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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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 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思想与时代》月刊有张其昀教授《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一文，即其一。），从历史引出许多证据，以明 其不然。其实至多不过证明常态变态相间互见，固不能把变态否认掉。中国历史原多往复之象，尽管未曾一变到底，而变态之发见不亦尽够严重了吗？即此已尽足显示其文化 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论究者在。在这里则至少见出国际对抗性之特弱，与其大有可观之国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绝不相称。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各辞也。标名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他人，始见有我也。……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下略）（见《饮冰室文集》 《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而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中国人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结算，所得犹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扩大也。欧洲讫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盖此之由。（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出顾乐《日知录》论正如风俗一段。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 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 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 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 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 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 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 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 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 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像共产党为 了争求一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
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述各家思想不同，而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以行，绝不以一部分自画。而儒家态度则尤其分明。兹引叙于下：
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
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
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第三，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
（见《公羊传》注，哀公十四年）
盖谓国家观念仅为据乱时所宜有。“据乱”云者，谓根据其时之乱世为出发点而施之以治也。治之目的在平天下；故渐进则由乱而升至于平；更进则为太平。太平之世，无复国家之见存，无复种族之见存。
至孟子时，列国对抗之形势更显著，而排斥国家主义也变更力。（中略）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63—265页）
后世读书人之开口天下闭口天下，当然由此启发。然不止读书人，农工商等一般人的意识又何尝不如此。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国家意识，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阶级意识（ 这是与国家意识相应不离的），像他们那样明且强的种族意识（这是先乎国家意识而仍以类相从者），在我们都没有。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 轻忽了。
中国人头脑何为而如是？若一概以为是先哲思想领导之结果，那便不对。此自反映着一 大事实：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于是我有中国西洋第二对照图。
从个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会关系，由下至上共约之为四级，如图。四级各具特征：
一、个人——出发点；
二、家庭——本于人生自然有的夫妇父子等关系；
三、团体——没有界别的组织；
四、天下——关系普及不分畛域。
在西洋人的意识中生活中，最占位置者为个人与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则为家庭与天下两级。此其大较也。
有人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见林语堂著《中国文化之精神》。）这话大体是不错的。
中 国 西 洋
天 下 天 下
团 体 团 体
家 庭 家 庭
个 人 个 人
中国西洋对照图之二
图例：
（一）“天下”泛指社会或世界人类或国际等；
（二）“团体”指国家或宗教团体或种族团体或阶级团休等；
（三）“家庭”兼家族亲戚等而言；
（四）字体大小即其意识强弱位置轻重之表示。
二 国家构成于阶级统治
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自然很亲切；国家要藉人民以与邻国竞争，亦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但在同等面积之中国，却自秦汉大一统之后，无复战国相角形势，虽有邻邦外族，文化又远出我下，显见得外面缺乏国际竞争，从而内部亦解弛不来，而放任，而消极。正如近百年来，我们处于世界新环境中，政治上又不得不积极起来一样。此种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谁亦不否认。然而其社会构造本身不适于对外抗衡竞争，不适于对内统治，却是基本的。此即上面我所云“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浑融”那一大事实。
难道“社会”与“国家”，必是分别对立的吗？从西洋历史事所形成之观念，确是如此 的。奥本海末尔在其名著《国家论》序言中，说道：
与国家观念相对立的社会观念，最初于洛克（Locke）见之；从此以来。此种对立愈益确 定。
他并说明：始而是第三阶级起来自己认做是“社会”，而据以反对封建之“国家”。继而是第四阶级起来，又自己认作“社会”，而把第三阶级当做“国家”以反对之。他们观念中共同之处，便是同认“国家”起源于侵犯自然法而存续下来的特权集体；“社会 ”方为顺乎自然法的人道结合型。他们盖同认“国家”为魔鬼之城（Civitas Diaboli） ，而“社会”则为上帝之城（Civitas Dei）。他们所不同者：前者宣称资本主义社会便 是自然法过程之结果；后者却谓这过程尚未到达其目的，必待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乃是。大约在西欧，都是这样观念。只有德国学者多半崇拜国家，恰颠倒之，以国家为天堂，以社会为地狱。但其后亦转变过来，而接受西欧观念了；如马克思等其著者。奥本海末尔声明自己亦是如此。
奥氏全书繁征博引，正亦不外指出此一问题在历史上如何兴起，及其将如何消掉。他大意说，人类求生存，为获得其所必需之资料，有两个不同的手段。一是人们自己劳动，或以自己劳动与别人劳动为等价交换，此即谓之经济手段。又一是强把别人劳动无代价收夺过来，此即谓之政治手段。社会，便是从经济手段发达而来，而国家，则起源于政治手段。自古讫今，人类历史之发展要不外经济手段对于政治手段之争衡，逐步驱除它，以至最后胜利而后已。最后，政治手段全消灭，有社会而无国家。国家就变成他所说之“自由市民团体”，其组织纯基于自然关系，无复武力统治在内。——读者试取前章讲社会阶级之所以形成而终于要解放者，与此互参，则其间理致自易明白。
国家寄托在武力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说武力专为行剥削而来，而国家即起源于此，存在于此，则不免太偏。纵然国家可能起源于此；但国家之所以留存下来，而且还有其一段发展，显然不在此。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它一面能防御外来侵扰，一面能镇抑内里哄乱，而给社会以安全和秩序。无安定，无秩序，大家不能生活。安定和秩序，能得之于理性，自然最好。但于对外讲不通不时，或对内讲不通之时，其势只有诉之于武力。掌握武力而负担此对内对外之责任者，即国家。必要到人类文化较之今日远有高度发展，单恃理性即足以解决一切，而后武力自然可废，国家自然亦必变形。然这却必待经济极高进步之后，只可期诸未来，非所语于过去。
国家必然是一种武力统治，其理如上已明。但何以又必是阶级统治呢？这因为武力不过 是一工具，还必得有一主体操持它；此主体恒为一阶级。照理说，武力应属于国家，国家即为其主体。但这不过是一句空话。要实际作到，必须全国人无论何时，始终只有一个意志而无二。试问事实上可能不可能呢？照眼见之事实，一国之内恒有阶级、种族、 宗教、职业、地域种种不同，而不免各有立场。其间意志统一而出于非勉强之时，殊不多遘。特别是阶级不能没有；而阶级间之矛盾，有时虽外患当前亦不能掩盖，在对内问题上更不待言。武力既经常地为对内统治的后盾，则操持此武力者为谁，岂不明白？故 尔此主体例以国家尸其名，而实际则为一阶级——统治兼剥削的那一阶级。在封建之世，几乎那全阶级就是一武力集团，其为阶级统治最彰露。后来文化进步如近代国家者，则武力渐隐，阶级在法律上似不存在。然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事实，即托存于法律秩序；而法律秩序之维持，则有国家的军警法庭为后盾。此不过其施行统治较为间接而已，固依然是阶级流治也。
其次我们还要知道，设若不是阶级便难当主体之任。主体与工具，必须相称。若不相称，宁可主体大而工具小，万不能主体小而工具大；那就不是力量，反而是累赘阻碍了。 前章说，国家是一大强制力。强制必有两面，两面人数虽不必相当，但总不能以一人对 大众。所以像中国历史上，全国庞大武力而以一人一姓为其主体，而太不相称，为事实 所不许。只有在中原逐鹿，两军相对情势下，要拥戴服从一个首领，乃能作战取胜；那 一时，此首领很像就是武力的主体。一旦对方消灭了，则此方诸将领即无永甘服从于一 人之必要。此为历代创业之主最难应付的大问题，宋太祖曾明白说出。且亦只有他“杯 酒释兵权”，得以轻松度过。其余，对于他所共图天下的那些功臣，总不�
