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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

中国文化要义-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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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古今之别,并无中外之异,显见其不然。

东荪先生所谓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话来说,便是:西洋人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之理智;中国人则由理性早启,其理智转被抑而不申。盖就身体是图生存之具来说,理智是身体的顶点,犹兵器之有锋刃,必用到理智方得尽其图生存之能事。然若理智直接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必藉理智和官体对外产生出知识来,再根据知识以解决生存问题,其用始大。这就要经过好奇心或游戏本能转一个弯。好奇心或游戏本能,在生物进化中随着理智之逐渐展开而肇见于高等动物间,至人类最发达。它一面是从身体来的一种本能兴趣,有异乎理智之冷静,却又一面超脱于身体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无所为,恰恰在身体理智间作桥梁。尤其是好奇心,殆为动之终而静之始。其为研究而研究,实知识学问创造之所资。西洋自古艳称“爱智”,其科学正由哲学衍来。中国后世之无科学,即为其古代无哲学,哲学只是西洋所有物,亦犹乎科学只是西洋有之。在古中国,哲学只不过是其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在古印度则为其宗教实践之副产物,皆未尝独立自存。似此思路之不同,岂非彼此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在学术上,在文化上, 明明是东西流派之分甚早,岂得看做一古一今?

中西学术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们初不完全否认。即如学术混合,学不能独立于术之外而自行发展,古时通例如此,中国亦如此。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着不会发达,恰落于“ 不学无术”(借用)那句老话。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痛予揭出。(1)(旧著云:早然书史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经济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系统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农政和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医经和治病的六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中略)此其结果,学固然没有了,术亦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6~31页。)若问何以古时通例如此?则为人类文化之初,莫不从身体出发,其时头脑冷静不足,理智尚未得申。必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理智申发,乃不涉应用,专于求知而成学。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应用顺序,却不料中国沿袭古初,一直不改。关于中国人不能离用而求知这一点,有识者多能见到,东荪先生外,故张荫麟教授亦曾提出说过。(1)(张荫麟教授论文有云:过去中西文化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意识价值里,实际价值压倒了观念的价值。——原文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一期。)他并且说:

许多中国人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利用厚生)事业之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重功利。这是大错特错的。(见《思想与时代》月刊,张著 :《中西文化差异》)

其实张君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流俗的错误,是忽略了西方学术之成就,正在其静心求知,绝不急功近利,张君所指斥者诚是。然若根据这个,就硬说西洋是不尚功利的,而中国却一向是重功利,把从来一般论调完全翻案,是否得为公允?是不是中肯?正恐张君亦自不能无疑。这就为他未及认识人类生命这一曲折,功利为图生存之表露,发乎身体,然当其进达顶点,却变为理智冷静,恍若无所为,冷静本为犹豫之延长,虽若无所为,其实还是功利。西洋之卒不出乎功利者以此。质言之,非超越身体之有对,而到人心之无对,不能超越功利。近代以来之西方文明,大致是顺着身体发展工具(见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岂无由哉!至于中国不能离术而有学,当然是冷静不足。但冷静不足 有二,一为通例,一为变例。张君又未及辨。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是为古初之通例,中国人显然不属于此。何以言之?(一)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最 好之例是甄克斯《社会通诠》所述西洋人,当民治初起,还不晓得投票时,那种开会表决,那种选举竞争。——请回看上章所引录。窃恐在中国早不会有这样事情。反之,温文尔雅,雍容揖让,以理性代冲动,在中国却见之最早。老实说,自周孔之礼乐教化以来,中国人的身体势力毋宁是弱而不强了。(二)冷静分析莫如论理、数理。论理学和认识论,在先秦尚有可见,而后来倒没有了。《周髀》《九章》发明何等早,而后来历算倒要靠伊斯兰教和西洋。是知中国不是未进于理智,乃是进而复退。前于第一章讲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学在中国早有萌芽,无奈其后退而不见。理智未进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说是变例。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为变例。

变例怎样发生?中国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体出发。但正在进达理智之际,理性肇 启,理性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是动而非静。于是身体之动,转化为理性之动,本能之情导入于理性之情。若云以此代彼,诚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间,牵混不清,接连一气,却是极容易的了。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静不足,冷静不足之由来在此。

从这里便有下列三点情形呈现——

前云“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就在这时。此时人与大自然之间,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样划分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此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学者多能言之。(1)(在西洋,人与自然仿佛分离对立,在中国,则人与自然融合。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会言之。又鲁迅壁下译丛译厨川白村《东西人之自然诗观》,论之最详。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说: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贡献,亦是此意。中外学者言之者尚多,不备举。)人之所以对物者在知 识,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而中国人则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对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倾向,大为减退。所以中国学术中,恒以浑沦代分明,以活动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识。物生于知识,知识生于物。中国人不倾向知识,亦就失去了物。

前云“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就在此时。此时人与人之间,其生命相联相通之一硕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对人的问题就不致全为人对物的问题所掩盖。当人类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对物问题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对物者对之。一般说:人对物问题是掩盖了人对人问题的,独中国不同。如我所说,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中国很早萌露;如亡友万君所说,中国文化特色在把安的问题提到养的问题之上(见第十一章),都是指此。修己安人的学问和“士”之一项人,亦都生于此。一切请回看前文,此不重叙。以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遽尔如此,故为忽略于物。

前云“不再向物进攻,亦无从攻得入”,就在此时。此时由第二问题引起第二态度,由通常之向外看转而向里。有如旧著所说:

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其实化宇宙为物质,化宇宙为空间耳。曰遇 物质,遇空间,特顺俗言之),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洽便适用之地。转回来看自己,则 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一新意义之时间,非俗常所说分段的时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西洋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向外用去,自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更以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而中国天才英伟之伦,则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 ……(下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77页)

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即是不再向物进攻。以习于反身理会动的生命之故,纵然仰观俯察,而观点已换,思路不同,对物即无从攻得入。——用张东荪先生的话:只是“横牵联”,不作“直穿入”。

末后要说:唯西洋有其宗教,斯有其科学。习俗但见宗教科学之相冲突,而不知其间线索之正相联。东荪先生在《知识与文化》上既加以申论,并援以西哲为证:

斯宾格拉告诉我们说,自然科学的前身是宗教(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 p。 380)。怀特海亦说:近世科学之发生与中世纪宗教信仰有关。西方学者对于这点,似 早有明切认定,我不必再引为是自我作古了。科学既是从宗教来的,则可知在西方文化上二者乃是一枝并蒂花。(见原书录三第九段)

这大都是从思路上说。事实上,当初科学研究及其传播,岂不又是得力于教会教士们? 尤有不可不知者:科学进步是属于知识一面的事。在一社会中,这一面所以能有进步,端在其众人情志一面之能安稳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却全靠其宗教。若没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维系其社会,则近世科学之发生发展又是不可想象的。对照中国,则由理性早启而宗教缺乏,与其无科学,亦正是一贯的事情。

二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中国人既理性早启,冷静不足,展转相引,乃愈来愈长于理性,愈短于理智。西洋人反此,他们恰是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试为勘对,事实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国固曾以一些物质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我们文化之开发早于他们一步。其后便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等,虽那些德国人法国人将中国社会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足。十九世纪以来,此种形势一直未改,不过中国人于震惊西洋物质文明之余,更在社会人生一面失去自信罢了。19 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亦还是说“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今后当谋其融合沟通。(1)(民国九年杜威博士来华,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特致此意。当时张申府曾拟译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体认情理 者为理性,考验物理者为理智。中西各有偏长,此可见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识发展者,更还而追穷分析到知识自身,是即康德以来之认识论,认识此认识,冷静复冷静,达于理智之最高点。偏乎理性一边之中国,则不尚知识而重情义,发展至王学(王阳明之学)乃造其极。王学讲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良知则无所取于后天知识,力行则反冷静。良知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中西两方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此其可见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凭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义理。中国则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极力启发人之自觉向上,从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内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教诫,得罪于神。在欧洲,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德的人。所以罗素游中国后,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 “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之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 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2)(罗素著《中国之问题》第35页及第189页。)此其理性之长短,岂不昭然?直待后来宗教改革,人们意识乃见觉醒。然在西洋之所谓“理性主 义”,其大陆哲学之所谓“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纪之为“理性时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于此所谓理性,尚不甚显。试看其近代人生风气丕变者,曾不外一变于逐求现世幸福而可知。哲学虽代宗教而兴,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学,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以至后来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各自欲望活动分限,而得遂其活动。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私欲望之满足。总之,人生以欲望为本,而运用理智,计算得失而已。其不同于中古者,只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诫。然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原属一条脉路,变而未变。对于义利是非,向上一念,岂不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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