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选载)-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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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文字：
对未来，所有人都弄错了。人只觉得现在可靠。但这可是真的？他当真了解这个现在？有能力判断它？当然不是。因为，不知道将来怎样的人，又怎能明白现在的意义？如果我们不知道现在将会把我们带去一个怎样的未来，我们又怎能够说现在是好抑或是坏，值得我们投入，怀疑，或者憎恨？
昆德拉这部智力机器就这样永远在运作。它同时给你正面和反面，使你躁动，惊奇，强迫你思考，不让你停步歇息。而你对这个人有一种归向感，因为他舍己度人，努力使人变得更智慧、更聪明。他以此为己任。已经开始了的昆德拉神话，也许就从这里出发。
2003年4月于巴黎
注：
①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尤利西斯的妻子。
②加利普索，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一个小岛的女皇。尤利西斯沉船时，她把他收留在岛上七年。她钟情于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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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流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人类的古老经验，在二十世纪成为思想者观察和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在两次大战、冷战、殖民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不断被迫或自愿进入流亡生活的作家和思想者们，因持续虚悬的内心体验，对一切“安逸感”心存疑虑。“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萨伊德《知识分子的代表》）流亡，意味着永远失去“家园”；流亡者不再能安然自信地亲近任何有形或无形的“精神慰藉”。凭此，他们中间的优秀人物（比如作家拉什迪和思想家阿多诺、萨伊德）获得一种抗拒“归属”的力量，能够不断瓦解外部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种种“恒常”与“本质”。在流亡的视野里，组成自我和世界的元素从存在的境遇中获得解放，仿佛古代犹太人的先知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中看出神示的奇迹，当代的流亡者们在抽空了“本质”的历史中探索事物的真相。
然而，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伟大的还乡》（The Great Return，《纽约客》2002年5月20日，即小说《无知》第一部分）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欧洲文明的另外一个古老传统——nostos，希腊语中的“还乡”。在欧洲历史的黎明时分，奥德修斯开始了他伟大的还乡之旅；整整二十年，奥德修斯只有一个愿望：重新踏上绮色佳的土地。昆德拉指出，奥德修斯一心一意要返回故土，回到妻子潘尼洛普身边，尽管事实上，他在途中与卡莱普索相守的时间比他和妻子之间还要长久，并且卡莱普索是一位感天动地的真心恋人，而潘尼洛普早已忘记他的模样。
昆德拉继续讲述故事：当奥德修斯真正回到绮色佳时，没人认出他的身份，直到老家仆看到他的伤疤，然后，奥德修斯陷入一种失落感中，故乡重新接纳了他，却没人想了解他的磨难和历险，无人向他发问。“整整二十年，他心无旁骛，只想还乡。但当他一旦回到故土，却惊异地发现他的生活、他生活的本质、核心、最宝贵的那一部分却不在绮色佳，而是在他二十年的流浪生涯中。现在他已经失去这最宝贵的部分，只能通过讲述来将其寻回。”但是奥德修斯在故乡甚至失去了讲述的权利——没人对他的流亡生活感到好奇。
同时，昆德拉在奥德修斯的故事中平行描述了六八年流亡法国的捷克人爱伦娜的还乡故事：正是由于奥德修斯的伟大还乡主题的感召，爱伦娜在东欧解体之后，踏上了还乡之旅。然而，她重返布拉格之后，遭遇到的却是老朋友们的冷漠、莫名其妙的排斥和无法适应的气候。《伟大的还乡》让我在阅读时感到不安，还乡的神话被显现为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绝望的故事——奥德修斯的还乡传奇好比伟大的欧洲人文主义传统，在昆德拉的当代视野中被肢解得惨不忍睹。很显然，昆德拉是用“流亡”的当代话语重新讲述了“还乡”的古老故事：还乡只能更加重流亡带来的空无和虚悬；作为流亡者，即便回到故乡也依然不能结束“流亡”的命运。
然而，我想要说的是，在这篇刻意重提“还乡”主题的小说中，昆德拉的笔调却并不尽是反讽，他所给予当代流亡者的启示也不仅止于“肢解”一个神话。在他的充满悖论的讲述和辨析中，“伟大的还乡”即便被显现为一种虚妄的感召，它却绝不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对还乡的向往，流亡还能具有“流离失所”的意义吗？昆德拉在小说中用近十种欧洲语言来考察“还乡之苦”即“怀乡”（希腊语中的nostal…gia）的含义：在浪漫的捷克语、西班牙语和精确的德语中，它的引申意义还包括“对于失去之物（比如初恋）的迷恋”、“由于对某种事物的无知而痛苦”和更为单纯的“挚爱”和“向往”。我想，对于作为流亡作家的昆德拉来说，流亡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情感和感受的茫然无知，假如真能如此，那么流亡便也是一种快乐的安居了——假如奥德修斯放弃了还乡的心愿，和卡莱普索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个岛屿便成了他的家园，他的流亡便终结在此了。
透过昆德拉所讲述的奥德修斯的故事，应该可以看清一个关于流亡的事实：还乡才是流亡者真正的隐秘生活。流亡的体验也许会消解家园的实体、意象和任何恒定的观念体系，流亡也许可以无休无止、甚至在故土上延续，但流亡依旧是“伟大的还乡”的过程——尽管这过程永无终结，却由于还乡之情的“魂牵梦绕”，对于一些事物的迷恋、向往使流亡成为一次有意义的行为。在流亡者思想世界中发生的对于任何“恒常”和“本质”的瓦解，对于种种“意识形态”和“历史叙述”的质疑和粉碎，必然伴随着他对于被瓦解、质疑和粉碎的对象的痛苦迷恋。流亡若失去了因“还乡之苦”而起的内心紧张，便只能是装模作样的舞蹈。归根结底，流亡是一次痛苦的、无法真正抵达的还乡，其中充满了只有真挚的心智才能体验的坎坷和悲痛，否则，那些被瓦解和粉碎的事物只会化作无意义、轻飘飘的话语和符号，在旷野中被风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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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巴黎的米兰·昆德拉最终同意在法国出版他的小说《无知》。他用法语在三年前写就的这部小说，译本已经在26个国家发行，相当成功。但这位在评论家眼中有些古怪的捷克裔作家，拒绝在法国出版此书。捷克共和国的和平演变，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如今，他可以自由地出境入境，这部作品描述的就是他在回到祖国期间的感受。
1975年，昆德拉在36岁的时候来到法国。他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母语写作阶段，这段时期的作品包括，《可笑的爱情》、《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背叛》，以及用法语写作阶段。出版最初的两部法文小说《慢》与《身份》之前，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学习法语写作。小说出版后，受到的评价有些偏颇，尽管，他的捷克文小说译本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一直不能原谅法国的评论界，即使是在他还在法国默默无闻时，就给予他充分肯定的评论家、电视清谈节目《质问》的创办者伯纳德·毕沃。
巴黎，作为世界的艺术之都，曾经是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迫害的艺术家和作家的栖居之地。从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到智利、阿根廷的艺术家，跟随达芬奇和毕加索的脚步，来到法国继续其艺术创作。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远离祖国，才华却渐渐耗尽枯竭，只剩下一个孤独的躯壳。近些年，随着民主制度在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广泛推行，这个趋势出现回潮，许多已经在法国成名的流亡艺术家荣归故里。冷战结束后，昆德拉曾尝试离开巴黎，《无知》这部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为什么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并接受了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命运。
小说刻画了两个流亡西方的捷克人，长年远离故土和母语，在回国寻找他们年轻时代的记忆时，所遭遇到的不解与失望。小说中主人公，约瑟夫和伊莲娜，在离开布拉格20多年后，分别返回故乡，却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约瑟夫从他的酒店窗户望出去，看到一张海报，一只白人的手和一只黑人的手拉在一起——捷克看上去已经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伊莲娜用波尔多酒招待朋友，他们却故意冷淡她的好意，手把啤酒又唱又跳。没人对他们在国外生活经历感兴趣。尽管作者本人没有公开承认，实际上小说描述的是昆德拉自己，在试图与过去的朋友——在“布拉格之春”后没有离开捷克的那些人，重新建立友谊时所遭受的挫折。
毕沃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他们的回国，没有引起人们对他们在国外生活的好奇，约瑟夫和伊莲娜生命中的精华部分，他们在国外20年所经历的苦难，在无聊的谈笑中灰飞烟灭，那些留下来的人，变得缺乏人情味儿，无知，他们对撤到后方的约瑟夫和伊莲娜冷嘲热讽，指责他们的离去，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无知》的西班牙语版在2000年甫一发行，就销售了10万本，此后，各个语种和修订版不断推出。小说中，有一个动人的场景：伊莲娜由生病的丈夫陪伴，来到法国外省的一个城市，她想寻找一处僻静的住所，她以为她找到了。那是一幢矗立在河边的老别墅，随着她的接近，她看到了倒在地下的树，堆在废弃工场里的机器，破败的窗户，突然，高音喇叭里传来刺耳的乐曲，她不由得失声恸哭起来。人性倒退了，美消逝了。回归，是不存在的。
流亡，或者旅居
米兰·昆德拉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麾下作品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另一位则是法国作家ＪＭＧ．勒·克雷齐奥。1963年，克雷齐奥凭《罚款单》获得雷诺杜文学奖时，年仅23岁。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尼斯，在毛里求斯长大，在英国生活过一些年头，现居新墨西哥。他似乎就是为写作而生的，从七岁开始写作，一举成名之后，佳作不断。
英法混血的克雷齐奥，拥有一副英式外表、举止和写作风格。小说《革命》是克雷齐奥的第四十部作品，也是目前的畅销小说，他用一种欢快的笔调，描述了在外国的“流放”生活。克雷齐奥与那些生活在巴黎圈子里的作家不同——他们上电视的时间比他们坐在书桌前的时间还多，他对宣传十分腼腆。这一次，克雷齐奥带着读者在他的脑海中漫游，呈现给大家决定了他一生性格的童年。
生活，一直是克雷齐奥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就像一条绵长的线，持续性地，半自传性地，讲述他因社会和家庭变动，在三大洲的旅居生活。有一次，克雷齐奥写道：“我相信，就像弗兰纳里·奥康纳说的，一个小说家最后总会写到他的童年，这是必须的，是这个时期决定了他的命运。国外的生活经历，我对一个陌生国家的探索，是我从生活中得到的第一份礼物。”
有一位英国评论家拿昆德拉和克雷齐奥做比较，在他看来，克雷齐奥对待在国外生活的态度是多么积极！他说，政治制度的转变，结束了昆德拉的流亡生活，令他的洞察力消失殆尽，对流亡生活的愤怒，已经被他在祖国遭遇的对待超越了。
一个英国人，怎么能知道亡国恨呢？讲到长期在外国的生活，有两个词可以用，流亡或者旅居。克雷齐奥的旅居生活是诗意的，尽管他从小辗转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比如，20岁他离开法国，为的是避免去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在《革命》中给他讲故事的凯瑟琳姑妈的原型虽然死了，但尼斯还是那个尼斯，没有多大改变。他拥有英法双重国籍，可以在各个国家穿梭往来。说伦敦是冷的，灰暗的，对他来说是自嘲；异国情调比在巴黎散步更吸引他，有两个祖国给他垫底，他在异乡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对他来说触手可及，他心无旁骛地在巴拿马体验印第安式的生活，在曼谷写作，去印度研究神秘的佛教，克雷齐奥的作品是轻松的，适合躺在西印度洋群岛的白沙滩上，在椰子树下，就着一盘浇着稠芒果汁的生鱼片边吃边看。
流亡者，抛弃祖国，抛弃母语，抛弃过去的生活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