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想象:陆毅写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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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毅，导游说那边有对新婚夫妇特别想和你合张影，他们说你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中国男人，说你长得像明星。” 写真集的策划人楠岚一边诡秘地笑着一边对我说。
“哈！是吗？那就当回明星吧！”我一听也乐了，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是一对很和善的新娘新郎，在我与他们合影完后，他们的摄影师指着我说：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摄影模特。李真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我们一听全乐了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最帅的中国男人（2）
列宁山的另一面，与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与花园广场相连。莫斯科大学的主楼实在是很棒，完全是一个标志性建筑经典作品，让我们赞叹不已。当我们得知这栋主楼居然是学生宿舍时，楠岚发出了感叹的声音：“这简直就是住在宫殿里嘛！真让我羡慕嫉妒加恨。”大家一听又乐起来。
因为还要赶下一个拍摄地点，所以我们没能认真地参观莫斯科大学，这是遗憾。
前往库斯科沃庄园的路上，我们认真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庄园的背景。
库斯科沃庄园是十六世纪初期贵族谢列梅捷夫公爵的私家庄园。他本人当时曾是俄罗斯帝国中身份显赫的重要人物，他将这座庄园命名为“快乐宫”，经常在此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庄园内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收藏品，其中瓷器馆最为出名。收集了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期间的精美陶瓷作品，共有一万八千件之多。1918年国有化运动，庄园收归了苏维埃政府所有。
库斯科沃庄园有“小凡尔赛宫”之称，因为它的整个部局完全参照了凡尔赛宫的形式，很标准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由于保留得很完整，所以它与察里津诺庄园的残缺相比，彰显更多的是完美的华贵。
在这里的拍摄，我们决定找一些空间感的镜头，因为相比“察里津诺”，这里复制上的完美反而显得过于平淡，少了建筑所应有的个性特点与内容。可冯海还是在他的镜头里找到了视觉上的对位，我们的拍摄又继续进行。
“陆毅哥，你十年前来莫斯科一呆就是大半年，想家吗？” 趁着拍摄休息的时间，王辉问了一句。他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学生，随母亲来这十多年了，这次也是来义务为我们帮忙。
“不想。”我答道。
“啊？！我们国内来的同学到这儿一个月就都嚷着想家，你那么小就能扛住了。”
“咳！可能是我从小就经常在外拍戏的缘故吧，习惯了。”我说。
话虽出口，脑子却没有停下来。细细想来，这么多年的闯荡，我的确算是个比较独立的人，仅有的一次想家的经历，还是在北京。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1）
1994年12月底，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上海家里呆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接到了北京时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话。大意是，如果你在上海没事就早点来北京，公司有住宿的地方，还要安排你和梅婷去中戏听课。我一听挺好。过完了19岁的生日，我就返回了北京。
在这插一句，北京时事文化发展公司是由叶大鹰导演和王朔等人一起合办的。关于这个公司成立的具体背景情况，我也是后来看了冯小刚导演的那部《我把青春献给你》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当时，叶大鹰导演找我和梅婷谈，让我们与公司签约，大意是以后公司有什么戏优先考虑由我们主演，同时答应一个月给我700元工资。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特简单。我一听能优先拍戏，觉得挺好的，没想太多，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应该说当时他们的想法挺前卫的，算是当时国内第一家有意识从事演员经纪业务的文化公司。
公司的地址当时在虎坊桥附近，中国舞蹈学院的后边。虎坊桥周围都是老胡同，沿着胡同走到尽头，有一个大铁门，进了大铁门，眼前就有一块类似停车场大小的空地。铁门的左边是收发室，右边是传达室，正面对着的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房子很旧，墙面有些斑驳，一层楼的左边，屋内装满着各种器材，整个二楼的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人住。
我拎着一个装满衣服的箱子走进二楼宿舍，进屋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说是宿舍，其实除了两张席梦思床，一张写字台，一盏台灯，一条凳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同样的空荡，让我想起了莫斯科的疗养院。我的行李简单，丝毫不能给这空荡荡的房间增添什么生气。所以，我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张席梦思拼在一起，我想，床拼大一点，起码能睡舒服一些。
其实去莫斯科拍摄《血色童心》之前，我就曾在这栋楼的二楼住过，不过那个时候，住的人非常多，一点没觉得整栋楼那么空。可现在偌大的二楼就只有我一个人住（梅婷签约没住在这），感觉就完全变了样。
初到的几天，公司没有什么安排，每天就只能傻呆着。周一到周五的上午还好，公司有人在上班，院子里也显得热闹。可一过五点钟的下班时间，公司所有的人一走，整个一栋楼和整个楼房前面空荡的院子便一下子静了下来，除了传达室的两个看门人外，整个大院里实际住的就只有我一人。而周末就更可怕，整个院子静得让人发慌。那时候穷，没钱买电视，没钱买录音机，除了可以跟看门的两位老大哥穷聊两句解闷外，别无选择。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俩一个来自内蒙古，一个来自安徽。
因为没钱，公司又没食堂，也没有厨房，吃饭便成了每天很重要又很头疼的一件事情。我听说菜市场离得很近，就在虎坊桥后面。于是，我每天步行去市场，买两根一块钱一根的火腿肠，再买一根大葱，再用电饭煲煮上一锅白米饭，每天吃一顿饭，天天这样吃着。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2）
当时在北京，我没有任何朋友，没有一个亲戚，真的是“人生地不熟”的。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和我一起拍《血色童心》的贾林，他曾告诉我他在中国戏曲学院上学，还没毕业。我一打听，那儿离虎坊桥很近，走五分钟就能到。于是我就去找他玩。说是玩，其实也就是在附近公园转转，聊聊天，侃侃大山什么的。凡是需花钱的玩乐，我们想都不敢想。后来他的事多起来，加上还要上课，没法每天陪我，慢慢地，我也就少去了。
终于公司来了通知：去中戏听课。想到终于有点事可做，心里特高兴。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向看门的师傅问了路，就直奔公共汽车站（当时没钱，也不会拿钱去打的）。上车坐到前门时，才发现坐错车了，一看手表，离上课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肯定是迟到了，这样一想有些犹豫起来。从小我就是个极有时间观念的人，上课从没有迟到过，第一天去中戏就迟到，觉得自己的脸很有些挂不住，犹豫来犹豫去，我作出了逃课的决定。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现在赶去，到了也快下课了，本来我就属旁听生，老师一定没有好脸给我。与其在全班同学面前“现眼”，还不如逃课，明天早点到，再向老师补上假。我觉得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很充分，于是就打定主意逃课。尽管那天我逃课的目的与“小弗朗西斯”完全不同，可心情却极为相似。我首先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的四处逛了好大一圈，然后，我在路边的一个快餐店花了五元钱买了一块小蛋糕吃，那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花钱解馋，觉得那块小蛋糕的味道特别香，别提有多好吃。这么晃荡了一下午，我估计差不多到了放学时间，就开始往回走。
回去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小书店，店里有很多很全的武侠小说，这让我特别的兴奋。店里的书是可以外借的，一本书借一天两毛钱，我借了一套金庸的《天龙八部》，晚上的时间一下子好过了许多。我很快地成为了那家书店最为忠实的顾客。
第二天的课，我一早就到，老师对我的缺课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意见，心里暗自窃喜。可上了三天课后，我开始明白，我是旁听生，老师根本就不在乎你。不会布置作业让你回家做小品，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在课堂上演小品。接着听了几次课后，我发现一点收获都没有，就决定不再去了。
不上课，我的时间又多了起来。公司没有安排拍戏，也没人管我每天做什么，我是既自由又寂寞，既无聊又无奈。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家，我也不知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在外拍戏很多，出门在外的时间也很多，就是在莫斯科那么远的地方，我也不曾想家，可1994年在北京的这一次，我特别特别的想家，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那一次，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的原因，总之当时是想家想得急切，想得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住的房间，没有电话。最重要的是，我的钱除了生活费的开支外，所剩不多。那时打长途的费用很贵，我住的附近又没有邮电局。我不好意思跟公司的人说，就闷在心里想。为了能跟家里人通上电话，我开始想各种办法，琢磨各种方式。
第一部分：想象篇—重返俄罗斯1995 孤单 北京（3）
我知道转达室里有电话，但是内部电话，不能拨外线。我不记得是从哪儿听人说过，只要把内线电话的一头拔出来，在两根铜丝上面，别上一个大头针，然后找一个可以接外线的插头，插进去，就能打外线了。于是，我开始主动跟看门的师傅套近乎，主动帮他们看门，让他们有时间出去转转。师傅当然高兴，而我也趁机试了几次，有一次真的拨通了，可一听“嘟”的声音，又心虚起来，怕被人发现，赶紧重新放回去，没敢再做。
越是困难，想家也越强烈。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要想办法给家里打电话，哪怕听听他们的声音也好。怎么办？想家的情绪让我有些疯狂，我觉得心里像是有一只手在挠似的，让你坐立不安。电话，我眼里的目标就是电话，于是，等公司人一上班，我就开始到各个办公室内转，和办公室的人聊天，我最终的目的，是在找能打长途的电话。终于，我发现了一间办公室，不但有电话，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有一个窗户没插销。
那天晚上，办公室的人一离开，我就兴奋地跑出了房间。办公室的窗户特别高，好在我的个头也高，我从外面爬上窗台，推开窗户，再钻进屋里，不敢开灯，只好摸黑找电话，找到电话，就着窗外的月光，给家里拨电话。电话〃嘟〃的声音一响，心情就变得特别的复杂，听到爸妈的声音后，又不知说什么好。来北京之前，我还曾向我父母豪言壮语了一番，说自己在北京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再回上海。而现在这个样子，哪好意思告诉他们。所以，电话里我总是一个劲地对他们说：我在这儿很好！你们不用担心。可一挂上电话，我就大哭起来。心里那份孤单、无助的滋味，没有机会向人诉说，不得不积压在心里，转化成对家的想念，可千辛万苦地和家人通上了话，又说不出口，还要假装坚强地扛着。那时的我到底还小，扛着扛着就扛出了眼泪。这一哭不得了，竟成了我当时想家的一种发泄方式，每次只要给家里人打完电话，说完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很好的话，挂上电话，就会趴在办公室的桌上大哭起来。哭完，头脑还清醒的时候，还会一边抽泣一边用纸擦干净脚印再离开办公室。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星期，公司一直没说有什么戏让我拍，似乎也没把我呆在这里当一回事。我决定要结束这种生活状态，我知道再这么呆下去我非想家想疯了不可。于是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决定回家。为了给公司一个交代（自己毕竟是公司签约演员），我对他们说：“我回上海去看同学的演出。”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就离开了北京。
回到上海，我在家里闲呆着，整天没事可做，心理压力很大，又怕父母看出来着急，更不敢问父母要钱出去玩，那段日子过得真的很难受。终于，四月份的一天，小明星艺术团搞聚会，我去了。聚会上，听方超问了一句：“上戏，北电招生，你去不去？”
〃在哪里？”
“上海。”
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却改变了我的艺术生命。
结束了莫斯科的两天拍摄，我们转向下一个目的地——圣彼得堡。晚七点，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