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当家-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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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其词以息事宁人
蝗虫乃集群飞翔迁徙的昆虫，即使是幼虫，也能随风飘飞十几公里，故大群蝗虫迁徙时，“如水流之不可遏”。倘若蝗虫飞入本地境内，师爷亦要立即起草报灾公文。
蝗虫一般顺风向飞行，在黄淮平原上往往“自西北而东南”，但万枫江告诫钱谷师爷，在起草蝗虫入境的报灾公文时，尽量不要具体指明蝗群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因为如果方向指明，言之凿凿，等于指明了是从哪个邻近州县飞来的，倘若该州县并未申报辖区有蝗灾，就会使该官员处于被参劾“匿灾不报”的境地。可想而知，那位官员必定会百般辩解，甚至倒打一耙，声称蝗虫是本州县“扑捕不力而借口邻境飞来”。“扑捕不力”也是一个有可能要革职拿问的罪名。这样一来，两州县就会彼此争执，最后上级只能派人详查，“水落石出，非此即彼”，双方都没有好结果。即使是邻县官员被革职，总是留下一个恶人名声。所以万枫江认为，这时钱谷幕友应以利害关系奉劝东家，不要意气用事，与邻为仇。只要在文字上多下功夫，含糊了事，自然可以息事宁人。
第五章捉刀代笔话文胆
书启师爷是捉刀专家，对付上级衙门的公文出自他的笔下，没有文采，千篇一律，四平八稳，找不到漏洞，这可是很难呢！
传说乾隆初年，有个叫周懋官的南方老书生，久困科场不能得第，穷愁潦倒。尤其叫他想不通的是，每次应试，八股文都作得不错，但往往因为写了错别字，甚至只是笔画略有毛病，就被贴出黜革。如写题目时，“曰”字写得稍微窄了一点，就被判为错写“日”字；写“己”字时笔锋略尖出，就被判为错写“已”字。周懋官愤愤不平，跑到文昌祠焚表祷告，倾诉自己平生未作恶事，为何连遭恶运捉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梦见被神人带到一座神殿，有个神仙对他说：“你前世是礼部的书吏，喜好指摘文牒、巧词锻炼，挟制取财，所以上天罚你今生处处以文字见斥。”说罢指着簿籍告诉他：“你这个‘日’字被斥，是因为你前世时，有个福建驻防旗兵音德布的妻子申请立贞节牌坊，你以公文上写的是同音字‘殷’而反复驳诘，公文往返好几次，建牌坊的钱都化作了路费，致使贞妇抱恨。至于‘已’字被斥，是因为你前世需索不遂，故意将一个知县服丧期满后请求回任的公文上的‘三年一个月’改成‘五年十个月’，致使这位知县被黜。”周懋官一梦醒来后，从此不再应考，转而习幕做师爷。（《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苛求公文内容的书吏
这个传说本身是荒诞的，不过反映清代朝廷各部书吏对公文文字的苛求指摘却是真实的。《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记载说：“天下之事谁为政？曰：二显二隐。何谓显？曰：三公统六部，六部各统其曹，是谓内之显治；以司道察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吏胥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
虽然清代地方州县政府的书吏权力被幕友取代，可在上层政府机关及中央各部中，书吏仍实际操持着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汪辉祖曾说：“申上之文曰验、曰详、曰禀，验止立案，详必批回，然惟府批由内署核办，自道以上皆经承拟批，上官有无暇寓目者。”（《学治臆说》）“详”是指正式的司法、行政公文，只有府一级才由内署师爷批阅，道以上各级衙门，一般多让书吏经承代批而已。清代著名清官陈弘谋曾有专文指责官场陋习，其中即说：“无奈官场陋才，动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按下，其文书稿案则有书吏叙送、幕宾改点，焉能件件亲阅，又何必事事烦劳。”（《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
为使各种公文不被上级衙门的书吏挑出毛病，州县官员就必须请专门起草公文的师爷。这种师爷以替人捉刀代笔为业，称“书记”、“书启”。虽然公文无须文采，千篇一律，不过要写得四平八稳，没有漏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幕学举要·总论》谈到书启时说：“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然有疑难棘手，颇费踟蹰。又有危险不足惧、平易而不忽者。总在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人但以寻常稿件，行查转覆，了无难事，而不知其独居深念，惨淡经营，非可易之也。”他又说，起草公文“大要在识时务，再看主人之地位与其性情，设身处地，投人所向，无不如意”。“心人之心，口人之口，言皆吻合”。并且要防止“钞撮肤词，妄填故事，触犯忌讳者，尤见哂于大方家也”。
帮主人写信给长官
州县地方日常上行公文有验、详、札、议、禀等。验、详有关司法、行政事务，常由刑名、钱谷师爷起草，不需书启师爷动手。禀原是下级给上级的信件，在封套上贴有红签，书写“大人安禀”字样，封套封口骑缝处则写一“禀”字。禀带有一定的私信性质，上官一般都亲自开拆。禀帖范围最广，举凡到任、请安、贺节，报告气候、民情等都会用之。而书启师爷主要是代官员写禀，所以有时又叫“书禀师爷”。
有些正式公文申详难以表达的事项，也可用禀帖，“随详而加禀，或不详而用禀，或详后因驳而禀者，多因其事有疑惑未明，或案关重大，不得不分晰以禀也。其体与寻常文禀不同”（《办案要略》）。这种谈公事的禀帖称“红白禀”，“以红禀写官衔、摘事由，以白禀叙事件，谓之红白禀。凡禀公事用之，由刑、钱主稿，书启不过缮清而已”（《清代州县故事·书禀》）。
第六章糊涂书吏险酿大祸
书启师爷一般起草各种礼节性的禀帖，其中每年各级上官生日、每年节日的贺禀是用骈体文来写，其他则为散文。起草禀帖时需谨慎，“虽报雨、请安，各禀亦不可不慎，蒙头盖面之文，土饭尘羹之语，最易取厌，尽汰为佳。”（《学治臆说》）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上司。
清乾隆年间，直隶巨鹿县知县嘱咐书启师爷为他起草一个答复总督的禀帖。书启师爷起草时，在开头“奉宪谕”之下没有照录总督的宪谕，只是写了“云云”二字，打算誊清时再添入。不料誊抄的书吏忘记旧例，照抄不误，而官员也没过目，就封好发出去了。
当时的直隶总督方观承是位师爷出身的官员，他虽没有进士功名，但以治理黄河闻名，是个能吏，连续做了二十年的直隶总督。当他看完这件禀帖，又好气又好笑，于是提笔批示：“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速将承办书吏提解来辕，仰候本部堂当堂云云。”巨鹿知县见了这个批文吓得屁滚尿流，好在方观承只是把那个书吏惩治一番而已，并未过分为难知县。（《汪穰卿笔记》卷四）
第六章用词不慎，影响东家宦途
前述禀帖只是疏忽闹了笑话，但如果起草不慎，触犯上官的忌讳，那就不光是一个书吏的问题了，严重的话，还可能影响东家的宦途前程。光绪年间就有两个著名的故事。
有个师爷替湖广总督李鹤年服务了十多年，在幕中负责文案，起草奏折和书启。后来李鹤年因事遭革职，这位师爷转被新一任湖广总督李瀚章延聘。某次他起草一份奏折时，很习惯地写下“湖广总督李鹤年”几个字，结果全总督府的幕友都没发现，李瀚章亦未仔细检查，径自发出。迨光绪皇帝看到奏折后，大加指责，并下令将李瀚章“交部议处”。
另一件事更荒唐。有个在甘肃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处做书启的师爷，在起草一件向全国各州府通缉逃兵的例行公文时，误将“奉天府”混在各州府中，而且称“奉天知府”。抄写的书吏也不在意。
奉天（今沈阳）乃清王朝的“盛京”，和北京的“顺天府”一样，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府，必须单列在所有地方官署之上。而长官“奉天府尹”为正三品的高官，一般知府只有从四品。结果，当时的奉天府尹松林见了来文，十分不悦，去函责问。魏光焘大窘，不但亲自写信，自称“门生”，百般道歉，请京中贵人帮忙转达敬意，花了上万两银子，松林才没上章弹劾。
一年后，松林写信给魏光焘，说是请代购十几张玄狐皮、猞猁皮。魏光焘不敢拒绝，只好再花万两银子买了送去。当时人称“一封公函二万金”。（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文牍谬误》）
由此可见，书启师爷并非轻松的行业。
第六章狐假虎威的政治流氓
身为衙门幕后当家的师爷，往往比新任官员还要资深，加上人脉广、阅历多，随便耍一两个手段，就让主人不得不从。
道光十八年（1838），张集馨首次出任地方官——太原知府。到任后，他发现前任王有壬留下几百件未审结的案件给他，有的甚至已积压了好几年。而且太原府衙里当家的，竟然是一位吴师爷和一位名叫王成的门房大爷，无论什么事务都得到他们那里转一转，才行得通。
张集馨得知此事，立即将王成驱逐，并召见吴师爷，要他另请高明。吴师爷当面并不争执，可知府的副手、府通判麟耀却来找张集馨，请他收回成命。麟耀告诉张集馨，这位吴师爷在太原游幕多年，省里的巡抚衙门、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衙门都有路子，且他的许多朋友都在这些上级衙门里当幕友，如果简单解聘，本府的事情将来就要难办了。但张集馨置之不理。后来，这位通判又到按察使衙门请按察使出面挽留，没想到当时的山西按察使正是张集馨的世叔、正白旗人瑞元，不仅不愿意再次推荐吴师爷，还对张集馨的做法大加赞赏，要他防止再蹈前任的覆辙。
然而，十几年后张集馨转任甘肃布政使时，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陕甘总督、旗人乐斌毫无政治才能，所有的公事都依靠师爷彭沛霖。彭师爷因此到处招摇撞骗，两省官员趋之若鹜，尤其甘肃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同知章桂文（代理兰州知府）等，和这位彭师爷都结成了义兄义弟，隔三差五就大摆宴席吃喝一番，逢年过节也一起登堂拜母，真个是情同手足。而两省官场，俨然成了他们独霸的舞台。翰林出身的张集馨因为看不惯，受到百般排挤。
有一次张集馨发现，代理河州知州的邓承伟在不到一年的代理期间，居然亏空公款上万两银子，于是依职权下令清算，准备弹劾治罪。但总督却突然下令该案转由按察使明绪审理，拖了几个月，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张集馨后来才知道，这个邓承伟也是彭师爷的结拜兄弟，是个惹不起的人物。
咸丰十年（1860）张集馨调任福建布政使时，又遇到同样的情况：闽浙总督庆端“惟幕友之言是听”，他的主要幕友庄焕文原来是个秀才，已经在福建八年，被保举得到正四品道员的头衔。省会几个主要衙门的幕友沆瀣一气，推庄焕文为首，“幕风靡下，终日在外应酬”，公事就在酒席、勾栏之地草草沟通，“幕友无不卖法者”。这时候的张集馨已年届花甲，宦途又流年不利，早已没了过去的风骨，只有在自己编的年谱里恨恨地表示，这就是幕友“盘踞把持”之弊。
王二先生把持云南
清人笔记《三异笔谈》中有一个绍兴师爷把持云南的故事。据说嘉庆年间，绍兴人王立人长期在云南作幕友，因为刀笔纯熟，转了很多州县，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被云南官场尊称为“王二先生”、“立翁”。
王立人年纪大了，不用再到地方辛苦，就住在昆明，先后和云南的布政使、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他盖起一座花园公馆，园林、戏台，一应俱全，是全省师爷的“俱乐部”。来云南州县作官的，都要请王二先生介绍幕友；想到云南“佐治”的师爷，也要到王二先生那里报到。王立人也很公正，根据师爷的水平能力来分高下，分别推荐，无不应聘。全省的府州县衙门师爷都是王二先生的门生，而府州县官员到了昆明，有什么问题都到王二先生家里寻求帮助。
王立人上有督抚、二司的馈赠，下有各级官员的“敬意”，还有门徒的节礼，收入颇丰。不过他仗义疏财，开销也极大。于是他又通过督抚的路子，为自己谋得总办云南全省铜运的差使，承包了全省的铜运，有财有势。可奇怪的是，这位办政务功夫纯熟的师爷却理财无方，几年下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空了24万两银子。他的几位后台也在这时先后调离。王立人赶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