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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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留下用我同胞鲜血写下的“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1937年9月20日，雄县大清河沿岸娘娘宫（现名兴隆庄）一带群众，自发起来与进庄奸淫妇女的日军搏斗，打死日军80余人。战后第4天，千余日军前来报复，娘娘宫一带18个村庄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3天，几百群众被惨杀；1937年9月22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在徐水县于坊村遭到抗日武装痛击，日军立即疯狂报复，屠杀村民33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保定，在北关和东大街惨杀居民500余人；1937年9月2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沧县，在二天时间里，就在张辛店、柳孟青、捷地村等地杀死322人；1937年10月8日，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占领正定，当天就在城内及近郊实施大屠杀，共杀死百姓1500余人。受害最重的岸下村，250
户人家中有55户被杀绝；1937年10月12日，日军侵占正定东南的藁城，在梅花镇杀了3天，全镇550余户，2500余人中，有46户被杀绝。
但是最惨的，还要数梅花镇惨案。梅花镇，位于藁城县城正南20公里，是个有名的商业重镇。当年这里商业很繁荣，较大棉花店就有13家，小的有50余家，粮店大的有4家。这里常年驻有平、津、保、石各大城市经营棉、粮的商人，为藁城、赵县、栾城一带棉粮集散的中心。是一个街道宽阔，房屋整齐的镇子，镇子还有土围墙，方圆四里，墙高丈余，东南西北各有一门，便于防守。当地人传说，曾有一位美丽善良的梅花公主在此住过，所以就叫做梅花镇。这个有着美好的名字、动人的传说的中国村镇，在1937年10月12日这一天，可遭了大难了。
10月11日晚，吕正操带的队伍在梅花镇与来犯的日军坂垣师团两个大队展开激战。接连打退日军9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军七八百人。12日黎明，大批日军即将来援，吕正操的部队决定撤退。部队撤退前，还在街上喊话：“老百姓都走吧！日本人来了，逃命吧！”“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的，乡亲们快逃命吧！”可是不幸的是，一方面仗还打着，枪炮声中听不清喊的是什么；另一方面，“老百姓认为自己不是军队，日军来了不至于完全杀了，存在着不要紧的心理，都在家里守着。”结果正如吕正操将军在回忆录里写的：“人们这时还不曾体会到敌人的残暴，也有没听见的，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团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了出来。”
10月12日凌晨，响了一夜的枪炮声停了下来，中国军队已经撤走，镇外的日军还未赶到。这时，天还没有大亮，晨雾还未散去。多数人家尚未开门，街上只有少数人在走动，雄鸡也仍旧在报晓，完全是一片和平景象。突然，首先从镇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嘈杂声，日军从镇西南翻过寨墙，扑进镇来，接着东、北等各个方向，均出现日军。自从侵入中国，还未吃过大亏的日本士兵，红了眼睛，见门就砸，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刚刚还是一片和平景象的梅花镇，顿时枪声、砸门声、哭叫声响成一片，上空是滚滚浓烟，火光四起。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3）
如果那时已发明军事卫星，卫星上的摄像机会拍到一组组什么样的镜头呢？镜头一：镇西王淘气家，几个日本兵砸开门，顺手一枪先把出来看动静的王淘气的母亲给打死了。王淘气的父亲王保云，一见妻子被杀，随手抄起一把三齿耙，一边叫孩子们快跑，一边向日本人冲过去。他用耙打死一个日本兵，又向另一个鬼子扑去，不幸中弹身亡，王淘气乘机逃了出来，他的两个孩子，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院里，他怀孕的妻子，则被开了膛。
镜头二：镇东门外大眼井，45名青壮年被绑到井旁，日本人举着战刀嚎叫着，强令人们跪下。人们沉默着，没一个人下跪求饶。日本兵恼羞成怒，一刀一个，把45人全部砍死，头挂在树上，没头的尸体扔进井里，呼呼直冒鲜血，把井水都染红了。
镜头三：南门外寨墙下，日军驱赶着200余名妇女、儿童，问他们中国军队的去向，无人回答。日本兵立即拉出4个不满10岁的女孩，把吓得直哭的孩子一个个活活劈成两半，接着逼问。人们眼里透着仇恨和不屈，一句话也不说。最后这200多名妇女、儿童全部被枪杀，尸体丢进寨沟。
镜头四：地主杨洛风家的粉坊大院里，绑着11名日本兵抓来的孕妇。这些孕妇，有的被扒光衣服，吊在门梁上，先打一顿。有的被扒光衣服，割掉乳房。然后一个个都被活活解剖，挖出胎儿。这些胎儿被日本兵吊在树上，练习打靶，打着打着打烦了，一个日本兵又一刺刀挑起一个胎儿，抛起一丈多高，摔成肉泥。其他日本兵则在一旁拍手狂笑。
……
惨案发生后，“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像那位父母妻子都被杀害的王淘气，后来就投奔了八路军，并为了抗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起起惨案，开始让善良本分的冀中农民认识到日本军队的残暴，坚决要求抗日。正如吕正操将军所说的：“‘三光’政策也教育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梅花镇日本人杀得最厉害，可梅花镇人的民族觉悟，也是最高。
1985年，吕正操将军重返梅花镇时，与当地的乡亲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吕司令听了乡亲们的讲述，心情沉痛地说：“我们打那一仗，可给你们惹祸了。”乡亲们纷纷说：“可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一仗打得硬气，才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你不打，他也照样到处杀人放火。”
“还会更邪乎……”
七八位老奶奶也围上来插话：“俺们的孩子都是没爹的，那年头拉扯大个娃可不容易，打走日本鬼子，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打得硬气”，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让人深深体会到普普通通的冀中百姓的坚强和不屈。自古燕赵多壮士。冀中这地方，民风很纯朴，民性很强悍。每个冀中人的内心，都是充满自尊和骄傲。这种自尊和骄傲，是美丽富饶的大平原给他们的，是上京下卫的经历给他们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的。冀中人的自尊和骄傲，不像山东沿海那样外露和粗放，也不像山西山区那样柔弱和内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而面对日本人的屠杀，冀中百姓的反应，不是拿起锄头去拼命，结果仇没有报倒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更不是一味忍耐和退缩，而是一种内在的刚强和外在的不屈：活下去，想尽办法斗下去，直至胜利！日本人的屠刀，并没能吓住谁，压服谁，而是相反，更激起了冀中百姓的觉醒和反抗。吕正操将军曾谈到冀中西部，像高阳、蠡县、定县等地，群众觉悟尤其高。而这些地方，正是日本人沿铁路线南下时杀人杀得最厉害的地方。另外像梅花镇所属的藁城县，在1938年即抗日政权刚刚创立时，便被命名为抗日模范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的血腥屠杀没能如他们所愿制造出“顺民”，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抗日觉悟和民族仇恨。
不过，当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又忙于向南进攻。因而在冀中的活动地区，还仅限于交通沿线的村镇、城市。广大冀中腹地的百姓，一般还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杀人放火的“荣幸”。何况，这种由日本人烧杀奸淫激发出来的仇恨，也只能是一种狭隘、简单的民族仇恨，还不能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抗日觉悟。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春节前后一次战斗，写道：“战斗停止，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需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走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人们说这些是‘洋药材’，能治病。人们在发泄狭隘的民族仇恨，一定要弄点 ‘洋药材’”。
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相信这些臭肉能治什么病，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恨烧杀抢掠的日本兵了，恨不能千刀万剐了才好。怎么把百姓这种单纯的仇恨上升为抗日的觉悟？怎么把几百万冀中的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4）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1982年铅印本。
⑥《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冉淮舟、刘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⑦《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星火燎原》选编之六，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老骥忆烽烟》，吴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连天烽火》，李健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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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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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日）和田真一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夕下拾零》，齐岩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