厨师谈话，知这里黄瓜冬季卖价每斤一元余，当前西瓜每斤三角五分。按此推测，此地物价较关内高出百分之五十。蔚宁在德州车站买来一只扒鸡，价三元，厨师说此地
卖五元，贵将近一倍。
整天下雨，出不去，按计划为哈师大作示范画。美术系四人来访，交换教学问题，涉及现代美术教育的得失，我大胆提出徐悲鸿的功过得失分析。解放初期，延安革命学派与徐氏的西方写实学派相结合，相安无事。1954年苏联派马克西莫夫来中央美院开办油画训练班，从此契司恰可夫的俄国素描学派垄断了全中国，徐氏的法国式古典素描暂时退席。“文化大革命”后，1980年杭州素描教育会议，初步推翻了这种垄断，复归徐氏素描。美院国画系1981年入学考试免考素描，加考书法，才从素描中解放出来。但中青年人物画教师仍不能彻底解放，不放心以白描为中心的造型练习能培养造型能力。
7月19日，老学生季进城陪我参观博物馆，看了黑龙江的历史陈列。有史前原始社会的出土文物，隋唐时期渤海国资料，辽代契丹文物，金代文物。解说员李士良说，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后，流放在今之阿城。文物中有金章宗《女史箴图》题跋，写的是宋徽宗瘦金体，说明女真民族受汉人文化熏陶之深。又唐温庭筠赠渤海国皇子自长安东归诗，都证明唐文化传布之远，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当时不也都接受汉文化吗。此外又看到解放后出土的恐龙、猛玛象、披毛犀三大化石骨架。博物馆创立于1922年，俄式建筑，位于南岗区中心，邻近有一座中苏友谊纪念碑，纪念1945年苏军解放哈尔滨。
师道与世道沈阳、哈尔滨之行（4）
7月22日访黑龙江书画院，由院长沈重及秘书长满广善接待，介绍专业画家王道中、于志学……诸人。谈了建院经过，主要靠省领导主持，现有画师19人，年经费10万元。办院方针是搞创作兼研究。这里的政权领导对文艺有兴趣，外来文艺界人士以礼相待。今日陈雷省长特从会议中赶来与客人相见。谈到建设游乐区太阳岛有两种意见：一派主张仿江南园林，彻底消除现有的外来影响；一派主张重视哈尔滨特色。问我有何看法。我说任何艺术，硬搬不行，仿江南园林就是硬搬。至于哈尔滨特色是什么，也要具体分析，好的要继承，不好的要抛弃。比如，全家到郊外或江滨野餐，是西方生活方式，已成为哈市人的生活习惯，应该考虑适合这类因素，因为生活方式随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不能一成不变。
省美协招待北京来客船游松花江，有冯法夫妇。冯是来哈市办个人画展的。船在江中行驶一小时，穿过铁路桥，然后泊北岸的太阳岛。岛上全是俄式小屋，遍布饭馆、游乐场。岸上到处是叫卖汽水、冰棍声，树上则有高音喇叭声，地上有游客自带的录音机流行歌曲声，江上有汽船汽笛声，游泳者拨水声，熙熙攘攘，叮叮当当，可以谱成太阳岛交响曲。突然想到书画院谈论建设太阳岛的计划，今日身临其境，觉得硬搬江南园林的确不合适。这儿的洋味儿若是全都去掉也不合适。
1987年3月31日是我八十岁生日。这天早晨7点半，走出中国画研究院大门，沿着北京西三环北路，开始我的晨步锻炼。北向，转东，走紫竹院路，进紫竹院公园，在湖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出园，走三虎桥小路，沿北洼沟，过北洼东桥，回到研究院画室，吃完规定的两片面包、一只煎蛋、一碗牛奶，漱完口腔，在画案边坐定。费了20分钟，写完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盘算，今天该干什么活？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八十岁生日，研究院将在午间叙餐为我祝寿，脑子里发出信息，似乎该做一首诗，用以纪念得来不易的八十寿诞。略一思索，凑成八句自寿诗。诗曰：
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
古稀尝叹路崎岖，而今笔老身犹健；
借瓮蜗居足三载，甘雨小院遭拆迁；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
诗稿既定，于是裁纸研墨，一口气写了八条自寿诗条，谁来看我，就送谁一条，秀才人情，不怕献丑。写完字，忽又想到自寿诗的最后两句“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表明我今后的工作应该实现这两句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暂封画笔，改握文笔，写我的一生经历。
从何写起？是个问题，正在反复考虑，一位作家朋友闯来，便向他征求意见，朋友说，就从你的十年厄运写起吧。这一说帮我开了窍，“倒叙流年”，也是一种写法，那么，就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梦》写起吧。
老伴王人美因为长期瘫痪，卧病积水潭医院，1987年4月12日忽告断气，送进太平间，我这时也因心脏病住在空军总医院，不能前去探视，直到4月23日，人美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我还不能亲去告别，成为生离死别的一大憾事。这天，在病床上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有一段写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王人美，30年代电影《渔光曲》的主角，湖南人，心直口快，有股子硬劲。195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碰上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有人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大
头子戴笠有来往，把她逼成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不久调来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5年和我结婚。“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耍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至于我的七条罪状三顶帽子，现在回忆起来，可以归纳如下：
七条罪状：
1．丑化革命领袖我于北京解放初期画过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用的是国画笔法，不合时兴的革命肖像规格。
2．丑化社会主义1956年我画过一组《大同行》漫画，触犯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健康现象；1962年在洛阳写了一首打油诗《冰糕颂》，造反派认为故意讽刺三面红旗。
3．丑化劳动人民1962年画了一幅《秦川麦收》，造反派认为那个割麦的农民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同年又画了一幅《沈家门即景》，造反派认为那个渔民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4．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我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基本练习和创作两门课应该结合，不可分家，我自发担任了高班的创作课。那位独揽创作课的共产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
5．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于成都解放前夕出走香港，我和徐悲鸿曾联名写信请他回来，后来还通过出国文化代表团的关系和他联系，动员他回国。大字报指责我阴谋勾结反动画家统治国画界。
6。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大字报指责我聘任郭味蕖、高冠华、陶一清、何海霞来国画系任教，是搞独立王国。
7。寄情敌人1962年我画过一幅《印度献花舞》，画上钤了一颗《寄情》图章，大字报说我在中印交战之后画这幅画是“对敌人有感情”。
三顶帽子：
1．资产阶级学术权威；2．美蒋特务；3．历史反革命。
三年牛棚：
1966年到1968年在美术学院的牛棚住了三年。
七年牢：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公安人员把我送进安定门外拘留所；秋冬之际，从这里转移到城南半步桥老监狱；1970年由半步桥转到北郊的秦城监狱，一直住到1975年4月25日才被释放。
十年荒唐梦反右·社教·四清（1）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江丰是革命美术学派的首领，人人心目中的大左派，突然被打成大右派，完全出人意料。他的罪状，一是“反中国画”，二是“反文化部”。江丰是版画家，早先刻木刻，抗日期间投奔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主管美术系，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后期在华北解放区担任华北大学的美术系领导工作，全国解放后，先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1952年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副院长。我自1954年起被任命为美院的国画系主任，国画教学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主要一条是院领导认为国画不经过改造不能为革命服
务；另一条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苏联学院教条统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向文化部作了反映，文化部支持国画系试行双轨制教学：一轨是顺从江丰的“素描制”，一轨是遵循从临摹入手的传统制。江丰有不同意见，反对双轨制。这事传到党中央，毛主席批示：“中国画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江丰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对中国画家来说是极大的支持，国画系的教师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被推上台去批江丰。
在反右之前，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国画家，被江丰看成是国画的革新派，所以把国画系的教学大权交给我，让我执行他的革命学派路线。老实说，我也自认为是革新派，对某些老先生的教学方法不以为然，有时受到老先生的指责，说我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