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大地-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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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也是这样变幻莫测。对普通的旅客来说，风浪是看不见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往下看，波浪没了起伏，浪花也好像静止不动。只见仿佛一排排白色的棕榈铺展开来，叶脉和毛口清晰可见，被冰封住了一样。但机组人员判断此地是万万不可降落的。那些棕榈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巨大的毒花。
就算是一次轻松的航行，在航线上驾机的飞行员看到的也不会是单纯的风景。那些天地绚烂的颜色，风吹海面的波光粼粼，落日熔金的云霞暮霭，他根本就无暇欣赏，它们只能引起他的沉思。就像一名农夫在田间巡视，从万千的迹象里预见春天的步履、霜冻的威胁、雨水的来临。职业飞行员也一样，读解下雪起雾、良宵吉夜的迹象。飞机起初好像是要让他避开这些风险，其实是让他更严峻地面对自然巨大灾难的种种考验。独自站在由满天风暴组成的广袤的法庭上，飞行员要和三种原始神力争夺邮件：高山、海洋和风暴。
第二部分 同志第5节 什么都无法替代失去的伙伴
梅尔莫兹和几位同志创建了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横越桀骜不驯的撒哈拉沙漠的法国航线。那时的发动机一点也不耐用，一次故障让梅尔莫兹落到了摩尔人的手中；他们犹豫是不是要杀他，在把他关押了两周后，他们把他卖了出去。梅尔莫兹重新开始邮航，依然飞翔在同一片土地上空。
开辟南美洲航线的时候，一直打前锋的梅尔莫兹负责考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这一段的航程。在飞架了撒哈拉沙漠的空中桥梁之后，他要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架起另一座空中桥梁。公司交给他一架限飞五千两百米高度的飞机，而科迪耶拉山系的山峰却高达七千米。所以梅尔莫兹要起飞去寻找群峰的隘口。继沙漠之后，梅尔莫兹要迎战高山：山峰上的风雪肆虐，暴雨前万物的苍白，以及夹在两堵峭壁之间把飞行员逼得如上刀山的强劲旋涡。梅尔莫兹投身到这场战斗，既不了解对手的底细，也不知道是否可以突出重围得以生还。梅尔莫兹是在为别人“试验”。
就这样“试验”来“试验”去，终于有一天，他成了安第斯山脉的俘虏。
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周围是陡峭的悬崖，机械师和他花了两天时间都没能找到出路。他们被困住了。于是，他们只能尝试最后的机会，驾驶飞机向深谷俯冲。飞机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颠簸，一直滑到悬崖边，然后栽下去。飞机下降的过程中，终于达到一定的速度，可以听从人的操纵了。迎面是一座山峰，梅尔莫兹拉高飞机，插峰而过，水从晚上冻裂的所有水管接缝里喷溅出来，这些水管在飞行七分钟后就出了故障。这时，他们发现脚下是智利平原，就像看到了一块福地。
翌日，他又继续飞行。
当安第斯山脉勘探结束，飞越技术一旦成熟，梅尔莫兹就把这一段航程交给他的伙伴吉尧梅，转而去探索夜航了。
当时，中途站还没有配备照明设施，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在降落场地上迎着梅尔莫兹飞来的方向用汽油点燃三堆一字排开的微弱的火光。
他顺利着陆，开辟了夜间航线。
黑夜乖乖被驯服后，梅尔莫兹又去探索海洋。于是，从1931年起，从图卢兹出发的邮件第一次在四天内就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返航途中，梅尔莫兹在南大西洋上空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上碰到一次汽油故障，是一艘轮船救了他、邮件和机组人员。
就这样，梅尔莫兹开垦了沙漠、高山、黑夜和海洋。他不止一次陷落在沙漠、高山、黑夜和海洋里。而他每次返航，都是为了再次出发。
工作了十二年后，终于，在他再次飞越南大西洋的途中，他发出一封简短的电讯，说他把后面的发动机关了。接着便沉寂无声了。
这也不像是条令人担忧的消息，可是，十分钟的沉默过后，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整条航线上的无线电台都开始警惕焦虑起来。因为十分钟的延误在平常生活里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发生在邮航上却有着惨重的意义。在这死一般的沉默里，包含了一桩不为人知的变故。重要也好，不幸也罢，反正都过去了。命运已经做出了它的终审判决，再也不能上诉了：决定机组在海上平安降落或葬身鱼腹的，是那只命运的铁掌。只是这份判决书没有向等待着的人们宣读。
我们中间谁没有体验过这种越来越渺茫的希望，经历过这种像每分钟都在恶化的绝症一样的沉默？我们满怀希望，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渐渐地，一切都太迟了。我们终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同志再也不会回来了，他们将安息曾经在其上空辛勤耕耘过的南大西洋里了。梅尔莫兹算是功成身退，就像收获庄稼的农人，把庄稼捆扎好后，就躺倒在他的地里休憩。
当一位同志就这样离去，他的殉职似乎也算是死得其所，最初可能不像其他的死法那么让人悲痛。不错，在最后一次航线调动后，他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没了他也不像没了面包一样。
的确，我们已经习惯了久别重逢。因为航线上的伙伴们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巴黎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各戍一方，就像些互不交谈的哨兵。只有在旅途上偶然相遇，才使航空大家庭天各一方的成员在某地得以团聚。在卡萨布兰卡、达喀尔或布宜诺斯艾利斯，某个晚上，大家围坐在桌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又谈开了，一起重温旧事故人。之后，大家又各奔东西。大地就是这样既荒芜又富饶，说它富饶，是因为它隐藏着许多秘密花园，它们难以企及，但职业总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那里。这些同志，生活可能把我们和他们分离，避免我们去多想他们，但他们就在某个地方，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他们默默无闻，却是如此忠贞！如果我们在途中不期而遇，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用力摇晃我们的肩膀！的确，我们习惯了等待……
慢慢地，我们发现某位伙伴爽朗的笑声再也听不见了，我们发现这一座花园成了我们永远的禁区。于是真正的悼念开始了，虽不是撕心裂肺的悲痛，而只是淡淡的苦涩。
的确，什么都无法替代失去的伙伴。老朋友不是说有就有的。什么都比不上共同的回忆来得珍贵，那些同甘共苦的日子，那些别扭，那些和解，那些心灵相通的过去，这样的友谊是无法重建的。种了一棵橡树，马上就想坐在底下乘凉是不可能的。
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得先充实自己，我们先前花了几年时间种的树，在之后的几年就被岁月摧残了，砍伐了。同志们一个个从我们身边销声匿迹。而且在我们的哀悼中，也从此暗暗夹杂了对年迈的惋惜。
这就是梅尔莫兹和其他同志给我们的教诲。一个职业的伟大，或许首先在于它可以团结众人：真正弥足珍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只为谋求物质财富而工作，那我们打造的就是自己的牢笼。钱财不过是过眼烟云，它不能为你提供生命的价值，却只会让你封闭孤立。
假如要我在记忆中搜寻难忘的往事，假如我对过去重要的时刻做一个总结，我能肯定没有一件是财富给予的。金钱买不到梅尔莫兹这样一个人的友谊，金钱也买不到和我们共过患难、从此永远维系在一起的同志的友谊。
那一夜的飞行和成千上万的星星，那份静谧，那几小时的崇高，金钱是买不到的。
经历艰险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面貌：树木，鲜花，女人，黎明时分为我们的生还而绽放出的清新绚烂的笑容，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平凡琐事，这一切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还有在抵抗区度过的难忘的夜晚，那也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我们邮政航空公司的三个机组人员，在日落时分迫降在里约德奥罗里约德奥罗，原西部撒哈拉的西班牙保护领地。的海岸上。我的伙伴里盖勒由于传动机连杆折断，第一个降落；另一个伙伴布尔加为了接应他的机组人员也在此着陆，但一个小故障也让他的飞机钉在地面飞不了了。我是最后一个着陆的，但当我到的时候，天色已晚。我们决定抢救布尔加的飞机，为了让修理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等到天亮再动手。
一年前，我们的同志古尔和艾拉勃尔因故障就是在这里降落，并被抵抗部落杀害了。我们也知道，今天碰巧也有一队拥有三百枝枪的土匪驻扎在博哈多尔角的某地。我们三架飞机的降落，打大老远都看得见，想必已经惊动了他们。我们开始守夜，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守夜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过夜的安排。我们从行李舱内拖出五六只货箱，把它们倒空，排成一圈，在每个箱子里点一枝蜡烛，就像在岗亭里点的那种，经不起风吹。就这样，在茫茫沙漠，在光秃秃的地壳上，就像洪荒时代的遗孤，我们建立了一个人间村落。
在我们村子广阔的天地里，围坐在被箱子里摇曳的烛光照亮的巴掌大的沙地上，我们等待着。我们等来的可能是黎明获救，也可能是摩尔人的袭击。我不知道是什么让这个夜晚有点圣诞节的味道。我们谈谈往事，说说笑话，唱唱歌谣。
我们好像在欢度一个精心准备的节日，品尝着轻松愉悦的气氛。虽然我们一贫如洗，只有风、沙和星星。不啻于特拉普特拉普修会，天主教的一个教派，成立于17世纪，以苦修著称。式的苦修。在这块昏暗的沙地上，六七个人在这世上一无所有，除了他们的回忆，却一同分享着一份无形的财富。
我们终于相聚了。常年来，我们并肩前进，彼此沉默着，不然也只是几句无谓的寒暄。而现在到了危急关头，我们要互相支持。我们发现大家都属于同一个集体。了解他人有助于升华自我。我们相视而笑，就像那个获释的囚犯，面对无边无际的大海，感到心旷神怡。
第二部分 同志第6节 我要用我的回忆为你作证
吉尧梅，我要说说你的事情，但我不会喋喋不休地谈你的英勇、你的专业才干而让你感到不自在的。在讲述你最精彩的冒险经历的时候，我想描绘的是其他一些东西。
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品质。或许可以用“严肃”去形容，但这个字眼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一品质也可以伴随以最欢欣的笑容。这也是木工师傅应有的品质，在木工房里，他平等地对待每一根木条，抚摸它，测量它，绝不草率地对待它，而是根据它的质地纹理因材施用。
吉尧梅，以前我读过一篇赞颂你冒险事迹的故事，我就是要和这个歪曲你形象的故事算算老账。在那篇文章里，人们看到你说些加费罗什加费罗什，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顽皮又可爱的儿童形象。式的俏皮话，好像生死攸关、大难临头之时，勇气就表现在降低身份、开些中学生式的玩笑。人们不了解你，吉尧梅。在和你的对手较量之前，你并不认为有嘲笑他们的必要。在恶劣的暴风雨面前，你判断说：“这是一场恶劣的暴风雨。”你承认它并估量它。
在这里，吉尧梅，我要用我的回忆为你作证。
那是冬天，在一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途中，你已经失踪了五十个小时。我从巴塔戈尼亚的腹地回来，到门多萨门多萨，阿根廷城市名。和飞行员德莱会合。连续五天，我们俩驾机在峰峦叠嶂里搜寻，却一无所获。单单我们两架飞机根本不够。在我们看来，就是有一百个中队，飞上一百年，也不见得能把这片峰高七千米、苍茫广袤的群山探索完。我们失去了一切希望。即使是走私贩子，那些在当地为了五法郎就敢作案的土匪也回绝了我们，不愿意冒险把救护队带进山。“我们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他们对我们说，“冬天的安第斯山脉是不会让一个活人生还的。”当我和德莱在圣地亚哥着陆时，智利官员也劝我们终止搜寻工作。“这是在冬天。你们的同志，就算他没有摔死，也熬不过寒夜的。在山上，夜里是会把人冻成冰的。”所以当我再次在安第斯山脉的峭壁和峰柱间穿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找你，而是在冰雪的大教堂里，静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