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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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蟠侨ハ抵魅沃拔瘢戳宋�1985年为《美术研究》写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艰难历程，便能看清楚我为什么不愿意干这个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来，这些人所最关心的是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政治立场，他们不太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一旦业务受到挫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必然产生消极情绪。198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自序”中，曾经直率表达过我对教学工作不习惯，有临阵脱逃之意。所谓“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非是个大傻子，才会不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辞职不干那个系主任，如果不从业务活动的角度看，而只从政治态度看，那就把一个有创作愿望的画家看得太简单了。我在“自序”里还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到教学生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于是放弃了逃离教学岗位的念头，从此“甘为人师”了。可见思想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政治立场也有个渐变的经历。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见了面，特别是有几位在武汉三厅同过事的老相识，我表示对革命的畏缩与无知，他们无不哈哈大笑，说“老叶你太谦虚了，我们了解你在大后方的活动，对抗日救国是积极的”。有个朋友甚至说，“我们欢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你就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话一半真，一半玩笑，意思是说，北平解放，你还留在北平，不就证明你是倾向共产党的吗？！
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正确理解应该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鲁迅才配得上；对我来说，不仅不配，而且荒唐，简直是讽刺，这我心里明白。
1948年我给北平《新民报》画过一套《天堂记》连载漫画，挖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疮疤，证明我不是什么“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国之音”介绍美国漫画界的情况，就叫文化侵略吗？80年代的中国，大量文化艺术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国，这难道能叫中国文化侵略吗？也许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赠送文化财富。
1979年10月，我治肠癌后期，住在309医院，正值纪念建国30周年的日子。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会上回顾党的30年历程，我自己也回顾了30年经历，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在北平围城中，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处，密谋如何迎接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民盟的沈一帆和党联系。沈汇报中共的话说：“北平解放了，我们成了北平的主人，应该由我们来欢迎你们。”不久，我们这些人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大会。主持这会的是叶剑英，将领中有林彪。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还有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
师道与世道我的政治鉴定（3）
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在群众大会上画速写，受到工作队长的批评，才懂得搞政治的时候不能搞业务。以后的长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这两者摆平，几次三番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怎么也摆不平。第一次文化会被选为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处于徐悲鸿和江丰之间作调和派。
1950年自动要求参加中央访问团，初次到新疆，什么都新鲜，画了不少速写。这次和土改不同，因为我是以画家身份参加的，作画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经验，仍然缩手缩脚。心里想，访问少数民族，也是搞政治，怎么可以随便搞业务呢？
1953年画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9年画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写了《我爱农民的一双泥脚》，自以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其实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没有被划为右派，因为我那时跟党的步子跟得紧，反右斗争积极批过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平时不发表个人的意见，遇事随大流，许多朋友都因错误言论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组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比自己陶醉实际得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革到我头上来了。我戴上三顶帽子：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是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派揪出来，挨打住牛棚，最后还坐了七年牢。
三顶帽子的来由，看来和1959年的“鉴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第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漫画宣传的专员，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礼遇，经常和美帝特务组长孟禄少校密谈，怀疑我和美特有秘密勾当，可惜无法查清。为了查清我这个美蒋双重特务的秘密勾当，“文化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间，审了我一整夜，到底审不出任何秘密勾当。幸亏那时造反派还讲点文明和纪律，若是对我施加毒打刑讯，我可能会被屈打成招，真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特务恶棍。
第二顶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也有根据。小传说：“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读者喜欢，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因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级教授，又当国画系主任，肯定是学术权威，给权威戴上一顶反动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况且我在反右斗争总结会上曾经自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抓住我的速写画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谓顺理成章，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笙、夏衍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70％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任教三十六年》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术研究》的编者要我写的，因为1984年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我从国画系主任的职位退下来，院刊要我写一篇总结性文章，我理所当然应该写。岂知一动笔，便勾起了36年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发了牢骚。那时江丰已经去世，院刊原来不打算发表我的文章，后来编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辞稍加改动，显得态度平静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动手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从“鉴定”和“小传”看，叶浅予是个有问题的人物，比如“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这就是看风使舵的表现，因为这是斗争的“后期”，反右胜利形势已经明朗，再不表现一点积极性，那就难免要戴上落后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想回到自由创作的地位中去，甚至想干脆打报告请求“离职”，可是又觉得“脱离革命岗位”太不光彩，于是又勉强当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现为“工作不负责”。
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类人，都有点个人的特长，并以之为职业，靠本事吃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我属于拥有一定读者的职业画家，用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指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艺工作者。解放后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误认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专业人事工作人员的眼光看来，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投机性。我那些从延安来的老相识，因为都是文艺队伍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中，除马列主义标准，也还有文艺工作标准。进城以后，见到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旧社会形态，也许能发生某种错觉，对留在大后方的同行，产生某种同情，把革命文艺事业看成整个中国人民所同当与共享的事业，带点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够以诚相见，不让老相识有自惭形秽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42岁，这一年是我进北平艺专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旧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在抗日大后方的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系方面较广，加上与进城的革命队伍中人有旧关系，成了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吸收我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选举我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此外，还吸收我参加全国青年的代表会议，北平市人民代表会议。记得还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艺专工会推举为什么委员。总而言之，在这一年的许多会议中，凡挂得上号的，我都被挂上了。说实
话，我当时参加这么多活动，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谓“统战对象”，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在模模糊糊中，也还明白我的主要任务在美协，要做好秘书长的工作。
师道与世道我的政治鉴定（4）
美院拨出一间教室作为美协的总部，记得第一个任务是筹办《人民美术》的出版，该刊的主编者是王朝闻。王约美协的几个负责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表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江丰也写了一篇，介绍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徐悲鸿写了一篇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把它作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王朝闻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认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不合拍，解放不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暂不发表。我身为秘书长，有责任协调革命派和学院派之间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见徐悲鸿。当时心里很嘀咕，万一徐有不满情绪，怎么办？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了小规模的文艺整风，美协工作要作检查，秘书长只好硬起头皮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言不由衷的书面检查。江丰、蔡若虹他们觉得我这个党外人士担当不了秘书长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荐，由刚从华大学习期满的郁风接替了秘书长职务，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在这36年中，教学之外，社会活动较多，自从摆脱了美协的具体工作，又陷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去。
“小传”云：“解放前，北京美术作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政治上反动。”据我所知，北平美术会是国民党所利用的北平国画界反对徐悲鸿的一个组织，而北京美术作家协会正是徐悲鸿提倡国画创新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平艺专的教师。我初到北平时，正是北平美术会向徐进攻，而徐进行回击的时刻，我是徐的部下，当然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小传”说我故意拒绝参加北京美术作家协会的宣言，有点近乎荒唐。
说实话，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过北平两次，结识了不少知名的画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们交往，得知他们正在反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言论，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尽管自己在创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对传统画派也很欣赏，不愿意公开卷到这场斗争中去，所以没有积极参加美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