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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鬼子进村-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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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定要准确。情报搞到手了,是不是及时送出去了。送出去了,我们这边是不是及时收到了。收到了,首长是不是及时看到了。关节多了。” 
  “这个事情,我怎么没听说过?” 
  …… 
  可以设想,有许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或许当时许多情报人员被敌人制造的种种假想迷惑了,送上来许多份日伪军即将“扫荡”路西的情报。那份敌人即将“扫荡”冀中的真实的情报,反被这数量上占优势的内容不真实的情报淹没了。又比如说,也许送上来的那份真实的情报,证据还不是那么确凿,结论也只是情报人员的一种猜测,不是十分肯定,因而难以引起领导的注意。历史的真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年情报工作都是单线联系,黄敬、张国坚、罗玉川、鲍俊德等当事人又均已作古,故而在目前的确难以讲清,这也算是一件历史悬案吧。 
  情报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直至今日,或许还不为人所知,也许当年有极少数优秀的谍报人员确曾打入日伪机密部门,获取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八路军总部或中共北方局以至延安。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我方当时并不了解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步骤和总体设想。不清楚敌人是要长期占领而非短期“扫荡”,不仅要消灭我有生力量,还要变冀中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如果说我方在“扫荡”前就了解到这些情报,那么此后许多事情无法解释,李健说,“对敌人的计划和阴谋,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明了的。”这恐怕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日军110师团参谋长中村三郎少将在“五一”大“扫荡” 
  后曾感叹:“根据盘问俘虏的口供:中共方面早在3月间就觉察到我方此次作战的企图,并在4月20日发出了反‘扫荡’的指令。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中共情报能力的优越性。”今天我们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应该说,这种“优越性” 
  主要来自百姓们无数双眼睛的监视,敌人各个据点,有什么动向,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优越性就在于人民,而不是在于事先就获取了日本人“五一”大“扫荡” 
  的具体计划和真实意图。日本人作为异民族在中国作战,有许多困难。同样,我们要想获取异民族军队日军的情报,也不那么容易。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1)   
  ◇今天,每一位被称为军事家的人,大概都读过一百多年前一位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写的书:《战争论》。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他认为,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较量。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值得指出的是,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他认为:“不能忽视精神因素,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年抗战,八路军靠的是小米加步枪,与日军相比,物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因而精神因素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队,进攻,就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防守,就要稳如泰山。那么,“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的军民,又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在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没有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当年将帅们的回忆录中找到一些答案。 
  聂荣臻在谈到“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大部地区沦入敌手的原因时说:“总的来看,这当然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造成的,但是,这同我们一些同志对这次‘扫荡’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也有一定的关系。” 
  程子华也认为这个回合没有打好,思想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这次‘扫荡’中,我们无论在物质上或人员上的损失,远比历次反‘扫荡’为大。原因是:对敌人的这次‘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把这次‘扫荡’与过去的‘扫荡’作同样的认识,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充分……” 
  吕正操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也指出“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严重教训。对敌人长期驻军、搞‘剔抉清剿’缺乏思想准备,在一段时间形成被动。”从将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他们均认为“五一”大“扫荡”前,我们的精神准备还不够好。那么,人们或许要问:冀中是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四周一直是强兵压境。1941年以来,日伪军又实施“蚕食”,步步紧逼。在这种弦拧得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按理说只会有人夸大敌情,惊慌失措,怎么还会“估计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呢?■定期的操练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小说亦可参考,因其虽无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就是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假的,但在涉及人们的心态等方面,却又可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比如说《红楼梦》里面的人物,什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当然都是虚构的,但它又是清初社会的一幅十分逼真的历史画卷,要想了解当时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思想,读懂一部《红楼梦》,也许比看十部干巴巴的历史书还有帮助,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才认为,虽说是搞历史的,但“小说亦可参考。”研究古代历史,可以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去把握当时人的心态和情绪,研究现代历史,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研究“五一”大“扫荡”的历史,就不应忘记冀中作家王林创作的一部以“五一”大“扫荡” 
  为时代背景的小说——《腹地》。 
  这部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写于1942年冬到翌年夏。当时正值日寇对于冀中平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疯狂地进行所谓‘五月大扫荡’。我相信中华民族抗战必胜,但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幸存到最后胜利。为了给这场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留下一点儿当事人的见证,我就守着洞口动起笔来,随时写随时藏在墙窟窿里……希望对于冀中平原根据地军民粉碎日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所谓‘五月大扫荡’斗争的英雄史迹能表现其万一。”这部守在地道口写成的小说,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真不如说是历史著作。要想了解“五一”大“扫荡”前后冀中百姓的思想情绪,应该好好看看这部书。 
  在这部小说中,王林写了这样一段话:反“扫荡”斗争,成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一种定期的操练。敌人多日不出来“扫荡”,倒是等得不耐烦。出来“扫荡”一下子,又扑个空逃回去,群众反倒感到是还了一笔阎王债,又轻松又愉快。出来“扫荡”的敌人回王八窝了,据点里增加的敌伪又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群众和干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防备敌人下一次的“扫荡” 
  。从军区一直到县、区、村,开会的开会,做总结的做总结,布置工作的急忙召集下级,传达决议的立刻下乡。 
  坚壁了一个时期的文件包从土里刨出来,冲散了几天的同志又重新集合起来,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仿佛经过反“扫荡” 
  斗争,更加亲热了。钢笔在湿土里埋出了“汗”,纸本返了潮,可是经小风一吹,热空气一哈,等不到开完会,一切又都照旧了。战争年代有战争年代的繁华,“扫荡” 
  一过,游击集市也飘忽不定地转着村开了张,赶集的人也还不算少;游击小学校也照常上起课来。叫卖声、歌声、笑声、读书声,重又飘荡在大小村庄里。 
  显然,日伪军这种周期性的“扫荡”,在王林笔下,不过是“一种定期的操练”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或许有人要说,虽说王林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小说。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2)   
  别人是这样认为吗?翻开将帅们的回忆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将帅们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还更为“浪漫”。 
  比如聂荣臻就说: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周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 
  在聂荣臻这样身经百战的将领看来,敌人的“扫荡”,连“定期的操练”都算不上,大不了是“一次大旅行”。 
  心情自然不紧张。 
  冀中的基层干部和一般百姓,久经“操练”,对敌人的“扫荡”,也不觉得多么紧张。《腹地》中有一段描写说一个村的村长范世荣,到区里听区委书记张昭进行反“扫荡” 
  动员:张昭接着说道:“今天传达冀中区党委的形势报告和紧急通知:根据各方面的征候和可靠的情报,日寇对咱们冀中平原根据地要发动一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区党委号召我们动员起来,迎击和粉碎敌人的这次大‘扫荡!’” 
  范世荣默默听着,心里说道:“反正哪一次动员都说是‘空前残酷’,可是哪一次也都闯过来了!” 
  区委书记张昭,村长范世荣当然是虚构的人物,但当年像有这样心理的村长,的确是有的。 
  再往下,百姓们听了敌人要大“扫荡”了,又是什么反应呢?王林的小说中也有一段很真实的描述:反“扫荡”紧急动员部署传达以后,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冀中平原。各村游击小组和男女自卫队日夜戒严,一方面警惕地盘查行人,一方面突击地道,修整道沟,准备战斗。八路军也都做了紧急战斗动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后方勤务部门把所有的文件、工具器材都坚壁起来;非战斗人员也统统分散,各自建立社会关系隐藏在群众里。于是各种工作人员东去西来,像乱搅云一样穿来穿去,散布着恐怖和战斗气氛。地方武委会系统的情报,更像雪花一般飞到这村又飞到那村,说敌人在这个地区天天抓人修岗楼安设据点,在那个地区疯狂地修汽车路挖封锁沟,稳扎稳打地加紧向冀中腹心地区蚕食和压缩,处处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 
  但是,日寇的“大扫荡”并没有马上到来,于是紧张一阵以后,太平观念又在干部和群众的心里滋长了。人们笑着质问隐藏在群众里的工作人员道:“鬼子要大‘扫荡’,你们怎么事前会知道,给你捎信来啦?” 
  “俺的心刚不跳啦,你们又吓唬俺!” 
  青年和村干部们,见地道工程太费力气,就猜疑上级传达下来的日寇“大扫荡”情况是一种动员办法。因而自作聪明地分析道:“敌人吹出风要‘大扫荡’,是一种谣言攻势,鬼子专会玩这一套阴谋诡计:什么‘大扫荡’、‘小扫荡’,季节‘扫荡’,我见识过不只一次啦,到时候像推碾子推磨盘似的一转悠就回来啦,有什么了不起的!敌人最毒辣的方法还是从边缘地区一步步地向咱们腹心地区压缩,一口口地蚕食!” 
  民以食为天,在未看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迹象前,农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多打点粮食。1941年的收成不好,1942年春又缺雨,“粮价飞涨起来了。群众成天坐在街上庙台上盼望春雨,愁眉不展地叹息春荒春旱,把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扔在耳朵后边了。每天虽然有闲工夫,但是只要干部不催,挖地道的劲头怎么也鼓不起来。眼看就要饿肚子,谁还愿意干那营生子呢?”后来,天遂人愿,果真盼来一场春雨。农民们高兴地一边干活一边议论:“‘扫荡’就‘扫荡’,咱见过多啦,只要种上庄稼有吃的,什么也不怕!” 
  读了王林的《腹地》,对“五一”大“扫荡”前冀中百姓的心态,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印象。不过,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人说,有的地方,恐怕还不如王林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连敌人要“扫荡”动员指示都未传达。比如我们在离安平县城只有8里地的深县西大染庄采访时,村里的老人就说,当年没听干部说,日本人要大“扫荡”了。又如刘秀英老人,当年在家乡——离任丘县城50里的一个村庄,也未听说过日伪要大“扫荡”。 
  西大染庄是近敌区,刘秀英老人是1942年11月入的党,当时是村里的积极分子,而且据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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