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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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这些当年的老领导，冀中的老人们总是感叹不已，说：吕司令、程政委、黄书记，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都是些厉害人物哟！”
参考文献：①《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②《冈村宁次回忆录》，（日）稻叶正夫编，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⑤《反战士兵手记》，（日）水野靖夫著，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⑥《日本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纵横》杂志，1988年第5期。
⑧《武汉会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⑨《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⑩《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冀中平原战歌集》，晋察冀文艺研究会冀中分会编，1988年铅印本。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武汉文史资料》，第26期，武汉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1986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贺龙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二章 冀中、冀中
占据了冀中，不仅可以威胁敌人，还可以保护我方的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将军说：“冀中是晋察冀山丘地带的外围，没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来。冀中直接掩护着冀南和晋东南，使敌人只能够由铁路实行线的进攻，而不能进行面的‘扫荡。’”冀中不仅是其他根据地的外围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后反攻的前进基地。
冀中、冀中（1）
翻开河北省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京广铁路由北京经保定、定县、石家庄往南而去。津浦铁路由天津经沧州、泊镇往南而去。北面，是北宁铁路的北京——天津段。南面，在石德铁路通车前，主要的交通干线是沧石公路（沧州至石家庄）。这四条铁路、公路，正好组成一个梯形。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就在这个梯形中间。据吕正操将军估算，这个梯形，东西宽度约为200公里，南北长度约为300公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一说45万平方公里）。是一块比海南岛（33万平方公里）还大的大平原。在这块大平原上，有着星罗棋布的村庄，密如蛛网的道路，纵横交错的河流。较大的河流有6条：大体成东西走向的有3条，自北向南，依次为永定河、大清河和滹沱河；大体成南北走向的亦有3条，自西向东，依次为潴龙河、子牙河和滏阳河。冀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吕正操将军指出：“冀中直接威胁平、津、保、石各大城市及敌人之战略生命线——津浦、北宁、平汉三交通干线。”
的确，当时北平是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伪政权所在地，而“敌人的特务机关是以天津为中心”的，保定、石家庄则驻有日伪高级指挥机构，这些地方，可以说都是日伪心脏地区。而日本人要进攻中国，调兵遣将，要向后方运送掠夺来的物资，又必须依赖津浦、平汉等几条铁路干线，这些铁路，的确是日伪的战略生命线。
既是心脏地区，又是命脉所在，如果这地区叫敌人占了，则可以保护自己的心脏和命脉；如果这地方叫我们占了，则可以威胁敌人的要害和干线。
占据了冀中，不仅可以威胁敌人，还可以保护我方的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将军说：“冀中是晋察冀山丘地带的外围，没有冀中，山地便要孤立起来。冀中直接掩护着冀南和晋东南，使敌人只能够由铁路实行线的进攻，而不能进行面的‘扫荡。’”冀中不仅是其他根据地的外围和屏障，而且也是日后反攻的前进基地。1939年，贺龙在冀中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冀中这个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还是个前进基地呢。部队从这里一捅，就可以捅出关外，一鼓劲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可见，占了冀中，不仅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打击敌人。
可是，这样的地方，是那么好占的吗？如果把华北比做一盘围棋，冀中则是中间的一块“大空”，日伪早就在周围的城市和交通沿线摆好了子，驻上了兵，围上了这块“大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敢不敢，能不能钻进去而且“做活”呢？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等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讨论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及我方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还只是讲应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用毛泽东的话讲，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尽管在会上聂荣臻“考虑到华北那个地区，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在发言中使用了“游击战争”这一笼统提法，意思是不要限定是山地，还是平原，但这些问题在会上未及展开讨论。故而1937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仍说：红军的“拿手好戏”，是“山地游击战（运动战）”。1937年底，吕正操等率冀中部队2000多人，来到路西整训，讨论起冀中的情况，聂荣臻说：从军区侦察得到的情况来看，冀中地区日军兵力相当空虚，伪军伪组织在许多地方还没有组织起来或者基础很差。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打下一个地方后，留下守备的人数很少，有的不派兵，有的派兵大多也只有班排规模……我们将冀中敌人兵力空虚的情况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作了报告。据此，毛泽东同志曾指示，要设法在平汉路和津浦路之间的河北、山东两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聂荣臻接着又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站住脚。吕正操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他说：“冀中平原大得很，日本侵略军兵力不足，根本没法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可以到处走来走去，活动余地是很广阔的。”
最后，大家得出一致意见：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于是，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向吕正操等人交待任务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
聂荣臻还鼓励充满信心，准备回冀中大干一场的吕正操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吕正操率部回到冀中后，紧紧依靠地方党和当地人民，发展很快。当时日军正全力南进后方空虚。吕正操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开着吉普车到处跑，那真是冀中的“黄金时代”。采访吕正操记录。1938年4月21日，由黄敬主持召开了中共冀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党的机构，并统编冀中部队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由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5月初，又成立了冀中行署，由吕正操任公署主任。这样，冀中党、政、军机构均建立起来，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初步形成。
冀中、冀中（2）
并不擅长下围棋的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在冀中这样的地方，居然建立了一块根据地，中共党的领导人对此一定是感到十分振奋。1938年4月21日，也即冀中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同一天，毛泽东等人打电报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一二九师主要领导，说：“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当年任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回忆：“这是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指示。师首长收到电报后，立即开会研究，决定在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为加强对冀南军区的领导，由徐副师长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到冀南工作。”
战争年代效率是很高的，五天后，即26日清晨，徐向前即率部出发，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前往送行。望着徐向前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刘伯承说：“冀南情况复杂，又是大平原，打游击可比不了山地。向前同志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呢！”邓小平说：“这副重担，非他挑不可。”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我们不难看出，冀中的确如聂荣臻所说的，“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有了冀中做例子，在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已变得十分肯定，相当乐观了。不过，这是毛泽东给党内高级干部的指示。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毛泽东仍是十分谨慎的。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敌后工作的抗大学员讲：“抗大三期的同学要毕业了，军委直属单位也有一些同志要到前方工作，我今天来给你们上一课。课题是：古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水浒》上鲁智深曾经大闹五台山，今天聂荣臻同志也在大闹五台山。他率领八路军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他比鲁智深厉害得多呢！老百姓讲，聂司令下一道命令，平汉路、同蒲路上的火车就开不动了。”
毛泽东讲，“到敌后去抗战，就是学聂荣臻同志，就要像下围棋一样，先做好‘眼’。我们党要在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又具体指出：“太行山、吕梁山、大青山、沂蒙山、大别山、洪泽湖、太湖、茅山、四明山、天目山等地，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最理想的所在。”
可见，在那时，毛泽东仍主要是把山区看做可以做活的“眼”。
1938年5月，冀中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而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仍说在平原地区能否建立长期支持下去的根据地，还需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毛泽东对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此前，共产党只在崇山峻岭之中建立过根据
地，还从没到像冀中这样的敌伪眼皮底下的大平原建立过根据地。党内不少人对此的确信心不足。正如聂荣臻所指出的：“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困难确实更多一些。过去，由于我们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太强调了地形的决定作用。”
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战士习惯于在山区作战、生活，乍一到平原，就会觉得空荡荡的不踏实，回到山区，就如同回到故乡一样高兴。程子华在回忆起红25军在1934年的一段战斗历程时，说：“上了伏牛山，战士们都喜形于色，非常活跃。因为长期习惯山地作战，这些天全在平原上紧张的行军作战，很不习惯，现在又上了山，战士们高兴是很自然的。”由此不难理解，一些长年战斗在山区的干部来到冀中，看到这样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根据地，自然感到十分新奇。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说：我参军后，净是战斗在贫穷的山沟，一直没看见过平原，这次一过铁路，就望不见山了，一马平川，真是村庄稠密，处处饮烟……啊！真是与山地感觉大不一样。如果说，在十年内战时期，曾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对我们党能否在山区创立根据地表示怀疑，那么，在抗日战争阶段，也有人对在平原地区能否打红旗，表示疑问。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怀疑并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在平原地区坚持抗战，就是要比山区更困难一些。其实，早在1939年，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曾阐述过这个道理。他说：“经过敌人五次战役‘扫荡’之后，冀中所有城市俱被敌陷。这里必须了解，城与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从十八里到六七十里。我们的兵团——游击部队即在这种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