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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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循序渐进观，曾未意识到有躐等越级，或突变，或尚有他途难料度之事。此其自己虚构无据，如前已明。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
照我们的见解，又是如何呢？
人类社会之进化，不外乎是沿着生物进化来的；二者同为宇宙大生命之表现，前者实为后者之继续。在根本原理上，盖不少相同或相通之处。在生物界中，并非有进无退；人类社会亦然。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譬如动物中有高等动物；高等动物中有灵长类；而人类又居其顶点。其间高下自是不等；但所有各类系各种别之在进化程中，则好似树上枝干分出横生，并非是一条线上的各阶段。进化论上是说人猿同祖，即两枝来自一干脉，说猿猴更进即为人类，那是没知识人的话。猿猴已自走向另一路去，何能再进化到人。纵观世界人类各族，此一文化，彼一文化，于形形色色不同之中，又浅深高下不等，正亦犹是。不可误以流派为阶梯。
然而文化界与生物界，亦有大不相同外。物种衍至今日，已属先天遗传之事，创新之机泯没难见。即以人工育种，改良之度至为有限。而人类文化虽根于本能却大体出于吾人后天之制作。时时可有创新，时时可以更改；尤其是其彼此间之交换传习莫之能御。因此，生物界中种与种是隔的；文化界中一国一国却是通的。牛无变马之可能，而东方的日本，数十年间竟可西洋化。在过去之世，不甚交通。一处一处各有机遇不同，其历史或进、或退、或盘旋而不进不退，不可一概而论。较其大体，不进者宁居多数。自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以来，彼此剌激，互相引发，各处文化愈来愈相接近，可能最后通为一体。其间除高下悬绝，濒于消灭者不计外，大体上又皆有不容不进之势。
所以我们若把全人类历史作一整体看，略去各地各时那些小情节不谈，则前进之大势自不可掩。那么，演进论经修正后还是可以讲的。据说人类学界，近年又有“新演进论” 出来。（1）（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第58页，商务出版。）他们没有了不可免的定律， 而却有某种发展的原则或趋势，可以指出。他们所讲者，取概略形式，而容许特殊的变态。他们又发见“殊途同归”之理。旧说以为类同的事物皆打从同样历程而来；现在知道这样事甚少。而世界上类同的事物，由不同之历程而来者颇有之。其实，以我看人类文化前途，正应该把旧演进论之同途同归观念修改为殊途同归就对了。
如我判断，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体生理心 理与身外环境间）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 ，各走各路。其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在世界文化内，各处自仍有其情调风格之不同。复次，此世界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倒可能次第演出几个阶段来。
五 申述夙见结束上文
上面大意，早曾见于我的旧著。所谓阶梯观与流派观，在十七年前出版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中，就提出说过。而其见解之所本，又在二十七年前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二三十年来，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自有不少修正与许多补充。但只是补充修正而已，没有根本改变过。
以下有四点意见，皆曾见于旧著，而现在为结束上文，需要在此处提醒一下：
第一，中国非是迟慢落后。流俗有见于中国不及西洋之处颇多（例如西洋已经过产 业革命，而中国还没有），便以为西洋进步快，捷足先登，中国进步慢，遂致落伍。其 实错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到达。中国正是后一例。所以我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第65 页，商务版。）中国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已不能进于科学；中国不是尚未进于资本 主义，而是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中国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2）（《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97页，中华书局版。）
第二，中国已是陷于盘旋不进了。中国走上了与西洋不同的路。而它在此路上，又走不出去；遂陷于盘旋不进。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即此盘旋不进之表露。我曾说它是“不痛不痒无可指名的大病”，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它会要长此终古。我又指出它是“上下交相牵掣，自陷于绝境”。其所以致此之故，旧著两书已有所说明（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 后觉悟》第97页。），本书将更详究。
第三，中国较之西洋，是因其过而后不及的。例如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在中国皆曾有萌芽茁露，而且萌芽甚早。后来之不见，是萎缩荒废的。当其萎废时，不是无原无故忽然萎废；乃是它向别途发展去之结果。因此所以中国文化有些不及西洋处，亦有些高 过西洋处。正因它有所超过，而后乃有所不及的。旧著均曾论及，本书更阐明此义。
第四，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是我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之根本观念。旧著已发其端，本书正图完成其说。
第三章 集团生活的西方人
一 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现在我们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一个问题，莫妙于把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便也不能不两样了。此并非说，其他都是被决定的，不过指出这里是文化要领所在。我们选择“中国人的家”这一问题为研究入手处。正为此。然而昔人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关在中国社会构造里面，反而弄不清头脑。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
我们张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与苏联对立的问题。他们彼此立国之道，亦就是 他们的社会构造，正好不同：一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一方是社会本位的社会。其问题 ，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难。而稍一寻究，便知这是西方人的老问题了。西洋自中世 纪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就在团体与个人这两端，此高彼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 不已。这是他们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闹来闹去最大问题之一（甚至可说唯一大问题），所谓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如是 种种，热闹非常，聚讼不休。但在我们历史上却一直未曾听说过。假若你以“个人主义 ”这句话向旧日中国人去说，可能说了半天，他还是瞠目结舌索解无从。因为他生活经 验上原无此问题在，意识上自难以构想。虽经过几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输入，在今天百 分九十九的中国人，亦还把它当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词，而不知其理。中国社会构造之悬 殊，此其明证。
顷所谓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须不嫌词费，在这里叙明它。这最好就从德谟克拉西说起 ——
德谟克拉西，虽远自希腊已征见于政体，但毕竟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会人生，从中世到近代为一大转变。其间经过所谓“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人权宣言”……外观上形形色色，骨子里一贯下来，原都相通。德谟克拉西风气，即构成于此。既经种种运动，许多奋头，以至革命流血，而后乃得奠定其原则，实现其制度。这当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要知道近代这一转变，实在是对于其中世社会人生之反动。所谓从“宗教改革”以至“ 人权宣言”一贯相通的，无非“我”之觉醒（1）（参看商务出版，蒋方震译《近世我之自觉史》前半部。），直接间接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抬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 代文化之主潮；从思想到实际生活，从生活的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继而弥漫，终则改变了一切。它不是别的，它是过强的集团生活下激起来的反抗，见出一种离心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从这一点，向上追寻，向下观望，则前后变化无不在目；而社会演进上中西之殊途，对照着亦可看出了。
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 的团体生活。进步的，乃对于不进步而说。其特征在：团体中各个分子从不自觉渐有了 自觉，从被动渐转入主动；团体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盖社会契约说（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于人类历史实情，学者之论证已 明。人类之集团生活，不出于自觉地结合；其间多数人之处于被动，从古已然。必待经 济进步，文化增高，而后渐渐改变。此改变在任何一较高文化社会要莫能外。然以西洋 中古社会，其集团性太强，对于个人压制干涉过甚，从而其反动之来亦特著。离心倾向 于社会生活，虽非佳兆；然在此，则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的事。团体生 活经其分子自觉主动地参加，尤见生动有力。一二百年间，西洋社会所以呈现高度之活 泼，进步如飞，造成晚近之灿烂文明，要得力于此。
事同一理，日本以东方小小农国，在短短四五十年间，所以实飞猛进，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侪伍西洋，称霸东亚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维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权公民权付与国民，社会生活不变之故。
但此所谓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为过去了事了。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这就是与个人本位相反的社会本位思想，与崇尚自由相反的讲究统制，不惜干涉人们的一切。
这一新潮流席卷欧洲，却打从两面而来：一面是布尔塞维克发动于俄国；一面是法西斯出现于意大利，又加之以纳粹在德国。虽重个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国，时势所趋，几亦莫能有外。事事步趋西洋如日本，常常处于被动如中国者，更不论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本虽败，潮流未改。盖这不止是一时风气；其方针 所指，实将开出人类社会之新局（社会本位的社会）。
为什么转变到如此相反，实为百余年前的人所梦想不到。（1）（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首领劳合乔治曾深有此叹，见1934年2月报纸。）寻其转变之由，盖当个人解放之初，经济上深得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好处者，后来社会上却大受其弊。特别是盲目生产，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演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则阶级斗争，在外则民族斗争，整个世界苦痛不安，人类文明有自毁之虞。方利弊互见之时，早已有反对理论，乃至反对的运动。然而它未发挥到尽头处，事实上不会转弯。卒以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后，时机到来，此伏流遂涌为高潮。虽因各处背景条件不同，表现之姿态各异，然其倾向一致固自明白。要而言之，集团又压倒了个人，保护干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为近代潮流之反动。
三十年来（1917—1947），此相反之两面，各自经过许多宛转变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这就是英美；一面是崭新然益强益固——这就是苏联。其各自经过之宛转变化，诚然说之不尽；然而亦可一言而尽。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于团体与个人之两端，却尽可抑之扬之，时张时弛。宛转云者，殆不外是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来其各自之宛转变化，不过更加证明他们的问题在此，不详论亦可。现在要问的是：他们西方人究竟怎样走进这问题中，而我们中国人何以会留在这问题外？
二 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